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两难困境及其由来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相当不错，2009年我们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为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超额实现了保增长的任务。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的刺激政策，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恶果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非常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泡沫一破裂，国家经济就会出现困难。

中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危险。

去年年底，中国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乐观地认为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但是今年头10个工作日银行贷款就放了1万亿，政府也觉得这样有问题;到了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

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

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

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

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困境?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

通常，人们用“三驾马车”的说法去分析我们经济的问题。

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出口状况也不理想，所以总需求就不足。

我们驱动经济的办法就是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了，它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来自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扩需求的办法来解决。

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个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调节手段扩大需求，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种框架可以做经济的长期分析。

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

所以，依靠单纯的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如果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是受制于长期问题。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从而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其实，解决长期问题关键在于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在各种生产要素中，技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生产的增长，它是主要生产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产要素有四个：一是自然资源，二是技术，三是资本，四是劳动。

原来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土地)和资本的投入。

如果这两个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我们常常说，现在需要改变消费和储蓄结构，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为消费结构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结构。

当生产主要靠资本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就会占很高的比重;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时候，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较大。

自然资源和资本主要是由谁来占有的?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计算结果，这个差价在20-30万亿，还有人说是40万亿。

另外，资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

在收入结构上，一定是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这些要素拥有者的消费倾向都是比较低的。

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不改变，要提高消费的比重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国家收税然后补贴给老百姓。

但这又会出现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此涨彼消，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那么增加消费有什么办法?一个是增加就业，另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

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如果他们的比重增加就会增加专业人员、所谓“白领”的收入，而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

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够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其实，最早对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马克思。

我们很多搞政治经济学的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但是完全忘了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记住了一个结论，并不断地重复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为什么资本主义要灭亡，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本投入，结果就使得最终需求不断萎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另外，劳动者收入相对地甚至绝对地下降，同时造成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上述两个基本规律导致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到现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的。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白领，其人数、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社会虽然有很多动荡，但是不像19世纪那样风雨飘摇了。

我们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里面总结了一下。

比照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换的历程做了一个表：我们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在这个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间完成。

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资本积累，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但是在19世纪的60、70年代，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危机。

然而，就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后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

到了5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术。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可以迎头而上，但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来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现在看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应该达成了一个共识。

2月3日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提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讲话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可见，党中央已经看到了问题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而不是像“九五”计划、“十一五”规划是作为政府来抓、来实施的事情。

但是，当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条以上的转变目标，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到底要抓什么。

我认为，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知识、信息带动经济发展。

这里顺带说一下出口问题。

出口是由投资派生出来的。

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的发明。

东亚国家都要提早实现工业化，所以在高速增长时期都是靠投资推动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问题，投资驱动的结果是或迟或早会出现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情况，用出口导向的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特别是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

但是正如日本后来发生的问题一样，其他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要避免东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模式，要转向依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那么，转变发展方式要从哪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的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转变增长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

但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甚至还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

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富士康，它转型以后还是做代工;另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

但是，前后两种代工并不一样。

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

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和前面一条不是绝然分开的。

在传统产业里面，只要在一个技术上突破就很快会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

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去调研，发现我们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很多。

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因为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是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也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以后，这种新技术使我们不断地进步。

但是让我们感觉很失望的是，这种新技术往往在产业化过程中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利用。

但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

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会或大或少地出现技术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机会，就是能够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

我们最近调研发现，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一个是信息通信产业，再就是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

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央号召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

我接触到的一些地方，苏州、无锡、常州“十一五”早期就开始行动了。

但是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地大多是外资企业，而且研发机构都在境外。

当然，技术的溢出效应是不可阻挡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没有承接的项目。

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了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

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情况下与别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机。

还有广东。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计划以后做的，已经出现了初步成效。

广东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个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

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有两个短板，一个短板是核心芯片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液晶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