《飞鸟集》导读范文

《飞鸟集》导读

【作者简介】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获该奖的第一位东方作家。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二十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其重要诗作有诗集《金帆船》（1894）《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访华，“泰戈尔热”进入高潮。他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1956年，周恩来总理回忆时说：“泰戈尔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他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其中郭沫若、冰心受到的影响最深。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集《繁星》和《春水》。她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郭沫若、冰心等人又以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节选）：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献歌》（1912）是一部宗教的诗集，这部作品使评委们尤为关注。自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虽然作者本人就文化教养和创作实践而言，他是一个印地语诗人，但他却给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而这新装在形式与灵感的独立性上都同样完美。由于克服了语言的屏障，这使得那些在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对贵族文学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能够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现在，各方面的赞誉纷至沓来，这些赞誉并非是由于读到他的孟加拉语的诗，也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或是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是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由于他是英语言诗歌艺术的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这种诗歌艺术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遍及天涯海角。他的诗一问世便立刻受到人们的热情的赞美，这些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它的完美性，就是指诗人将他自己本身的意念，同他借鉴而来的意念和谐地熔铸为一个整体；二是文体的韵律均衡，引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把诗的阴柔情调与散文的阳刚力量融为合一”；三是他的措词严谨，或者说是用词典雅，以及在选词择字上和借助于另一种语言来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时那种趣味甚高的审美格调，简而言之，这些特征在原作中是固有的，然而在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表达时，能依然神形皆备则尤为难能可贵。

这一评价用于第二部诗集《园丁集》1913也同样适当。在这部作品中，如作者本人所言，

与其说他是在阐释他早期的灵感，倒不如说他是在重新熔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格的另一个侧面，当时，青春的爱情使幸福和烦恼在他心头上交替出现，他时而深陷于这种感情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时而又被生命的浮沉盛衰给人带来的那种渴望与喜悦的感情所征服，但无论何时都可以隐约看见闪烁在一个更高境界中的点点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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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泰戈尔又出版了两部作品，一部是诗集，描写了诗情画意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并以象征的意义取名为《新月集》1913，另一部是讲演集，收集了他在英美各大学的一些演讲词，取名为《生活的实现》1913。这些讲演包含了他对人生旅途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循着这个途径，人可以获得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之光的指引下，人才可能不致虚度年华。泰戈尔对于信仰与思想之关系的热切寻求，使他成为诗人中天赋出众的一位，其特点是思想极为深邃，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温馨的情感和善于比喻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语言。诚然，在富于想象力的文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在音域与色彩上能如此变化多端，并以相同的和谐与优美来表达种种不同的心境，从灵魂对永恒的渴望，一直到天真无邪的孩童在游戏时所激起的那种欢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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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什么地方，泰戈尔总是善于启迪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接受他高深的教诲。在那些受教育者的眼里，他是福音的受惠者，是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这种福音传递给大家。这种福音来自东方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存在早已在我们的猜测之中。泰戈尔将自己近水楼台所获得的宝藏毫无保留地分施给人类，他把自己只看作是个传播的媒介，从不想以什么天才或发明家的身份在人们面前炫耀。西方世界对工作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这是隔绝的城市生活的产物，而这种崇拜时时受到不安因素和竞争精神的刺激；西方人好征服自然，因为他们热衷于谋取利益，诚如泰戈尔所说：“仿佛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我们每想要一样东西，都必须从一种不愿意给予我们的、跟我们怀有敌意的安排中拧取出来一样”；西方人过的是一种匆忙的、疲于奔命的生活；与这些恰恰相反，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的、平静的、奉为神圣的森林中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这种文化寻求的是灵魂的恬静和安宁，这与自然本身的生命是相互和谐的。在泰戈尔向我们展示的这幅诗意的、而非史实的画卷中，他允诺说，这种恬静是人人可以企及的。凭着他先知的天赋，泰戈尔随心所欲地描绘了他的创造性的心灵所呈现的景象，这种景象好像是在开天辟地的远古时代。

然而，他却像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远远躲开那些在市场上被当作东方哲学而兜售的东西，远远躲开灵魂轮回的痛苦恶梦，远远躲开非人格性的“羯磨”以及泛神论的、实际上抽象性的信仰——这种信仰通常被人认为是印度高层次文明的特点，而泰戈尔却不承认这种信仰可以从往日智者渊博的言词中找到根源。泰戈尔仔细研读过吠陀颂歌、《奥义书》以及佛陀本人的言论，他从中发现了那些在他看来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在自然中寻找神性，在那里他实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格，那人格是万能的，是自然中拥抱一切的主，其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呈现在一切短暂的生命之中，呈现在伟大的生命中，也呈现在渺小的生命中，但在那些注定要走向永恒的灵魂中它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将赞美、祈祷的颂歌热情地奉献在这位无名神的脚下，他对神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美学的有神论，那些苦行禁欲，甚至伦理上的严肃正襟都与这种崇拜格格不入。前面所描述的虔敬跟他整个诗作是充分和谐的，这种虔敬使他获得一种安宁。他宣称说，甚至在基督教领域内，那些遭受忧虑折磨的、疲惫不堪的心灵都将会得到这种安宁。

我们不防把它称之为神秘主义，然而这不是那种把个人的人格抛弃以求取被纳入“一切”——而这“一切”又近乎“虚无”——的神秘主义。我们所说的这种神秘主义乃是具备了灵魂的一切才能、并力求将其修炼到最高境界、使之热情洋溢地去迎接活生生的万物之父。在泰戈尔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