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学术述论
大师中的大师——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作文素材)--
大师中的大师——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作文素材)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一位通才，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中西文化而自铸伟辞的一代国学大师。
王国维之学所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真可谓全才，配得上“国学大师”之名号。
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作颇丰。
他能横穿词海纵跨年代把先人的词解到如此境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
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1927年夏天，风吹着街道两边的杨柳，来往的行人走在新时代的战乱之中。
王国维感于“世道已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便写好遗书装在兜里，于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乘人力车从容地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
遗书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导。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殓），即行索葬于清华莹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有人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比作一颗耀目的钻石，每一个晶莹剔透的切面都闪烁着令人心旌摇曳的光彩。
这并非溢美之词。
在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词曲学、红学、金石学等领域，王国维均有深诣和创新。
平生学无专师，没有硕士、博士的头衔，却能自辟户牖，勤奋钻研，筑起了一座又一座学术里程碑。
国学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在民国这样大师辈出的时代，王国维却是被众多大师们极力推崇着的大师中的大师！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王国维的经史之学
王国维的经史之学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深受尊敬的前辈学者，与其说是章太炎或康有为，倒不如说是王国维更为准确。
胡适不仅拉王国维为《国学季刊》写稿，而且推荐他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傅斯年则讥刺章太炎而表彰王国维。
尽管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认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杂有“伪史”，但他却承认，王国维是他学术上的真正导师。
比如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挖掘出《周易》中的五个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之中，顾颉刚就借用了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发现的资料然后以自己在《易经》中发现的文献相佐证。
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后，顾颉刚写文悼念王国维时提到，康有为教给他“勇”和“大刀阔斧”，王国维则教给他“怯”和“细针密缕”。
他还认为，崔述与康有为的功绩在“破坏伪的古史”，而王国维则在“建设真古史”。
所以王国维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的贡献之大，几乎无人能比。
郭沫若这样评价他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1[1]王国维治学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将地下资料与纸上文献相印证，重视开拓新的领域，既突破了清代汉学，也成为新学术的奠基者，因而得到新文化阵营的普遍认同。
从文哲之学转向经史之学1893年，王国维肄业于杭州著名的崇文书院；1894年，他应试不中。
所以不中，按陈守谦的说法：“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于科名也。
”2[2]后来王国华也说，王国维没有考中出于三个原因：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而是放在了史书和其它杂书上面，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从中可见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兴趣。
初入学术门径的王国维，对清代盛行的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体现在他对俞樾《群经平议》一书的补订方面。
论述类阅读：殷墟甲骨文研究①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
论述类阅读 2019.111,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①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
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
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
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王国维史学观点
王国维史学观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观点和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1.历史研究方法论：
王国维深受新史学思想影响，尤其是梁启超提倡的以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治史的观点。
他强调运用史料批判与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即要了解一个时代的人物或事件，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2.因果关系探寻：
在《谈史学：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等论述中，王国维主张通过详尽的考证和分析探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
3.考古与文献结合：
他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将古代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重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推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4.道器合一：
王国维在治学上倡导“道器合一”，既注重形下之器（具体的物质文化、制度、文物）的研究，又追求形上之道（历史文化背后的深层观念和价值）。
这种理念体现在他对戏曲史的研究上，即通过对具体艺术形式的严谨考证进而洞察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5.专门史研究：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一部重要的史学专著，他在此书中通过对殷商至西周时期礼制、宗法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比如肯定了周代传子制度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观点不仅体现了科学实证的精神，而且富有哲理性和创新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
