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典梦意象的审美文化分析

早期经典梦意象的审美文化分析摘要：梦意象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类别。

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经典梦意象虽然产自不同的时空背景，却有着高度的相容性，借助于它们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探寻梦意象背后的奥秘。

根据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熊罴梦与兰梦的广泛流传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古人对于其中蕴含着的“子嗣”这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极为重要的集体无意识的高度关注。

《庄子》蝴蝶梦与骷髅梦的“斗争”隐含着荣格移情与抽象学说的影子，前者的盛行与后者的悄无声息不能不说与移情和抽象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心态有着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梦意象；美学分析；集体无意识；移情；抽象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志码：A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当中，梦意象是一个独具魅力的类别，一直受到国人的特别关注。

跟其他文化一样，梦意象也经历了一个从萌生到繁荣的漫长发展过程。

不过，在早期的梦意象当中就已出现了许多经典之作，并早已成为古代审美文化当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审美符号。

熊罴与幽兰的梦幻一部《诗经》记载了先秦时期国人丰富多彩的情感和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也成就了中国梦意象史上的第一个经典一熊罴梦。

自从《诗经》之后，这个梦意象就一次又一次的在各种作品中出现，寄托着人们对于繁衍后代的真挚祈盼。

出现于《左传》的“兰梦”是中国梦意象史上另一个与繁衍后代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梦意象，它同样成为后人在表达夫人怀孕的喜悦之情时所惯常采用的审美意象。

(一)熊罴：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熊罴梦出自于《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

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却对中国古代文化心理有着至深至广的影响。

稍加留心，我们会发现，这个梦意象在古代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已经不仅仅是用“频繁”二字足以形容的了。

唐代刘禹锡曾有诗云：“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答前篇》)、“幸免如新非分浅，祝君长吟梦熊诗。

”(《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也曾有过“贤者宜有后，同当梦熊罴”(《思王逢原》)的诗句。

熊罴梦还经常在古人的书信中出现，如曾国藩的家书中就常出现“闻大弟将来有梦熊之喜，幸甚!”(《禀祖父母?述与英国议和》)、“温弟妻妾。

皆有梦熊之兆，足慰祖父母于九泉”(《致诸弟，喜闻九弟得优贡》)之类的字句，足以表明这位晚清重臣对于子嗣后代的重视和对于“梦熊”意象的偏爱。

其实，熊罴梦之所以对国人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与其说是出于对熊罴、虺蛇本身形象的喜爱，不如说是对它们身上所暗含的“男子之祥”的热切期盼。

它所代表的，是千百年来积淀在国人心头对于子嗣极度渴求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荣格曾经解释说，“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

国人对于子嗣的这种渴望与追求，就是“普遍的”，就是“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

在宗法制度笼罩下的古代中国，子嗣对于国人们来说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多子多福是千百年来国人不变的信念。

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

家族的繁衍和香火的延续是仅次于自身个体生命的头等大事。

甚至在有些时候，为了家族的繁荣，牺牲掉个体的生命也是值得的。

对于子嗣的渴求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对于祖先生殖能力的崇拜，所以我们才会有着如此众多的男根崇拜遗址，才会把这种崇拜表现在“祖”字的象形上。

甚至还可以反过来说，宗法制度的出现，与国人对子嗣的重视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始人对于图腾的崇拜在血缘关系的浸淫下，无法不转换成为对于祖先的崇拜，并进而为宗法伦理制度的出现奠定基础。

不管是对于子嗣的关注影响了宗法制度的形成，还是宗法制度的形成影响了对于子嗣的渴求，它们所传递出来的，都是对于繁衍后代的高度重视。

或许，在我们这个以农耕为主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再也没有什么比“人”这种生产力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毕竟，作为依靠着黄河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无论是大规模的耕种，还是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弥补水患带来的损害，无不需要大量的人力。

这种维持自身和种族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国人对于人丁兴旺的期盼与追求。

这种渴望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潜藏在华夏儿女的心灵深处，并没有随着先民时代的过去而有所减弱。

相反，在早已强大起来的宗法伦理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血脉相传、香火永继观念的重视与日俱增，甚至成为“仁孝忠义”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就这样，在潜藏于心底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与时时刻刻萦绕在生活周围的现行宗法伦理的双重浸淫下，熊罴梦梦意象的广为流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兰梦”与比德之美同样寄托着国人对于生儿育女美好愿望的梦意象，还有著名的“燕姑梦兰”。

“兰梦”的出现比“熊罴梦”要晚一些，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

郑文公的贱妾燕姑梦见天使给了自己一束兰花，遂生子日兰，是为穆公。

因为《左传》对于后世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穆公贵为国君的示范力量，梦兰与生孕之间迅速建立起了固定的联系，并对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庾信曾有诗云：“何年迎弄玉，今朝得梦兰”(《奉和赠曹美人》)，元稹也曾写到：“头白夫妻分无子，谁令兰梦感蓑翁”(《感逝浙东》)，都是对于这个“梦兰”梦意象的吸收与借用。

类似这样的诗句在古代文本中还有很多，如“离前吉梦成兰兆，别后啼痕上竹生”(骆宾王《代郭氏答卢照邻》)、“消魂处，是鱼笺不到，兰梦无凭”(陆游《沁园春?一别秦楼》)等等。

