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

第２２卷第３期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０１．２２Ｎｏ．３，２００２“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郑振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摘要］“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

现代以来，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先生相继提出“三书说”，开始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王守先生则进一步构建了汉字构形理论，使汉字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六书；汉字；构形；发展；［中图分类号］Ｈ１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７３３（２００２）０３一００３５・０５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

《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数。

”但《周礼》只有“六书”的名称而没有对“六书”的具体阐释。

直到东汉的班固才在《汉书・艺文志》里首次将“六书”细目罗列出来，《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礼》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最早为“六书”逐一下了定义并运用它全面分析汉字结构的是汉代的许慎。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人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日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日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曲，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手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后来的文字学著作一般细目的名称遵从许慎，顺序遵从班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汉字“六书”理论是在古人对汉字构形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汉代经今古文学派的争论中产生的。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对汉字结构分析的朦胧认识，如《左传》中有“止戈为武”、“皿盘为盎”的说法，《韩非子・五蠹》中有“自环者谓之厶，背厶为公”的说法，尽管这些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是零星的，并且带有很大随意性，但却启发了“六书”理论的产生。

而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则直接诱发了许慎研究古文字，提出“六书”理论并具体运用于汉字结构分析的实践中，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派争论的焦点是在经书的内容以及经义的阐释方面，但是由于先秦儒家经典的来源各不相同，古文经多为壁中书，是用战国文字抄写的文本，而今文经则为博士们所传习，是用隶书写成，因此，这场争论与记录典籍的汉字的关系非常密切。

今文学家们不承认古文字，依据已经隶变了的汉字形体任意分析字义，认为“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

３于是产生了诸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ｎ３一类的荒唐说法。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为了比较客观地探索经［收稿日期］２００２一０３—２９（作者简介］郑振峰（１９６５～），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后。

・３５・义，使古书解释有所依凭，终于撰成《说文解字》，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分析汉字结构的“六书”理论，自此以后，“六书”成了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

在以后的汉字研究中，人们对“六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几乎可以构成一门“六书学”。

但是，在近代以前，人们对“六书”的研究基本是对许慎定义予以解释阐发，并未摆脱许慎的基本观点，因此对“六书”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与成就。

“六书”理论是我国最早的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系统理论，它的提出在汉字科学研究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

“六书”理论在全面分析小篆构形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汉字结构类型，首次使汉字内部所隐含的条理显现出来，最早科学地揭示了汉字结构的一般规律，对两千年来的汉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用“六书”理论系统研究汉字的权威性著作《说文解字》诞生到近现代，汉字结构分析一直采用六书分类法，直到今天还被汉字教学所广泛采用。

汉代人虽然已经认识到汉字是可以拆分的，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特别是由于汉字形体的演变，因而其“六书”理论也必然带有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前四书与转注、假借后二书的性质不同，并不在同一平面上。

许慎把结构类型与用字方法都摆到了一个平面上．在实际分析造字方法时，却只用了前四书，并没有转注和假借，这样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人为地放在一个统一的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缺乏严密性。

因此，后人进一步把“六书”分为“四体”、“二用”两大类。

最早明确提出“四体二用”说的是清代的戴震，主张六书的前四书是“体”，即文字形体构造的法则，后二书是“用”，即使用文字的法则，他在《答江慎修论小学书》中说：“大致造字之始，元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日‘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

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

取乎声谐，日‘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

四者，书之体止此矣。

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日‘转注’。

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日‘假借’。

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ｎ１以后研究“六书”的人多沿袭了这一说法。

第二，“六书”中每一书的界定都不够明确。

除了转注一书由于定义的含混且又例证不足成了千古疑案之处，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间仅仅靠许慎的定义也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前四书之间经常会有互相界限不清的地方。

后世学者常常把“六书”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而遇到不符合“六书”条例者，不惜生搬硬套，进而把“六书”中每一条例分成若干细目，内容庞杂，条例繁多，这便使得原本有价值的“六书”成了汉字研究的桎梏。