（栏目编辑：卢艳霄）王国维（1877.12-1927.06），初名国祯，字静庵（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在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人生中，其最后两年多时间曾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求新务实的治学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其自身学术造诣更趋成熟。
他汇聚凝练早年研究成果之余，更于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等方面开拓、蘖发学术新枝，做出开创性贡献，达学术之巅峰。
笔者拟通过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王国维相关文献，借以管窥、追寻先生在清华园的行迹，弘扬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风范。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国内“改大（改办大学）潮”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屡遭社会人士谴责。
为提升办学程度、推进国家教育独立，清华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积极筹办研究院，因经费所限先设国学一科，拟请王国维担任主任。
但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职。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迁入清华西院。
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研究院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简要记述了研究院聘请教授等重要事件，其中即有王国维到校等相关事宜。
早在王国维来校之前，吴宓就曾多次入城拜谒，商讨研究院章程、入学考试命题等。
到校后，王国维对国学研究院的筹办更为尽心竭力。
馆藏的两册《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详细记录了研究院入学考试命题、拟定录取标准、制定规章制度等讨论事项。
如1925年9月8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李济到会，由主任吴宓主持会议，商定普通演讲讲题时间和各教授指导学科范围等。
再如1926年1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六次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纪录中载有王国维给校务会议的一份书面意见，提出不应减收学生及取消津贴用于扩充研究院事业等。
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李珍1925年2月至1926年6月，《研究院大事记》1925年9月8日至1928年6月12日，《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点击馆藏46国学研究院非常重视图书购置，《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中多有记载。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1857-191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其学术思想涵盖文学、哲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深受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他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更对西方哲学有着独特的洞见。
本文将对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论述，探讨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
他广泛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和《大学》等经典著作，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道德、伦理、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想。
他也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包括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思想。
这些哲学思想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精神文化的内涵王国维强调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观念，他认为文化是精神与道德的表达，是一种社会精神的载体。
他主张要从文化的内涵中辨明文化的真正价值，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人的教化与启迪的作用。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是非夜航，兴哲保身，修身是斯文之本，兴国是雅思之经，三者无一者存。
”可见他提倡修身、兴国、兴哲的理想，以培养道德修养，推动国家兴盛。
2. 诗教一致的美学观念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提出了“诗教一致”、“神与形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真正的诗意在于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文学之中，也融入到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处世态度之中。
在他的美学观念中，诗与教合一，以文学教化人心，正所谓“授名其道，帮助其辅”，并将这种美学观念贯穿到他的诗论、绘画论等各个学术领域中。
3. 大美的追求王国维在美学上提出了“大美”的观念，认为真正的美应该是“大美”，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美。
他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而不只是形式的装饰。
他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神韵、人生境界进行独到的分析，强调大美的内在品质和高尚价值，从而提出了“大美”的美学理念。
王国维
独立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
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
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
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
直至上月，始得休息。
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
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
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
离此人海，计亦良得。
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日期：2009-02-2111:41:59守缺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
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
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
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
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
一、学术三变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
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
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
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kant）（即康德）《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评》写于1871年是康德的代表作），苦其不可解。
