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

一、学术三变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

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

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

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kant）（即康德）《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评》写于1871年是康德的代表作），苦其不可解。

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

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

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

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

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

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

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

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

这时写《红楼梦评论》（1904年）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

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

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

至1907年又著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实际的倾向"，而此性质于中国北方之学派中尤见其显著。

这是一种"生活主义"的哲学，是北方哲学的一大特点与宗旨。

他强调理论哲学不适合中国人之个性，而中国人的个性"其彻头彻尾实际的也如是也"。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1900年至1907是辛亥革命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动荡与变革中。

一方面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反省与再思考。

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大工程已经启动，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达其高峰。

对此王国维做出思想反应。

这方面的文章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还著有《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去毒篇（雅〈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

参考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512页，《王国维学术简谱》。

王国维的第二个学术阶段由哲学转向文学的研究。

1907年他经罗振玉介绍得到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的赏识，此后即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

他在本年的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论己学问已由哲学转向文学，兴趣所致，则主戏曲之研究。

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4年左右。

时间是1907年至1911年。

不过这也是一个大致年代的推说，其实早在1906年他已有《屈原文学之精神》，表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怀。

1906年他已集数年所填词(1904-1906年)61阙为《人间词甲稿》。

1907年成《人间词乙稿》。

《人间词话》是王重要研究成果。

1908年他在《国粹学报》上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

1909年中又于《国粹学报》第49期与第50期分别将《人间词话》刊完。

直至1910年又将《人间词话》64则作修订，并加附记。

王的文学研究直到1913年还余音犹在，并获得新的重要成果。

这就是他在此年撰成功《宋元戏曲考》。

1911年是王学术的最重要的分界线。

此年为宣统三年，时35岁。

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

从此后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

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1912年罗振玉藏书运到日本，存于京都大学，此为王国维研究创造了条件。

1914年，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

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写，作序与后序。

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

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

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

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

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

1923年溥仪召王为"南书房行走"（五品）。

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就任。

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

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

以上是王国维的学术三变的大致路途。

从他学术演变的过程将可以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作简单的叙述。

而本编则主要叙述他的文化建设观点及在建立中国民族史学方面所做的贡献。

二、"纯粹哲学"的吸纳，深层文化的忧思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支基本队伍。

一是旧文化的破坏派；一是新文化的建设派。

不能说两派所主观点截然相反，在促进中国文化改组，推动中国文化复兴方面，他们目标大体一致。

只是建设"工程"中所选择的"工种"不同。

一为"破坏"，将旧文化解体，将旧文化的"老房子"平为废墟；一是废墟上建立新屋，即适应时代的中国崭新的文化建筑。

旧建筑一旦毁坏，新建筑一旦开工，则又有一个建设新建筑的材料选择的问题。

破坏派主张选择西方材料，而建设派则主张将中国传统材料做更新后重新使用。

这样，中国现代一切有关于文化建设的争论，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要不要将旧屋撤了,或同意撤，撤到什么程度；建造新屋，是全选西方材料（全盘西化）还是全选中国传统材料，抑或中西合用。

假如是一个文化的保守派，首先他不同意将中国封建文化的老屋撤毁，再就是拒绝一切西方文化资料的输入。

事实说明，王国维对西方学术抱欢迎态度，决意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以助本土的文化建设。

他开展叔本华、尼采与康德研究，在观察与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更具深度。

王在1905年写有《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以下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学术与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而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外界之势力之影响学术，岂不大哉！"。

他将中国文化发展立出一个进化表来，自周之衰，文王与周公的势力逐步瓦解，于内是国民智力的成熟，于外政治纷乱的不断，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社会之需要，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灿烂"。

王将这个时代称为"中国思想的能动时代"。

至汉武以降，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也但守师说，无创造之思想，"学界稍稍停矣"。

他对佛教的东传，乃是抱持一种肯定发态度，值中国思想逐步走向僵化之时，佛教的出现，使中国学者"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他取得佛教之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思想受动之时代"。

他肯定宋儒的作用，在于使中土思想与佛教思想得以调和。

中国思想由此走出停滞的低谷，"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

总之，中国思想有其能动之时代，有其停滞之时代，外国思想进入中国绝不是坏事，而使其由停滞而受动，由受动复转入能动。

"至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也。

"显然他对西方学说，不是惧怕，不是回避，不是抵拒，而以兴奋之情，一路鼓呼，迎它过来。

因为犹如佛教之东传中国，必将使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大转化，由停滞而入"能动"。

他也看到外域思想传入古则易，今则难。

原因就在于"唐宋之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也不似今日，有"入主出奴"的思想，"故其学易盛，其说易行"。

然而他还是坚决反对拒斥西学的态度，"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此又不然"。

何者？"知力人人之所同，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能解也"，因而苦痛，因而怀疑，因而有于思想真谛之渴求。

一种思想毋论来自外国或出自本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故不必去讲求其出自本土还是来之域外，尽管拿来即是。

或许外国思想"其观宇宙人生也"，在方法或表述上总有不同，然取来解决人生之问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不顾此目的的重要，而纠缠于"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

王国维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

他总觉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总是维护帝王的利益，总是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功利。

殊不知在以上两类思想之外还有灵魂的思想，心灵的精神。

此类思想与前叙思想不同，看来不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却绝对是为救度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住。

一个社会既不可少政治与道德的思想也不可无心灵的精神。

唯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

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到这样的问题。

他感叹云，中国的哲学家只是提及前两类的思想，只是为政治服务。

"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于此对应，他们虽是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

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

他对中国哲学不满以至失望，忧结的思绪终与海外哲学相连，灵智的慧目终于投射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

思想现代化的道路，或者说文化建设的历程大抵是采纳西学，融会中学的道路。

就采纳西学而言，又经过三个层面。

其一是对西方器物文化的接纳，其二是对西方制度文化的采择，其三是对西方心灵文化的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