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王》中“愧怍”的释读

关于《老王》中“愧怍”的释读作者：张卫中来源：《语文建设》2011年第01期“愧怍”是杨绛《老王》的中心词，此前的很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的关注。

关于“愧怍”的含义，主要有几种意见。

有人认为，“‘愧怍’之情无非出自人生慈悲心肠”，是“幸运之人”赠给不幸者的“一份菲薄的祭礼”。

也有人指出，作者“愧怍的是与老王的交往一直是以金钱来衡量，没有体会到老王一贯对自己的好，总以为用金钱就能表示不欠人家的情了”，“作者自认为‘平等’方面做得最缺失，这也正是作者愧怍的本意和内核”。

另外还有人认为，“杨绛先生的愧怍，缘于深深体味不幸滋味后，对人性、平等、命运等命题的终极追问，缘于超越控诉、感动和廉价同情的慈悲情怀。

……她用柔软慈悲的心担当了社会责任、阶层的责任、知识分子群体的责任”，这位研究者甚至把杨绛的这种愧疚与耶稣对人间不幸的担当和托尔斯泰、杜甫等悲天悯人的情怀看成同一个东西。

以上这些阐释，虽然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在我看来，它们要么尚未触及问题的关键所在；要么有过度阐释的意味，偏离原作的意思，把一个简单问题讲得过于复杂了。

我认为，理解《老王》中的“愧怍”，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首先是20世纪大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

实际上，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在劳动者面前的“原罪”意识，应当是《老王》中“愧怍”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作者用付钱的方式拒绝了老王本来想象的“朋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老王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则构成了作者“愧怍”的特殊内容。

下边分做阐释。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与《老王》中的“愧怍”“原罪”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用语，所指的内容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受蛇的引诱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的禁令，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他们的罪过就成了人类的原罪。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其实最根本的是一种“阶级出身的原罪”，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在有阶级剥削的社会，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往往是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弟。

“即使自己不曾剥削过他们，那能供自己读书的家庭也可能参与剥削农民的行列中。

”在拥有知识以后，“相对于普通大众，知识分子们在当时所享受的特权又多出许多，比如，优先享受了教育，有较丰裕的物质供应等等，这一切使得他们在被自己视为‘衣食父母’的劳动者面前感到愧疚和惶恐，总认为自己的一切是建立在人民的血汗之上”。

总之，认为在不平等的法权面前，自己“多吃多占”，直接、间接地参与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剥削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中最基本的内容。

知识分子因为接受教育就需要较高成本，同时中国又一直有着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传统，因此建国前，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确实一直在享受比较高的物质待遇。

例如，2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都是280银圆。

而在当时，据说几个银圆就够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开销。

就是在解放以后，像杨绛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比也一直享受着比较高的工资待遇。

因此，“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一直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是先进知识的拥有者，同时又拥有较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相对工农，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但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民粹主义传人中国以后，他们又会为自己的文化和经济地位感到不安，在下意识中把自己列入多吃多占的剥削者的行列。

受到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这种“原罪”意识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以“劳工伟大”为主题的作品。

诗歌有胡适的《人力车夫》，小说有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

而这个主题一直流传到“文革”结束届的80年代。

在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主人公在劳动者面前都表现了一种较明显的“原罪”意识。

在《绿化树》中，张贤亮明确表示自己要写的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经过艰苦的磨难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

小说中的章永麟在马缨花、海喜喜面前一方面既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同时又因为耍小聪明而不断地谴责自己。

杨绛的《老王》则明显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作品，思考与反省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为自己享受了过多的文化和物质财富而感到歉疚，同时赞美劳动者的善良与淳朴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共同的主题。

理解《老王》中作者对待劳动者的那种既有距离感又歉疚不安的矛盾心态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在今天，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反而变得复杂了?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平民化，无论工资待遇，还是社会地位，与工农大众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说，建国前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贵族意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相当的平民化了。

其次，“文革”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大大淡化，知识分子与大众已打成一片，没有了过去的距离感，因此，所谓“原罪”意识也就无从谈起了。

就是说，知识分子对待工农大众的优越感和负罪感很大程度上都同时消失了。

但是，杨绛显然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她和钱锺书都出身于无锡的名门望族，这种特殊的出身与经历使他们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建国前知识分子的那种贵族意识。

因此，杨绛的文章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劳动者的距离感。

当然，杨绛是那种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对待劳动者一方面她总是尽量地放低姿态，拉近与劳动者的关系，另外则是尽量多地施与劳动者，以弥补“多吃多占”的不平等。