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
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
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
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
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
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
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
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
这时写《红楼梦评论》（1904年）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
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
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
至1907年又著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
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
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一、学术三变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
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
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
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
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
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
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
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
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
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
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
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
这时写《红楼梦评论》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
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着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
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
至1907年又着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实际的倾向"，而此性质于中国北方之学派中尤见其显着。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四大国学大师”，其弟子遍及中国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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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秀才。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生平简述王国维与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是同乡。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
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
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
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
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
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民国教授风采—王国维
民国教授风采—王国维王国维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于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州城。
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
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
自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
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
王乃誉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
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
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 1886年，王国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
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
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
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
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_李学勤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作 者】李学勤【作者简介】李学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京 100084）【内容提要】《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撰作的有关古史与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
该文针对当时钱玄同对《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以大量出土古文字材料为论据，提出这些古文实为战国时期东土的流行文字。
这一论点为后来成为古文字学重要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摘 要 题】史学著作研究【关 键 词】王国维/钱玄同/六国文字/古文字学2005年是清华研究院即通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80周年，大家将纪念这一曾在学术界起过重大作用的机构，缅怀当年于院中执教的诸位学者。
在研究院的四位导师里，王国维先生的任职时间最为短暂，他1925年4月迁来清华，1927年6月2日就辞世了。
然而，他在一生的最末段落，继续活跃于学术的前沿，做出了创新的业绩。
本文所要谈到的《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于1926年10月左右撰作的，差不多是他关于古史和古文字学方面最后的文章了。
从体裁看，虽然只是一篇序文，字数也很少，实际却是论辨性的专论。
我们绎读王国维的种种著作，与其他学者往复探讨的固然不少，专作论辨者实很罕见。
王国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王国维立意写这样一篇论辨性的文章，是在1926年8月。
查《王国维年谱长编》，该年8月18日条云：为讨论古文问题，致函罗福颐。
[1]（P484）罗福颐字子期，系罗振玉的第五子。
王国维的这封书信已录入《王国维书信》一书，信中说：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
