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东西文明观比较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东西文明观比较研究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就产生于该时期，各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也成为当时激烈论战的焦点。选取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分别以其代表人物梁漱溟、胡适和李大钊为研究对象，从三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东西方文化观两个方面对三者的东西文明观进行分析与比较，研究当时三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看法。

关键词：东西文明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74-02

一、三大思潮代表人物之东西文明观

1.梁漱溟的东西文明观

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东西文明观是“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文明在根本上高于西方文明，中国缺少的是物质文明，应效仿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中国在精神方面则远胜于西方，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精神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成就是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的成就则在于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存在很大缺陷，它的文明仅限于物质的文明。虽然西方人的理智活动很旺盛，开创了科学哲学，掌握的知识、思想数量以及深奥、

精细的程度都远超于其他民族，但过度的追求使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1]。

2.胡适的东西文明观

胡适先生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指摘东方文明，颂扬西方文明，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人力车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而非精神与物质的不同。他认为东方文明建立在人力上，而西方文明则建立在机械上，人力车代表东方文明，摩托车代表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摩托车代表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西方精神文明的发达，从而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先进，并为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他由物质文明的差距，揭示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并推及了精神方面，强调了物质差距所隐含的精神方面的差别，实际上也暗指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差距。

同时，又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分析了形成东西方物质文明差距的原因，即西方近代文明充分承认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所以开发和奖励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艺术之高雅、社会之安定、政治之清明等。相反，东方人则轻视人类的基本欲望，提倡”乐天”、“安命”、“安贫”、“知足”的人生理念，从而“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2]因此，在胡先生眼中，西洋近代文明不是唯物的，是精神的、理想主义的。

3.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

李大钊先生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3]针对东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差异的表现，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溯诸人类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谓基于自然之影响”[4]。他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区别是自然的与人为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依赖的与独立的、安息的与战争的、苟安的与突进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东方的南道民族与西方的北道民族是定住与移住的区别。生产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组织形式的不同，它们共同构成了东西文明的差异，即静的东方文明与动的西方文明。在他看来，东西方文明各具优势，既不过度颂扬，也不强烈抨击，而是提出第三文明观即社会主义文明观。目的是洋为中用，即通过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引用西方文明来优化东方文明。

二、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东西文明观比较

1.基于人生观、世界观的东西文明观比较

人生观的不同决定三人西方文化观的差异。梁漱溟先生站在人类和社会的高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人生观。他从意欲出发，根据意欲的不同取向，将中国、西方、印度文化分为代表人类文化三种“路向”的文化类型。认为东方文化是意欲调和、持中的精神，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精神，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的精神。

同梁先生站在人类和社会高度上的人生观相比，胡适先生的人生观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认为只有努力现在，发展个人，追求

真理与科学，摆脱宗教的束缚，才能真正建立物质和精神兼备的优秀的东方文明。他推崇美国、法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主张“往西去”，强烈地反对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强调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同时，针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强调中国应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学习目标。

相对于梁漱溟先生的宏观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生观和胡适先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李大钊先生的人生观更加积极乐观，是一种努力奋斗的、自强不息的、没烦忧和恐怖的人生观，又叫“青春的人生观”和“今的人生观”。在东西文明的比较中，李大钊先生全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揭示了东洋文明的各种弊端，如惰性太重、厌世、不尊重人权等。从客观辩证的角度指出东方文明的弊端，并对其积极的一面给予肯定，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于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应对世界做出第二次贡献，即“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3] 梁漱溟先生和胡适先生在东西方文明的选择上都偏向一方，一个站在文化人生观的角度，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坚持“往东走”。而另外一个则受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影响，颂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往西去”。与二人相比，李大钊先生的人生观更加积极乐观，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角度分析东西方文明，指出二者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提出第三文明观，即以当时俄罗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观，运用西方文明来优化东方文明。

2.基于东西方文化观的比较

三大文化思潮在东西文化路向的选择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梁漱溟先生，其东西文明观来源于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针对中国文化路向的选择问题，他果断地站在了东方文化的行列里，拥护中国文明、世代相传的礼教以及伦理和思想，坚持“往东走”。而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西方文化的行列中，高度颂扬西方文化，抨击东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李大钊的东西方文化观与二人各不相同，提出了“第三文明观”，肯定东方文化的价值，指出西方文化的不完美，选择站在社会主义文明观的队伍中。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自信与热情，坚持东方文化且承认其存在的不足，肯定西方文化在政治民主和自然科学中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点应该在于弥补没有完成的文化路向的学问，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势必要解决人对物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但同时也必须清晰地看到人类社会转向第二问题的处境和要求，因此必须协调和改变能够决定文化因素的人生观，将人生观由西方式转为中国式。重点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不全在于学习西方文化，而应该吸收自身传统文化的精神，走适合自己境遇的人生道路。在他看来，儒家的生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西方文明过于物质化，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儒家的生命文化，才能发展东方文明。

胡适先生颂扬西方文化，抨击东方文化。认为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因此才导致东西方“人力车与摩托车”的文明程度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