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振玉和王国维通信的学术内容

论罗振玉和王国维通信的学术内容①王庆祥2013-03-01 16:06:00 来源：《东北史地》2012年5期内容提要：罗振玉、王国维皆是近代中国的国学大师，罗王交往的始末历程在两人的遗札中有全面真实的呈现，内容涉及他们撰写的许多有影响之学术著作，涉及他们与中日两国上层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交往，涉及两位文化名人的生平大事，可以解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文化史上许多疑案，可以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环境、研究水平和学人风气，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不可低估。

关键词：罗振玉王国维罗王之学书信学术作者简介：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国学大师，其一生致力于文化和文献事业，著书立说，取得重要学术成就，影响于民族发展者甚大，这一切在他的遗札中都有呈现和反映。

而且，往往能够彰显某一研究选题的萌芽、起落和成熟过程，乃至问世方式、学界反响等的学术史资料，更加有利于后世学人对相关研究的理解、承继与发扬。

迄今存世的罗振玉家书暨其他遗札，特别是他与王国维往来书信，也是罗雪堂学术论著之中很重要的一种，不可缺失，也不容忘记。

我将侧重从罗振玉和王国维往来通信的角度，谈及雪堂遗札的学术内容。

一、隔海望，国际通邮学术情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共700余札，绝大多数还保存着，在王身后由赵万里整理粘贴，捐赠北京图书馆。

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或存藏于北京图书馆，或存藏于旅顺博物馆，或由罗家自珍，也大部存世。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得到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师全力支持与面对面指导，得到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列入出版规划、拨付经费赞助，遂有机会获取罗王通邮信函全部照相原件千余札。

从1993年8月起历时6载有余，对行文好像“春蚓秋蛇”、“字如小蝇、形同龟殷”、极难辨认的原札，施以识辨、校勘、注释、考证、确定顺序、撰写按语等为一体的系统研究，而终于在1999年10月末完成《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一书。

该书2000年7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做了这件事我很高兴，希望有益于学界，有益于我国文化建设。

更希望我国学人在研究雪堂先生学术论著的同时，也不要忽视罗王通信中的学术之论。

1.自1898年至1916年只留下少量便笺罗王早期交往始于1898年6月，到1911年11月两人相携东渡约13年半时间，罗慧眼识珠发现了王，并把他一步步带入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等研究的深层领域，惜其间两人往来便笺或信函未能保存。

自罗王东渡至1916年2月王应聘返沪，两人身在异邦而朝夕相守切磋论学，研究方向也渐趋一致。

东渡之初王住在罗家，帮罗整理藏书并编目。

1912年4月王移居邻屋，虽每日相见，也时而传递便笺。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最早的一批札件即此时留下的便笺。

可见罗怎样影响王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且在研究方向和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2.自1916年2月至1919年春末两人通信多为学术交流自1916年2月王国维回国，罗王就开始频繁通信。

在返沪客轮上，三五天内王便给罗寄出两函，都是讨论石鼓文中某字的破译。

现存两人通信中多为学术交流，其时王正从事古文字、古器物研究，每有心得必致信罗，谈研究思路、进程和方法，如1916年8月27日王因撰成《毛公鼎考释》致信罗，谈及研究方法新体会。

同年王撰写《魏石经考》与罗通札更多，留下关于魏石经考证的宝贵实践经验。

三年中两人都在学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王国维以几篇为甲骨学奠基的鸿篇巨制，赢得世界性和历史性学术声誉。

两人通信中有大量关于研究选题的自我思考，以及选题确定后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形成结论，或补充、修正、完善研究成果的自我述说，特别是关于成果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说明，如果没有罗在频繁通信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王也很难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

我们在两位国学大师往来书札中，几乎可以找到他们各自完成的全部文章之论点、论据的来龙去脉，足以凸显其治学态度和学问步步深入的轨迹。

如1916年8至10月王撰写《汉魏博士考》，与罗书札往来10余通，讨论从立题到定稿全过程。

作为学术问题两人也有争论，这更能促进学术发展。

如1916年11月王撰成《汉代古文考》三卷，首次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罗有怀疑，但近年出土的楚墓残简等文物证明王说是正确的。

在两人往来书札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许多研究课题，实际也是前此与罗振玉合作研究的继续，如他在1916年三四月间撰写的《殷礼小记》和《殷礼征文》“皆祭礼事”，系补罗“考释所未备者”。

再如他1916年3月撰写《流沙坠简考释补证》，也是对前此两人合著之“违失漏略”给以“一一正之”或“补苴前说”。

3.两人通信展现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成稿经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最重要的甲骨学著作，开创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证实殷先公自上甲以下的次序，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错误，同时也证明《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说明《史记》与史实基本相符，他利用甲骨文资料重建了殷代信史。

然而，如此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虽成于王手，但在若干关键环节上都有罗参与。

通信呈现出该文成稿经过，可知两人学术交往的重要作用。

起初，罗振玉编撰了《殷虚文字前编》、《殷虚文字后编》和《殷虚文字菁华》等书，只录卜辞，未加释文。

继而汇辑可识可读之甲骨文字五百余，撰成《殷虚书契考释》。

稍后又汇辑不可遽释的甲骨文字共千余，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与前书互为表里。

王乃因《待问编》而深入研究，并在罗已考出卜辞内“王亥”为人名的基础上，又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找到根据，“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进而依次考定卜辞中先公先王共13人的名字。