[2]（P435）结果形成的，便是这篇《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国维全集书信》的编者，在对王国维上述信件的注释中已经说明，信里提到的议论出自钱玄同先生，见于《古史辨》第一册。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六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1.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与康有为一道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5年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民主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三年时，梁启超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1925年梁启超定居清华，担任清华国学研究导师，倾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
文学家梁实秋曾在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
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作为著名学者，梁启超是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2022年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高二语文上学期期末试卷含解析
2022年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高二语文上学期期末试卷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25分）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作者：柳青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音却）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
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
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
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
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
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王国维序跋古文字研究述要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总第２００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５ꎬ２０２３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００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王国维序跋古文字研究述要叶㊀玉㊀纯(吉林大学文学院ꎬ长春１３００１２)摘㊀要:序跋是王国维学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王国维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都是通过序跋提出的ꎮ本文通过对文字学相关序跋的研究发现ꎬ王国维从古文字学定名㊁研究对象㊁研究方法㊁注意原则等方面初步构建了古文字学的学科理论ꎬ其 六国用古文 的独到见解奠定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基础ꎬ在文字学史上的创始之功ꎬ实至名归ꎮ关键词:王国维ꎻ序跋ꎻ古文字ꎻ古文字学中图分类号:Ｈ０ꎻＩ２０６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４９３７(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２５－０５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 十三五 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王国维全集»所收序跋之文字学思想研究 (ＪＪＫＨ２０２０１１３３ＳＫ)ꎻ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上古汉语反问句语用功能研究 (ＪＪＫＨ２０２３１１０９ＳＫ)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元代白话碑的语言特点及其语言景观价值研究 (２０２０Ｃ１００)作者简介:叶玉纯ꎬ１９８１年生ꎬ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ꎮ㊀㊀王国维是近现代著名学者ꎬ著述宏富ꎬ在哲学㊁美学㊁教育学㊁戏曲㊁史学㊁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领域成就卓越㊁贡献突出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精深的学术遗产ꎮ其治学特点之一ꎬ是正式开展研究之前对研究材料详细梳理ꎬ建立汇编或索引ꎮ如研究金文ꎬ先做«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ꎻ研究宋元戏曲ꎬ先做«曲录»ꎻ研究元史ꎬ则先做«元朝秘史地名索引»ꎮ其治学特点之二ꎬ是为各类研究撰写序跋ꎬ介绍相关背景ꎬ厘清前人研究成果ꎮ序跋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ꎬ纵观王国维一生论著ꎬ两百余篇序跋贯穿始终ꎮ辛亥革命后ꎬ王国维专治 古文字之学 ꎬ在古文字材料尚未大量发现㊁古文字研究尚处起步的当时ꎬ除借助专著及论文ꎬ还借助序跋ꎬ阐发了一系列关于战国文字㊁古文字考释及古文字学的极具前瞻性的重要观点ꎬ对古文字学的建立有创始之功ꎮ㊀㊀一㊁王国维的序跋概述王国维的序跋文ꎬ主要收录于«观堂集林»的«艺林»«史林»卷和赵万里所编«观堂别集»中ꎬ而«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失收的一些题跋ꎬ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１４卷得以专门补充收录ꎬ«上海博物馆藏王国维跋雪堂藏器拓本»则集中收录了３５篇题跋ꎬ与«观堂集林»多有重复ꎮ这些序跋有序㊁叙㊁序录㊁总论㊁后序㊁跋等多种名目ꎬ内容涵盖考古㊁历史㊁文学㊁文献㊁翻译等多门学科ꎮ而其中多篇关涉文字学ꎬ从详细内容又可分为:考订出土器物序跋ꎬ如«殷墟书契考释序»«魏石经残石考序»«商三句兵跋»«北伯鼎跋»«敦煌汗简跋»ꎻ重辑字书序跋ꎬ如«史籀篇疏证序»«重辑仓颉篇自序»«校松江本急就篇序»ꎻ著录汇编序跋ꎬ如«齐鲁封泥集存序»«宋代金文著录表序»«国朝金文著录表序»ꎻ古史研究序跋ꎬ如«古史新证总论»等ꎮ多数为自作序跋ꎬ也有为他人而作ꎬ如«殷墟文字类编序»«金文编序»«桐乡徐氏印谱序»等ꎮ李学勤的«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ꎬ充分肯定了王国维的«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实为战国东方流行文字这一观点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ꎮ唐友波的«‹王国维跋«雪堂藏器拓本»›读后»指出题跋虽有起因于应酬者ꎬ但一定是学者学问和识见的表现ꎬ与其学术思想有所关联ꎮ张志亮的«王国维题跋‹齐侯罍精拓本›»认为跋文对齐侯罍文字内容中 大司命 的考证可谓至深ꎮ王国维序跋已引起学界关注ꎬ但５２１相关研究与数量庞大㊁内容丰富且意义重要的序跋远不匹配ꎮ许多文字学相关序跋从学术角度出发ꎬ有的集多年研究心得于一长文ꎬ有的则是短小精悍的学术札记ꎬ无论长短ꎬ其中蕴含的古文字思想均值得深入探讨ꎮ㊀㊀二、王国维的序跋对古文字学的意义王国维序跋中的古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ꎬ一是利用各类传世文献与新发现古文字对照ꎬ实现出土文献文本释读㊁补正«说文»等字书ꎻ二是在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及研究过程中ꎬ总结摸索释读古文字的方法ꎬ从古文字学命名㊁研究对象㊁研究方法㊁注意原则等方面初步构建古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ꎮ(一)手定 古文字学古文字学是２０世纪建立的ꎮ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字学ꎬ同时又与金石学密切相关ꎮ中国传统文字学萌芽于先秦ꎬ曾是 小学 的一部分ꎬ为阅读典籍服务ꎮ直到１９０６年ꎬ章太炎才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首次提出 语言文字学 这一名称ꎬ并提倡用 语言文字之学 代替传统小学ꎮ文字学自此才向近代的独立学科发展ꎮ金石学产生于宋代ꎬ 金石学建立之始ꎬ就孕育着古文字学分立的因素ꎬ这是由这个传统学科的不纯粹性和兼容性决定的ꎮ从一开始ꎬ金石学就包含考器与考文两项任务ꎮ考文的发展结果ꎬ必然是古文字学的分立ꎮ如果追溯考释古文字的历史ꎬ可以上推到东汉的许慎㊁张敞ꎬ但是ꎬ古文字学的分立直到清季才见端倪 [１]ꎮ２０世纪初ꎬ古文字学继承了传统文字学的考据实证之风ꎬ又继承了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㊁孙诒让等人古文字研究的成果ꎬ同时突破了«说文»学的藩篱ꎬ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ꎮ古文字 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书» 张敞好古文字 ꎬ而 古文字学 这一名称是何时产生的?