事实上，就是在《老王》的文本中，读者也能看出杨绛和老王之间的距离。

杨绛和老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老派人物，也保留了老派的习惯。

因此，虽然是在“文革”中，老王对钱锺书总是毕恭毕敬地称“先生”，这种态度与口气都让人很容易地想起旧社会下人对主人的恭敬。

而杨绛虽然也想尽量尊重老王，但是言谈之中还是流露出距离感。

例如，老王登门造访时对他的描绘：“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很早就有人认为，这种描写中包含着不尊敬。

杨绛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并非《老王》一篇，其实《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都是这方面的内容，而杨绛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对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文章中的“愧怍”是体现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关系上，当年二者之间那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读者如果能够先期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或者了解了20世纪中国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变动情况，《老王》中的“愧怍”也许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老王》中“愧怍”的特殊内容《老王》中有一个中心事件，即老王临死之前送鸡蛋、香油到杨绛家，后来作者一再追忆她与老王谈话的内容，说明这件事情对她的触动很大，因此，这件事情与杨绛的“愧怍”一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老王上门这件事情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即老王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一次例行的“买卖”，还是临终之前，对“朋友”表达最后的谢意。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在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也记不得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作者回忆，当时自己转身进屋拿钱时，老王“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一’。

当然，在这里有的读者或许会提这样的问题，即如果老王就是临终过来表示最后的谢意，他为什么不进一步坚持，例如，坚持不要杨绛给他的钱。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微妙的、一个有待认定的问题。

老王与杨绛一家的关系应当是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杨绛一家与老王同样地落魄，曾给了老王很多照顾，他们之间又有了一种类似朋友之间的关系。

但是究竟是哪一种，认定权显然不在老王一边。

因为老王是一个无依无靠的雇工，杨绛、钱锺书虽然落魄，但他们仍然是高级知识分子，老王要与杨绛、钱锺书成为朋友，应当是一种“高攀”。

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老王无疑是一个忠厚、淳朴的人，虽然落魄之极，但仍然保持着做人的原则和尊严。

久病之后，自觉时日不多，他仍然拿些礼物最后看望一下曾经照顾他的人。

这个时候，杨绛可以有两种反应：收下礼物，问候老王的病情，用其他方式给老王相应的回报；这应当是一种朋友式的反应。

从道理上推断，老王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到作者家来，或许还有临终托付之类的事情。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文中发生的，因为老王当时的样子，作者被吓坏了，或者下意识中，作者认为自己与老王就是一种买者与卖者的关系；于是她佯装不知，就当成了平常的一宗买卖，付了钱给他。

在主人的这两种反应中，第一种显然是老王所期望的。

老王一直孤身一人，心灵的安慰应当是他最大的需要，但是这又不是他敢奢望的。

钱氏夫妇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应该被称为“先生”的那个群体，当杨绛付钱给他的时候，他也只能默默地接受了。

在《老王》中，杨绛的付钱当然不是做了一笔买卖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杨绛在老王提出来的一个二元选择中做了一个清楚的选择，即在买卖关系与朋友关系之间，杨绛清楚地选择了前者。

而这正是让老王最“受伤”的地方。

如果说这是一次平常的访问，老王以平等的身份送礼被拒绝，那还可以有下一次的补救，但问题是，这是老王临死之前最后一次访问，作者对他的拒绝就意味着永远的拒绝，永远也没有补救的可能。

那么对老王这样一个在贫穷中依然保持尊严的人来说，这个伤害应当是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

因此，其后，作者“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从杨绛这边说，由对老王的拒绝而导致的伤害应当是她“愧怍”的主要内容。

当然，后来作者在反思自己的“愧怍”时，曾明确否定了这种可能，她在文中做出假设，是不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了他?”然后，作者有一个明确的回答：“都不是”。

但是作者的这个回答也并不是问题最终的答案，原因有二：首先，杨绛所面对的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她在几种可能引起“愧怍”的原因中，对“用钱侮辱说”做了否定，但是人的心理上的事情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实际上，“用钱侮辱”肯定是引起作者的“愧疚”的原因之一，其中只有这个成分占多占少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和没有的问题。

老王临死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造访钱家，但作者却回绝了他作为朋友的示好，这么大的一件事，对作者的心理没有影响是不可能。

其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由作者赋予的，它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最终的意义，其结构是开放的，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

就作品本身来说，“老王的造访”占了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作品中的一个中心事件，而这个事件不可能与作品的关键词“愧疚”没有联系。

整体上说，在作者的“愧怍”中，那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普泛的内容，而作者自己对老王的伤害则构成了“愧怍”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