罗获悉后“索稿甚亟”，王乃寄出1917年2月28日所成第二稿，罗惊为绝作，两度复函，且进一步释读了卜辞中“上甲”二字。

同年3、4、5月中，王又见到英伦哈同氏所藏殷虚文字拓本凡八百纸和为养疴而来沪的罗所携新拓书契文字约千纸等新资料，发现两家墨本中有可作延津之合者可以补正前说，乃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4.两人通信促进了《殷周制度论》等重要论文和著作的问世1917年9月问撰写的《殷周制度论》，也是王国维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对于殷商制度的探源和殷周制度的异同，都能发千古之秘。

尤其他在此文中开创了研究甲骨文和古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学界产生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影响。

撰写期间他与罗振玉数度通札，依次讨论文章的体例、目录、修改和定稿，应该说，罗也有力地参与了它的问世。

1917年8至9月，王国维撰写《两周金石文韵读》期间也多次与罗振玉通信，说明他从事古韵研究的旨趣所在，认为古韵之学是古今学术发展的尖端学科，至清代王念孙、江有诰诸人而至精密完善，以为后世无可增损。

然而，这些学者没有搜集金石文字等方面的资料，王乃以此文补充之。

两人细致讨论了撰写该文的思路、需要使用的资料和叙述方式等，实为大学问家的自我剖白。

罗王通信还常讨论各自拟议中的学术选题，有些尚未付诸操作而成文，却给后来入此领域之学者留下登堂入室的阶梯。

如1917年10月初王拟考订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时代，乃致信罗，说明了他想采用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又如1917年10月下旬，王撰成《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刻石跋》，我们从罗王就此信的通函中可知该选题的出现是因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赠王一册《丸都山纪功刻石》残卷，他查阅《北史》等文献，知“高句骊都于丸都之下”，则此刻石自是“人间瑰宝”，遂把这一残卷的影照拓本加以装裱，并“漫书其上，得千字”，后经修改乃成此跋，继又拟寻觅原石。

显然，这一实情对后世学人是很有价值的。

罗王通信中还有两人讨论《续皇朝文献通考》、《仓颉篇》重辑本、《声韵续考》、《徐俟斋先生年谱》等选题的情况。

5.两人通信可见罗王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条件互补和相互支持对一位古文献研究者来说，丰富的藏书是最必要的条件。

王返沪后自谓从事著述“与曩在大云书库中左右采获，难易不啻霄壤”，感觉真实，也体现出他在日本期间的著述，实导源于罗家大云书库。

王的学术研究、课题转向等，都与罗家藏书有着如鱼得水的关系。

1916年10月上旬，罗振玉曾写信建议王国维仍返日本寓居，王回信表示“维所极愿”，并提出“回归海宁故居”和“寓沪”两种设想，出发点仍在其研究需要与罗交流和对大云书库的依赖。

罗之研究及其成果刊布同样需要王的协力，据统计，1916年内印成的《殷虚书契后编》二卷、《古器物范图录》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虚古器物图录》二卷、《古明器图录》三卷等罗著五种，就是由王经手送入邹景叔主编的《艺术丛编》而刊出。

1916年10月两人通信还讨论过明本《孔子家语》、永乐本刘向《说苑》、孔刻《北堂书钞》等版本优劣，王多次写信建议罗收藏《印举》拓本和《澄清堂帖》。

1916年12月，王偶在上海书肆购得孙诒让遗稿《契文举例》，欣喜异常，此乃甲骨文早期著作手稿本，书中谬误虽多，“然筚路椎轮不能不推此也”，即寄罗编入《吉石庵丛书》行世。

罗王在通信中互相鼓励，对他们共同的学术事业起到良好作用。

例如1916年2月罗在信中对王既有厚望，又有很高评价，认为十年后王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

又如1916年12月29日，王获悉罗患病即写信慰问，把罗的学术成就与南沈(沈曾植)北柯(柯劭志)相提并论，三人中罗最年轻，而前程更远大，这不是虚誉，是实事求是的。

6.关于行止踪迹等书札内容也密切关联学术论学之余，罗王通信还谈及对时局的看法，谈到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盛宣怀、徐世昌、岑春煊、康有为、张勋、梁士诒、梁启超、陆荣廷，更关注清官小朝廷和溥仪，还有著名遗老等。

两位学者不但详记他们的著述、学术和政治活动，还辅以生活状貌、行止踪迹。

从两人通信中还能发现某些重要的思想苗头和重大事件。

例如王返国后不断给罗写信谈到就任《学术丛编》编辑之职后的新环境，他对哈同、罗迦陵、姬佛陀等人的认识和评价等。

1917年9月初蔡元培聘请王出任京师大学教授被辞谢，1918年1月蔡元培再度聘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仍加婉拒，1918年9月日本友人内藤博士欲延王前往日本大学任教等，都在两人书札中有过磋商。

可以说，罗王通信是研究两位国学大师生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罗王通信中也有大量关于同时代其他著名学人的评论，如对沈曾植、缪荃孙、柯劭忞、蒋孟苹、朱祖谋等，不仅涉及他们的著作、观点，还常常透露他们的生平内情或生活细节。

二、成亲家，频繁通信皆学问自1919年5月罗第三女罗孝纯与王之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结婚，罗王两家成为亲家，两人20年情谊和学术交往又迈进一大步，至1923年4月16日王奉溥仪“诏”离沪赴京“入值”南书房，其间四年两人通信近200封，内容也关涉学术最多。

1.两人通信与伯希和的《摩尼教考》和王国维的《西胡考》两人通信中谈到由阅读伯希和所撰《摩尼教考》而引发的对研究回鹘爱登里罗可汗碑、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等拓本的兴趣，还讨论过《大云经》，王提出拟作《西胡考》，“将古书所云胡者集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