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记: 不过到了最近二三十年ꎬ龟甲兽骨文字出土ꎬ钟鼎的范围ꎬ固然包括不了ꎬ而古籀二字也不妥当ꎮ静安先生根据了新旧的材料ꎬ考定古文只是战国时东土 六国 的文字ꎬ籀文只是春秋战国之间西土 秦 的文字ꎬ所以先生就将古籀二字弃去不用ꎬ而迳称为古文字学ꎮ先生在«国朝金文著录表»里说: 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衰于元明 ꎻ又说 国维东渡后ꎬ从参事(罗振玉先生)问古文字之学 ꎻ罗振玉先生为先生做«观堂集林»序也说 辛亥之变ꎬ君(指先生)复与余航海居日本ꎬ自是始尽弃前学ꎬ专治经史ꎬ日尽«注疏»数卷ꎬ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 ꎻ照此看来ꎬ古文字学这个名词ꎬ也可以说是先生所手定的ꎮ从徐中舒先生的记载中ꎬ我们可以得知ꎬ 古文字学 ꎬ是王国维亲自命名的ꎮ而他的序跋中ꎬ多次提到 古文之学 古文字学 古文字之学 ꎬ恰与徐中舒先生的记载互相印证ꎮ㊀㊀赵宋以后ꎬ古器愈出ꎬ秘阁太常既多藏器ꎮ士大夫如刘原父㊁欧阳永叔辈ꎬ亦复搜罗古器ꎬ征求墨本ꎮ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ꎬ古文之学勃焉中兴ꎮ 国朝乾嘉以后ꎬ古文之学复兴 («宋代金文著录表序»)①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ꎬ一盛于宋ꎬ而中衰于元明ꎮ(«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今古文日出ꎬ古文字之学亦日进 («金文编序»)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ꎬ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ꎬ曰东莞容希白庚ꎬ曰胶州柯纯卿昌济ꎬ曰番禺商锡永承祚ꎮ(«殷虚文字类编序»)由此可知ꎬ 古文字学 这一名称当是王国维最先提出和使用的ꎮ(二)界定古文字学研究对象１９１３年ꎬ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说: 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ꎬ欧㊁赵㊁黄㊁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ꎬ咸有创获ꎮ然涂术虽启ꎬ而流派未宏ꎬ近二百年始益光大ꎬ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ꎮ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ꎬ既数十倍于往昔ꎮ此外如洹阴之甲骨㊁燕齐之陶器㊁西域之简牍㊁巴蜀齐鲁之封泥ꎬ皆出于近数十年间ꎬ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ꎮ何为 三古 ?«汉书 艺文志»: «易»道深６２１①引自王国维序跋的内容ꎬ出自«王国维全集»(２００９)ꎬ均在正文标明篇名ꎬ不再另外标注ꎮ矣ꎬ人更三圣ꎬ世历三古ꎮ 颜师古注引孟康曰: «易 系辞下»曰: «易»之兴ꎬ其于中古乎? 然则伏羲为上古ꎬ文王为中古ꎬ孔子为下古ꎮ 在王国维看来ꎬ上至三皇五帝ꎬ下至春秋战国ꎬ所有出土的文字都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ꎬ且随着出土材料的逐渐增多ꎬ文字载体的种类也丰富起来ꎬ 金石 之名不足以概括全部出土文献ꎮ王国维没有明确指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ꎬ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出土文献的重视和论述中ꎬ看出他的研究涉及所能见到的所有古文字ꎮ而他也确实在研究中覆盖了所能见到的所有古文字ꎮ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为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古文字相似ꎬ列举了大量含有文字的材料 货币㊁玺印㊁陶器㊁兵器㊁石经 与壁中古文对照ꎬ并总结归纳了汉代之前能见到的文字材料载体:㊀㊀三代文字ꎬ殷商有甲骨及彝器ꎬ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ꎬ独战国以后ꎬ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㊁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ꎬ寥寥不过数器ꎮ幸而任器之流传ꎬ乃比殷周为富ꎮ今世所出ꎬ如六国兵器ꎬ数几逾百ꎮ其余若货币㊁若玺印㊁若陶器ꎬ其数乃以千计ꎮ«王国维年谱长编»有对此所做评价ꎬ 王德毅说ꎬ先生对古文字学的研究ꎬ除治甲骨文外ꎬ其他古钟鼎㊁彝器㊁兵器㊁陶器㊁玺印㊁货币等实物上的铭文ꎬ都用以与«说文»比证 [２]ꎮ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王国维古文字研究所涉及的范围ꎮ(三)阐发古文字考释方法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认为古器文字有许多不能完全释读ꎬ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ꎬ古文字年代久远ꎮ从周初到２０世纪初近三千年ꎬ即便从周初到秦汉也有一千年ꎮ文字经历了很多变化ꎬ而后人并不能清晰了解文字变化的脉络ꎮ其二ꎬ假借的广泛应用ꎮ古书中大量使用假借字ꎬ而从周初至汉代ꎬ语音变化也很大ꎮ因此ꎬ无法确定每个假借字的本字ꎮ其三ꎬ古书和彝器上的文字都是当时的通行文字ꎬ当代人读不懂古文ꎬ在于对古代生活的了解不够ꎮ因此若要释读更多的古文字ꎬ就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文字释读方法ꎬ王国维概括地阐述了考释古文字的方法:㊀㊀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ꎬ以知其时代之情状ꎻ本之«诗»«书»ꎬ以求其文之义例ꎻ考之古音ꎬ以通其义之假借ꎻ参之彝器ꎬ以验其文字之变化ꎮ由此而之彼ꎬ即甲以推乙ꎬ则于字之不可释㊁义之不可通者ꎬ必间有获焉ꎮ然后阙其不可知者ꎬ以俟后之君子ꎬ则庶乎其近之矣(«毛公鼎考释序»)ꎮ即当从四方面进行古文字考释:一是考察古史㊁制度㊁文物ꎬ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ꎻ二是参照传世文献ꎬ如«诗经»«尚书»的辞例ꎬ释读文义ꎻ三是因声求义ꎬ利用古音ꎬ分析假借用法ꎻ四是参照相关出土材料ꎬ在文字系统内部验证文字的变化㊁字形和应用情况ꎮ用上述方法进行文字考释ꎬ对仍旧不可释读的文字则可标注阙疑ꎬ留待以后研究ꎮ王国维对所提倡的考释方法身体力行ꎬ如在研究封泥时ꎬ与官印古玺对照ꎬ辅以当时官制制度ꎮ«齐鲁封泥集存序»所记如下:㊀㊀癸丑之岁ꎬ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阴甲骨文字ꎬ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ꎬ足补潍县陈氏㊁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ꎮ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ꎬ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ꎬ得四百余种ꎬ付诸精印ꎬ以行于世ꎮ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ꎬ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ꎮ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ꎬ为用至大ꎮ又如释读铭文时ꎬ王国维或运用一种方法ꎬ或几种方法综合运用ꎬ给出土古文字考释及文意释读指出了方向ꎬ带来了新的研究气象:㊀㊀所云大祖㊁大父㊁大兄ꎬ皆谓祖㊁父㊁兄行之最长者ꎮ大父即«礼 丧服经»及«尔雅 