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控制绩效的时空演化及其机理探析—以北京1958-2004年间五次总体规划为例

33【作者简介】吴一洲(1981-)，男，博士，讲师，浙江工业大学城乡发展与人居环境设计研究中心，建筑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系。

吴次芳(195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土地科学与不动产研究所。

李 波（1983-），男，博士，浙江省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

罗文斌（1982-），男，博士，讲师，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修改日期】2013-06-12【文章编号】1002-1329 (2013)07-0033-09【中图分类号】TU984.2【文献标识码】A 【摘要】城市规划作为引导和控制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公共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经济背景下，规划控制绩效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呈现不同特征。

本文将遥感解译、景观指数、规划控制效果指数和规划制定逻辑等分析方法集成在一个分析框架下，对1978-2006年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特征、1958-2004年间五次规划的控制效果，以及这五次规划制定逻辑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从城市功能定位、空间结构、规模决策、开发模式以及利益主体格局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不同时期导致规划控制绩效差异的内在机理。

通过历史视角对规划运行效率和机制进行了探析，旨在为未来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与决策机制的优化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城市规划；控制绩效；时空演化；机理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an important public policy relating to a city’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under various social economic backgrounds, the control performances of urban planning indicat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planning performance by integrating remote sensing decipherment, landscape matrix, planning control index, and planning decision logic. Via this framewor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s urban spatial form during 1978 – 2006, the control performances of planning during 1958 – 2004,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planning logic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forming the differences in planning performance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rban designated functi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urban size decision-making, developing model, and the change ofmulti-stakehold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 future urban planning.KEYWORDS: urban planning; control performanc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1 引言：空间规划与现实发展的控制悖论空间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因而城市的土地开发行为应该严格遵照土地利用规划进行。

但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使得城市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Hopkins，200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城市土地开发与城市扩张的动力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动力为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Chow，2007；Zhao et al.，2009)。

城市规划的制定和管理部门由于缺乏在新社会经济环境下的经验，使得中国城市空间规划滞后于城市实际发展(Cheng et al.，2006)。

国外的研究已经分别从土地变化(Millward，2006；Wassmer，2006)、建筑数量(Weitz and Moore，1998)、建设许可数量(Tang et al.，2007)等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区“绿带”和城市增长边界(UGB)对城市土地扩张的控制效果。

而对于城市蔓延现象的原因分析，则主要从物质空间视角进行解释(Turner，2007)，如低密度住宅、低密度人口分布、交通走廊建设、郊区商业服务、夜间灯光分布等等。

国内研究方面：韩昊英等(Han et al.，2009)利用遥感影像测量了城市规划控制绩效的时空演化及其机理探析*——以北京1958-2004年间五次总体规划为例吴一洲 吴次芳 李 波 罗文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108405，4110156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JCGL07YB)，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YJC630134)，浙江工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XZ005)，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城市规划控制绩效的时空演化及其机理探析吴一洲 吴次芳 李 波 罗文斌RESEARCH O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ITS MECHANISMS FOR URBAN PLANNING CONTROL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N FIVE MASTER PLANS OF BEIJING DURING 1958 – 2004WU Yizhou; WU Cifang; LI Bo; LUO WenbinP l a n n i n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13年 第37卷 第7期 VOL.37 NO.7 JUL. 201334中国城市建设边界的影响，发现规划制定中的有限信息、传统规划预测技术和监管机制的缺陷是造成控制效果差的主要原因；塞托等(Seto and Fragkias，2005)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区建设、社会和家庭单元改革、政治决策等是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土地无序扩张的主要原因；韦亚平等(Wei and Zhao，2009)研究了中国的土地利用管制，认为城乡土地法规的不完善是阻碍广州城市成长和造成空间结构问题的主要因素；罗小龙等(Luo and Shen，2008)通过对苏州、无锡和常州的规划研究，提出在规划制定中缺乏部门间的行动互动、信息交流和规划协调机制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另外，还有研究将中国规划失效的原因归咎于双轨制的土地系统(Zhu，2005)、土地和住房市场化(Huang，2004)、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部门内部的矛盾(Hsing，2006)，等等。

从已有的研究看，更多地是侧重城市土地扩张的空间特征研究，即利用遥感影像和社会经济空间数据对城市扩张的物理过程进行分析，但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规划编制逻辑和政治社会背景等内在运作特征的动态分析较为缺乏，这也使得对规划控制失效原因的理解不够全面。

本研究综合运用遥感解译、景观指数与规划控制效果指数、城市规划制定逻辑等方法，分析了1978-2006年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化特征、1958-2004年间五次规划的控制效果，以及这五次规划制定逻辑的变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从城市功能定位、空间结构、规模决策、开发模式以及利益主体格局变化等方面讨论了导致规划控制效果差异的内在机理及其改善建议。

2 研究的技术方法2.1 研究的技术框架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图1)。

2.2 城市用地的遥感影像解译为了研究城市总体规划的控制效果，采用的空间数据源主要为1978、1983、1992、1999和2006年5个时相Landsat MSS/TM/ETM+遥感影像。

首先对遥感影像几何精纠正和辐射校正，然后采用监督分类的最大似然算法对其进行分类。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将研究区内的主要用地划分为5类，即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裸地和水体。

研究随机选取100个验证点并结合地形图、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和地面调查数据(GPS数据)对5期遥感影像的分类结果进行评价，5期影像的总体分类精度分别为83.32、81.26、86.33、83.85和85.17，Kappa系数分别为0.801、0.785、0.832、0.803和0.826，精度满足分类要求。

分类结果中建设用地包括了城市用地和农村用地，研究通过采用村庄肌理空间分析与目视解译的方法，参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数据，将其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剔除，最终获得1978、1983、1992、1999和2006年的城市用地数据。

2.3 城市空间成长的景观指数景观指数提供了一种景观结构的全局综合视角，包括面积、密度、边界、形状、核心面积、隔绝/接近、差异、蔓延、连接和多样性等。

本研究选择7个景观指数用于分析北京城市蔓延的时空模式(具体计算方法见Yu and Ng，2007；Huang et al.，2009；Li et al.，2010)。

NP是一个简单的斑块类型细分或破碎程度的测度。

MPA 表现了斑块破碎化的重要特征。

LPI测度了斑块类型的优势度。

农用地的MPA和LPI指数的下降意味着农业景观的损耗。

AWMSI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总体形状复杂度的衡量标准。

当AWMSI越接近1，斑块紧凑程度越大，表示形状越复杂。

AWMPFDI反映了空间尺度跨越范围(斑块尺寸)中的形状复杂性。

AWMPFDI越高，则斑块形状越不规则。

CI意味着斑块的空间集聚。

当CI趋向于0，表示斑块达到最大的分散程度，越接近100，则越集聚。

IJI表现了斑块的区分与混杂程度。

2.4 规划控制绩效的空间指数为了分析不同时期的规划控制绩效，本研究构建了一套规划控制指标体系(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