此外，又由于各书之间的互相界限不清，使得～些字的归类人各不同。

如“交”“眉”“石”等字，有人归象形，有人归指事，还有人归会意，一字而可归三类，可见各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第三，“六书”理论主要是依据篆文建立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篆文以前的甲骨文和小篆以前的隶书和楷书，都有一些“六书”理论所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

例如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会形合成字，隶书以后的构件粘合的字等，都是“六书”所不能分析的。

试图用“六书”来分析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隶变、楷化后的所有汉字，这种做法固然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看到“六书”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历史层面上的汉字而对它横加指责，这种做法也是缺乏历史观念的。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在一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评价某种理论的得失，应把它放在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去考察，看它与前代相比有哪些进步，与后代相比有哪些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六书”作为分析汉字结构的传统方法，统治了汉字结构分析近两千年。

基于“六书”的局限，在分析古文字材料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相继提出新的汉字构造学说。

２０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第一个开始批判传统“六书”，提出了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

象形文字是像实物之形的文字，形声文字是注有声符的文字，除去象单体物形的象形字和注有声符的形声字，剩下的都是象意文字，包括传统文字学中的“合体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

，。

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形、意、声是文字的・３６・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

州∞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是对传统“六书”理论的一次挑战，自此有许多学者意识到“六书”的不足，并试图创立出新的分析方法。

陈梦家先生认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也有局限：“象形”、“象意”二书界限不明确，应该合并为象形，假借字不应该排除在汉字的基本类型之外。

他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

裘锡圭先生基本同意陈梦家的“三书”说，但认为“象形”不足以概括全部的表意字，主张将“象形”改为“表意”，“三书”应为表意、假借、形声。

并进一步分析了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凸３。

以上新旧“三书”说，在传统“六书”的基础上，从汉字的形体及语言的音、义联系等方面出发，分析了汉字的构造方式，使汉字结构理论更趋于细致、严密而逐渐完善，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在汉字结构分析的实际操作中，却很少采用，其主要原因是，以上分析方法虽然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但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六书”的格局，对经过长期历史演变与积蕴而形成的越来越复杂的汉字构形，不能穷尽性地涵盖，在所设定的“三书”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外情况无法收容，因而缺乏可操作性。

另外，研究汉字的结构，是将汉字功能合在其中，还是分开考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研究汉字结构类型，不必非把汉字的记录功能揉合进去，并不需要针对汉字在文献中的不同用法而作出不同的处理，如果考虑汉字功能，认为“花草”的“花”是形声字，而“花钱”的“花”是表音的假借字，那么汉字结构问题将变得更加繁琐而复杂。

同时，依据字的意义来讲结构类型，则字的本义、假借义、引申义非常多，使用者的情况也很不一样。

这样讲文字的结构类型就失去了客观标准，脱离了文字的本体研究。

在确立分析汉字构形的原则和方法时，以下几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表现出不同的形制，具有不同的构形特点，如果不对各个历时层面的汉字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

这一点，很多学者其实都已经注意到了。

他们认为，“把许多不同时代的材料，骤然合并，易致混乱，每一文字，没有经过严密整理，骤然论述，难免错误。

”“¨‘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其直接的结果是汉字各时代的平面现象了解、考察、研究得不充分，当然会影响各断代汉字系统的描写以及平面汉字结构的论述。

汉字平面系统规律性的探讨和理论上的总结也就难以进行。

”。

，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虽然具有不同的构形特点，但汉字的发展又具有传承性、渐进性、阶段性。

在汉字演变的过程中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汉字都有其不同予其他时期汉字的个性，同时又都有其同于其他时期的共性，各个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的演变往往有迹可寻。

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在整个历史演变中不变的又是什么，其中隐含着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历时层面的汉字系统进行全面系统的测查和构形分析，弄清每个平面构形系统的面貌，再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全面对比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