释亲»之世父ꎬ古世㊁大同字ꎬ如世子称大子ꎬ世室称大室ꎬ则世父当称大父ꎬ非后世所谓王父也(«商三句兵跋»)ꎮ历代金石学家㊁文字学家都在不断总结释读古文字的方法ꎬ宋代吕大临作«考古图释文»ꎬ这是古文字学里的第一本书ꎬ有人认为这本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㊁古文字学的基础ꎮ书中认为从小篆考古文ꎬ只能得三四ꎬ并提出若干辨识古文字的原则ꎬ如笔画多寡㊁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等ꎮ清代刘心源«古文审»中写道: 讲古篆ꎬ必绝四弊 不谙篆法ꎬ一弊也 不明假借ꎬ二弊也 不识古义ꎬ三弊也 不达古音ꎬ四弊７２１也ꎮ [３]王国维之后的学者也重视归纳古文字考释方法ꎬ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归纳出对照法㊁推刊法㊁偏旁分析法㊁历史考证法四种考释古文字的方法ꎮ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强调考释古文字要结合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习惯ꎬ考释甲骨文和金文ꎬ必须追寻其形㊁音㊁义的源流ꎬ既要寻出横面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ꎬ又要寻出纵面的先后时期的发生㊁发展和变化的规律ꎬ还要注意古文字和典籍互证ꎮ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ꎬ不仅是宋代㊁清代学者古文字考释方法的集大成者ꎬ同时又为其后学者开创了研究框架ꎮ(四)提示古文字研究的注意原则王国维始终秉承着批判的精神关注古文字研究ꎬ其序跋中多次指出一些治学方法的不当之处:㊀㊀自来释古器者ꎬ欲求无一字之不识ꎬ无一义之不通ꎬ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ꎮ穿凿附会者非也ꎬ谓其字之不可识㊁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毛公鼎考释序»)ꎮ自王楚㊁王俅㊁薛尚功之书出ꎬ每器必有释文ꎬ虽字之绝不可释者ꎬ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ꎬ甚失古人阙疑之旨(«金文编序»)ꎮ利用穿凿附会实现器铭的全部识别㊁完全读通ꎬ是不正确的ꎮ而若因字不可识㊁义不可通ꎬ就完全置之不顾ꎬ也是不可取的ꎮ王国维提倡的解决之法即 阙其不可知者ꎬ以俟后之君子 ꎮ并于«金文编序»中详细阐述了 阙疑待问 的观点ꎮ㊀㊀孔子曰 多闻阙疑 ꎬ又曰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ꎮ许叔重撰«说文解字»ꎬ窃取此义ꎬ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ꎬ皆注云 阙 ꎮ至晋荀勖等写定«穆天子传»ꎬ于古文之不可识者ꎬ但如其字以隶写之ꎬ犹此志也ꎮ宋刘原父㊁杨南仲辈释古彝器ꎬ亦用此法(«金文编序»)ꎮ阙疑 之法古已有之ꎬ汉代许慎㊁魏晋荀勖及宋代金石学家ꎬ都有所运用和发挥ꎮ到了清代ꎬ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将未识之字列于附录ꎻ罗振玉考释甲骨文ꎬ特撰«殷墟书契待问编»ꎻ王国维也在«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中ꎬ多列阙释之字ꎮ皆因 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 ꎬ 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 ꎮ以现有的知识水平ꎬ遇到难释难解之字实属必然ꎬ不应为追求通篇释读㊁尽善尽美而用穿凿附会的说法来解释ꎬ而应标注 阙疑 ꎬ留待后学解决ꎮ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推进ꎬ阙疑的问题终将得到妥善解答ꎮ阙疑待问 是否可以随意应用?«毛公鼎考释序»有详细的原则ꎬ 于前人之是者证之ꎬ未备者补之ꎬ其有所疑则姑阙焉 ꎮ即在考释文字基础上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ꎬ仍有未解之疑ꎬ才可标注 阙疑 ꎮ面对复杂难通的古文字ꎬ清代一些学者凭私臆曲解文字ꎬ无所忌惮ꎬ给古文字研究带来极坏的影响ꎮ王国维同样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提议清代的古文字之学不能与训诂学㊁«说文»学㊁音韵学并驾齐驱ꎮ㊀㊀而俗儒鄙夫ꎬ不通字例ꎮ未习旧艺者ꎬ辄以古文所托者高ꎬ知之者鲜ꎬ利荆棘之未开ꎬ谓鬼魅之易画ꎬ遂乃肆其私臆ꎬ无所忌惮ꎮ至庄葆琛㊁龚定庵㊁陈颂南之徒ꎬ而古文之厄极矣(«殷虚书契后序»)ꎮ国朝乾嘉以后ꎬ古文之学复兴ꎬ辄鄙薄宋人之书ꎬ以为不屑道ꎮ窃谓«考古»«博古»二图ꎬ摹写形制ꎬ考订名物ꎬ用力颇巨ꎬ所得亦多ꎮ乃至出土之地ꎬ藏器之家ꎬ苟有所知ꎬ无不毕记ꎬ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ꎮ至于考释文字ꎬ宋人亦有凿空之功ꎮ国朝阮㊁吴诸家不能岀其范围ꎮ若其穿凿纰缪ꎬ诚若有可讥者ꎬ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宋代金文著录表序»)ꎮ综上所述ꎬ王国维倡导的古文字研究需注意的原则可概括为以下五种:不穿凿附会ꎻ不过度阙疑ꎻ不置之不理ꎻ不肆意曲解ꎻ不鄙薄前人ꎮ在他的影响下ꎬ商承祚«殷墟文字待问编»㊁孙海波«甲骨文编 附录»记录了未能释读的文字ꎻ«金文编»则将图形文字之不可识者列为 附录上 ꎬ形声之不可释者及考释犹待商榷者为 附录下 ꎮ«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以及«甲骨文编»(１９６５)等书正编之后亦均附录不识或待商榷之字ꎬ以供进一步研究ꎮ(五)古文字学研究的具体成果王国维通过序跋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为ꎬ提出 古文 为战国东方六国文字ꎮ«说文 叙»云:８２１黄帝之史仓颉ꎬ见鸟兽蹏迒之迹ꎬ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ꎬ初造书契ꎮ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ꎬ改易殊体ꎮ 及宣王太史籀ꎬ著大篆十五篇ꎬ与古文或异ꎮ至孔子书六经ꎬ左丘明述«春秋传»ꎬ皆以古文ꎬ厥意可得而说ꎮ其后ꎬ诸侯力政ꎬ不统于王 分为七国 言语异声ꎬ文字异形ꎮ秦始皇帝初兼天下ꎬ丞相李斯乃奏同之ꎬ罢其不与秦文合者ꎮ 或颇省改ꎬ所谓小篆者也ꎮ [４]按许慎认为的文字演变顺序来说ꎬ 古文 主要指自仓颉造字至周宣王太史籀之前的古文字ꎬ 古文 是早于籀文的ꎮ这也是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普遍认知ꎬ并一直延续至清代ꎮ如段玉裁仍言: 凡言古文ꎬ皆仓颉所作古文ꎮ [５]清代吴大澂和陈介祺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ꎬ认为许慎所说的古文ꎬ疑为周末文字ꎮ１９１６年春ꎬ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序»ꎬ提出 秦用籀文ꎬ六国用古文 :㊀㊀«史籀»篇文字㊁秦之文字ꎬ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ꎮ至许书所岀古文ꎬ即孔子壁中书ꎬ其体与籀文㊁篆文颇不相近ꎬ六国遗器亦然ꎮ壁中古文者ꎬ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ꎮ１９２６年又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通过大量的文字材料ꎬ如兵器㊁陶器㊁玺印㊁货币上的文字详细论证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ꎬ其特点是 讹别简率ꎬ上不合殷周古文ꎬ下不合小篆ꎬ不能以六书求之 ꎮ古文 是战国时的六国文字的观点最初也受到质疑ꎬ但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加ꎬ通过不断研究验证ꎬ这一观点已为不刊之论ꎮ当时六国文字材料较少ꎬ而王国维凭借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ꎬ 一语道破了壁中书来源ꎬ可谓发千载之覆ꎬ是古文研究的奠基之作 [６]ꎮ同时这一科学的 古文 观ꎬ开辟了新学术方向 战国文字研究ꎬ何琳仪先生指出: 近代战国文字研究ꎬ是建立在出土文字数据和对传世 古文 研究基础上而兴起的新学科ꎬ王国维则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ꎮ [７]㊀㊀三㊁余论«汉语文字学史»将民国以来的科学古文字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ꎬ为科学古文字学的草创阶段ꎮ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为奠基阶段ꎮ１９７８年以后为古文字学的全面发展阶段ꎮ学界一般认为唐兰㊁于省吾奠定了科学古文字学的基础ꎬ特别是１９３５年唐兰出版«古文字学导论»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古文字学的各个方面ꎬ是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专书ꎮ而王国维处在草创阶段ꎬ以往在谈到王国维古文字研究贡献时ꎬ常突出他利用古文字来证经考史所取得的成就ꎬ而忽略其对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学这一学科本身的贡献ꎮ通过对序跋的研究我们发现ꎬ实则王国维在古文字学科的创立上进行过很有意义的探讨ꎬ其贡献也远大于我们之前的认识ꎬ创始之功ꎬ实至名归ꎮ序跋在王国维古文字研究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ꎬ同时一些序跋也体现出王国维古文字考释的成就ꎮ正如朱芳圃先生所言: 