与熊罴梦梦意象一样，兰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寄托对儿女绕膝、子孙满堂的美好期待的象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兰梦与熊罴梦一样都代表了古人对于子嗣的渴望，但是它们在传统文化的具体应用中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的。

“熊罴梦”最初由熊罴和虺蛇两种梦象构成，原本代表着生男、生女的两种吉兆，但在后来的衍变过程中，或许与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熊罴之祥逐渐战胜了虺蛇之喜。

文人们在利用“熊罴梦”的时候，往往只指代其生男子之意，而对于虺蛇所负载的女子之祥，则在有意无意间挥发掉了。

另一方面，原本就表示“孕而生男”的“兰梦”却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扩大了其本来的内涵，衍化为“妇女受孕”之喜的度语，涵盖了男女之喜的共同喜悦。

后人在将其引入诗文的时候，通常用它来表达对妇人受孕的喜悦与祝福，不论所怀男胎女胎，以一“兰”概之。

不过，兰梦与熊罴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国人对于比德审美观念的发现与应用。

《左传》之所以把“兰”与郑国未来的国君联系起来，是因为有感于“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

可见，在时人眼中，兰花那醇厚、绵长的幽香与理想君子身上所特有的那种朗朗正气之间具有精神上的相似性，兰花也就因此而成为了有德之人的形象表征。

这种对于兰花与德行之间的类比在当时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了，与《左传》成书时期相差不远的屈原，不也正是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大量使用“香草美人”、“幽兰”、“秋兰”来表明自己品德和人格的高洁么?用带有淡雅芳香的兰花来比拟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国君，是先秦时期“比德”审美观念的体现和实践。

先秦是比德审美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有着《诗经》、楚辞等对于比德观念广泛的自发应用，就连哲人们也已开始对这种美学观进行了普遍的理性思考。

这种思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时人的比德审美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审美之上，它更多地体现于借助自然的审美而对人格力量进行欣赏与赞叹。

而作为“花中四君子”之一的兰花，早就以其馥郁的芳香和洁身自好的品格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不过当时兰花还多限于象征文人广博的心胸与高洁的情操和孤傲的气质，以“兰”喻指国君的，则是“燕姑梦兰”的首创。

比德审美观在君王身上的运用，是时人对这一审美观念认可程度的提高，也是审美观念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表征之一。

综观“熊罴梦”和“兰梦”这两个梦意象，他们都是梦意象发展早期出现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梦象还是意蕴相对来说都还比较简单。

不过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中梦意象所共有的一些特征，那就是，借助于梦象的自然属性特征和人类的现实生活之间达成的某种联系，寻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然后把一些特殊的情感意蕴投射到这种梦象身上，使这个梦意象蕴含着与它的自然属性具有相似意义的蕴藉。

久而久之，这种梦意象所负载的意蕴就约定俗成起来，代表了国人审美文化心理当中某种特定的审美情感。

一提起它们，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们身上所蕴藏着的那种丰富蕴藉，而对于它的来源与出处，则很可能淡忘了。

到这个时候，梦意象就开始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成为中国人审美文化心理中特定的审美符号自由地出现于各种作品文本当中了。

蝴蝶、骷髅与移情、抽象在早期的经典梦意象当中，《庄子》中的梦意象称得上是绝对的代表。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庄子》中的诸多梦寓言是作者为了阐释其哲学思想的需要而精心创作的。

在《齐物论》一篇当中庄子很清醒地说过：“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

”不仅如此，《田子方》一篇对于“文王观于臧”背后奥秘的揭示也表明，庄子已经意识到，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政治人物可依托梦迷信的帮助，编造出本来并不存在的梦幻，为其所用的。

可以说，对于梦，庄子可谓尽得其中真味。

(一)蝴蝶的选择庄子一生贫苦困顿，但却鄙弃名利富贵，在乱世中力求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精神的自由。

蝴蝶梦代表了他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在梦境当中，他可以“栩栩然”的飞翔，忘却身处乱世的烦恼。

世间看起来最容易的事情往往也是最难的。

忘却，本是一种无奈，但有时候忘却也是一种愉悦，就是这种忘却自身的快适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文人苦苦地追求，尤其是当他们在仕途受到挫折的时候，这种“不知周也”的快适更是成为他们寻找慰籍的一种解脱。

因此，蝴蝶梦这个梦意象在那些祈盼归隐山林以及习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抒发自己清真逸致的文人们那里就有着巨大的市场。

蝴蝶象征着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人性本质，这在庄子所处的那个到处充斥着权欲、野心的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

也许，这就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到来之前对于人性的一种渴求。

这种渴求与庄子的艺术精神一道，弥漫在中国审美发展史漫长的进程当中。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名句了。

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春夕旅怀》)同样是素来为人们所称道的佳句；唐朝女诗人鱼玄机的“画舸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

”(《江行》)则蕴含了鲜明的女性色彩，别具特色。

类似这样的咏蝶之作还有很多，可见这个蝴蝶梦对于后世文人心态是多么的影响深远了。

事实上，蝴蝶这种五彩斑斓、轻盈灵动的小精灵一直受到中国文人的偏爱。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之二)、“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历来以其清新的形象和生意盎然的意境备受人们的称道，而北宋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谢逸一生当中居然创作了三百多首蝴蝶诗，被人们称为“谢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