先师古文字学及其造诣之深ꎬ发明之多ꎬ海内学者多能道之ꎮ余谓其最大之成绩ꎬ在探出文字进化之程序与建设文字学之新系统是也ꎮ [８]望本文研究能使王国维先生在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学史上的贡献和卓越成就被学界所重新认识ꎮ参考文献:[１]㊀黄德宽㊁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ꎬ第１７９页ꎮ[２]㊀袁英光㊁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１８７７ １９２７»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ꎬ第４８８页ꎮ[３]㊀刘心源:«古文审»ꎬ北京:朝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ꎬ第４页ꎮ[４]㊀许慎:«说文解字»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ꎬ第３１４－３１５页ꎮ[５]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ꎬ第１页ꎮ[６]㊀李春桃:«王国维与清末民初古文研究»ꎬ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战国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ꎬ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７年版ꎬ第３８－４５页ꎮ[７]㊀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ꎬ第９页ꎮ[８]㊀朱芳圃:«王静安的贡献»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３年版ꎬ第２１页ꎮ[责任编辑:姜㊀博]９２１。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评介
作者： 罗继祖
出版物刊名： 学术月刊
页码： 80-81页
主题词： 王国维;学术研究;学术成就;敦煌文献;中国史学;甲骨金文;水经注;研究所;师范大学;
哲学
摘要： <正> 这是一本关于王国维学术研究的论文集,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集刊》之一,由廿四篇文章组成。
内容广泛,但主要还是研究王氏学木成就,指出他在哲学、文学、词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唐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等等方面的精辟论述而加以阐扬。
王氏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王国维：说商
王国维：说商编者按：“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
”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
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
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
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
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载王国维《说商》，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史林四。
《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收录卷次同。
说商《说商》书影说商商之国号，本于地名。
《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
”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
古之宋国，实名商丘。
丘者，虚也。
《说文解字》:“虚，大丘也。
昆仑丘，谓之昆仑虚。
”又云：“丘谓之虚，从丘，虍声。
”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
《左传·昭元年》: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
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又《襄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
”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
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睢阳，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
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
”其说是也。
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
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罗参事《殷虚书契考释序》云：“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
而徧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
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
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
” 其说是也。
且《周书·多士》云：“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是帝辛、武庚之居，犹称商也。
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丘，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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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学术述论
郑家建 陈林男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 要:本文的论述严格限定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主要从就聘国学院始末,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学术方法论意义等三个方面,展现了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并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独特的方法论加以分析总结。
试图以王国维做为个案,呈现中国学术研究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内在脉络。
关键词:王国维 学术转向 方法论 现代学术
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毗邻疮痍满目的园明园遗址。
往昔的清华园一派寂静,错落有致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清幽古朴的工字厅,微波中荡漾着的“水木清华”横匾的倒影,这无声的一切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忧患与梦想。
这里曾是现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圣地,无论岁月如何改变,清华园都在默默地见证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历程。
矗立在校园内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牌”,不仅镌刻着人们对一代大师的永恒纪念,而且也镌刻着现代学术最核心的价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从时间上看,王国维在清华园仅生活了两年多,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却在这里度过。
尽管他仍然拖着那条具有意味的长辫子,但他的学术研究给国学院带来的却是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他以自沉的方式平静地结束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但他的死激起了深沉的情感波涛,泛开了说不尽的文化涟漪。
这些矛盾性的现象,就使得研究清华国学院时期的王国维具有了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 就聘国学院始末
历史研究强调“追本溯源”,但历史中“本”与“源”又常常是多重面相的。
尽可能具体地呈现这种丰富性,是历史叙述的基本要求,本文的研究也将努力遵循这种学术逻辑。
关于王国维与清华国学院关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王国维如何就聘国学院。
这其中疑窦丛生:为什么他会先拒后就?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最后的就聘决定?在这“拒”与“就”的时间差中,他的内心状况又是如何?透过事件把握历史中的人心真相是本文研究的兴趣之所在。
关于王国维就聘国学院,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说法均有可能性,它反映了王国维与20世纪中国学术界关系的不同面相。
第一种说法是来自吴宓。
吴宓在晚年编定的《自编年谱》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①这种叙述充满戏剧性:吴宓秉礼恭谒,王国维为情所动,事情的结局似乎转瞬即变。
由于这是吴宓晚年的追述,其中就难免有“诗”与“真”的错杂。
在这里,我不禁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既然吴宓是持校长的聘书,那么,关于此事,王国维与校长之间可能已达成相对明确的意向,吴宓不过履行着某种落实意向的功能。
否则,一向冷静过人的王国维难免有轻信之嫌。
但是,为什么这种说法能广为流传呢?我想,也许这其中戏剧性的场景比真相更具有文化象征意味,更让文化人有
作者简介:郑家建(1969— ),福建省福鼎市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陈林男(1970— ),福建省莆田市人,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助研,硕士。
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
国初诸老,用之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
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
” πυ王国维这种高度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是日益成熟的现代学术精神的体现,也使中国学术从传统的方法论形态真正迈上现代性的方法论轨道。
注释:
①吴宓:《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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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此处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第177页,第155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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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页,第158页,第164页。
③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北,1971年版,此处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④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此处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4页。
⑤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⑥⑦⑧胡适:《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328—329页,第353—354页,第356页。
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2页。
此处转引自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λυ此信《王国维全集・书信》失收,此处转引自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λϖ λψ λ| 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页,第649页,第641页。
λω λ{ νω《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4页,第414页,第433页。
λξ此处转引自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页。
λζ参见陈鸿祥:《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4页。
µξ《观堂集林》卷1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µψ参见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µζ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载《国学月报》。
µ{《观堂集林》卷14,史林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上述论述又参阅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页。
µ|上述论述参阅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µ}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此处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µ∼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静安文集》。
νυ《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载《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2册。
νϖ ν{ ν|《观堂集林》卷16,史林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νξ《观堂集林》卷15,史林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νψ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
νζ可参阅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ν∼郭沫若:《革命春秋》,此处转引自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ου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οϖ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οω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
οξ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静安文集续编》。
οψ张舜徽:《庵学术讲论集》,第382页。
οζ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收入《观堂集林》卷6。
ο{王国维:《观堂集林・序》。
ο| ο}以上论述参阅袁英光等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0页。
ο∼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πυ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收入《观堂集林》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