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五四_女性文学中情爱主题的考察

现代文艺研究五四!女性文学中情爱主题的考察李国英 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情爱主题占有重要的地位,论者一般都将其看作是时代解放的一个象征,一个充分证明个人意识觉醒的刻度,一个女性自我标记的符号。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情爱主题的意义更多地停留在语言层面,如若考之以广阔的时代之流,无论是上溯至晚清的女性命运,或是见之于当下的女性命运的理性思考,五四!女性的启蒙声音无疑都显得过于空幻。

情爱主题的意义在有力支撑起五四!女性反抗命运大旗的同时,也让女性自身的解放陷入另一重脆弱的境地,女性的情爱话语在实质上并没有构成对男性权力话语的解构。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出于自身写作资源的考虑,情爱主题无疑是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便捷的途径。

她们不需要太过暴力的反抗,只需要将身体的自主权收归自己,便可以轻易拥有摆脱男性权力的资本。

但在简化男性权力压制的同时,也将女性的解放事业蒙上游戏化的特征,并不能真正地触动男权的核心,所以,在简短的五四!女性启蒙的声音过后,男性化的政治声音就轻易地淹没了五四!女性发现自我、表现自我、争取自我的声音,转而为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呐喊。

一晚清伊始,有识之士便通过吸取西方的人权、民主等思想,以图救国于危亡之中。

在此社会风云激荡中,传统社会的完整控制机制出现断裂,而整个被系统奴化和愚化的女性便获得审视社会、审视自我并定位自我的机会,但这种由外在机遇引发的女性启蒙,显然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内在的自我反思,也没有系统的自我构建的理论话语,取自人权、民主的理论就自然成为女性启蒙的思想资源。

于是,女性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而奋斗。

但这只不过是变换传统的过于直白的三纲五常!式的控制方式为更加隐蔽的天赋人权说,其实,这些不同的理论构建方式在根源上都植根于男性对女性的控制。

女性启蒙运动所吸收的洛克和卢梭的理论,在其源泉上要追溯到古希腊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二元建构。

在古希腊的政治学中,女性要么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要么她们必须成为男人111(如柏拉图所言)。

洛克在∀政法论#(上卷)中得出结论:妻子应该服从她的丈夫,正如我们看到人类的法律和各国习惯法一般规定的那样!。

∃著名的法国女性主义者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曾经指出:对我来说,作为女人争取平等似乎是一个真实目标的错误表述。

%%如果缺乏一种建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理论,以及重写两性因生理差异而衍生的权利与义务上的差异的努力,男人与女人在社会权利与义务上的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无论是秋瑾等较早觉悟并倡导女性解放的先驱,还是如庐隐、冯沅君等明确反抗父权、夫权的五四!女作家,都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理性地了解到女性解放的更深的理论背景。

但这种走向公共领域的平等的人权思想,对于被父权、夫权压制的女性来说,无疑是极具惊醒力的思想资源。

在极强的工具主义色彩的利用策略下,女性启蒙表面上很容易获得女性自我的确认,也容易获得男性的认同,但却忽视了这种思想对女性独特性的抹杀,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和社会广度来看,都无法给女性以真切的社会定位,从而导致在传统的父权、夫权和新型的父权、夫权间徘徊,产生苦闷的情绪。

二五四!女作家大多数是中高等学校的学生、教师,她们的生活视野决定了五四!女性文学更着重于对知识女性的描写。

从历史上看,知识的历史只是男性声音的展现过程,无论是否有意识地加以塑造,知识或者理性,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具有男性特质的,女性往往被塑造成为男性成功的证据,而其自身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五四!女性试图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而缺少自足的话语资源,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进路的失败。

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知识女性是一个尴尬的角色集合,在她们自我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同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

当时,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形象只存在于浪漫的想象中,而在现实中却缺乏坚实的实践基础,也找不到强有力的支撑。

五四!女作家中,陈衡哲、冰心、石评梅、庐隐、冯沅君、丁玲、凌叔华等,她们本身都是明确追求自身解放的知识女性,但在现代理性的知识解放取向下,她们尚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性别的历史建构,而将自身置于抽象的人的幻想之下。

这一取向的预设是,在公共领域中,女性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具有理性的能力,并通过教育改变自身,以此获得同男性一样的公共权力。

但在家庭内部,或者说私人领域,女性却通过一种传统的习惯认同来确认自己。

陈衡哲在小说∀络绮思的问题#中,提出知识女性面对事业与爱情、婚姻、家庭间的两难选择问题,但因作者提不出理想的解决办法,只好让女主人公选择独身,展示了新女性在走出家门、获得知识后所遇到的新的矛盾和困惑。

知识女性尚且如此,那些没有文化的众多女性的命运就会更加可悲,她们并没有理性和知识的武器,只有具体而琐碎的日常压制,而五四!女作家的笔触显然不会给她们一个可行的方向。

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是崛起于爱情主题的。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大都表现出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她们对父母指定的权贵、富家子弟都持否定态度,而作为她们恋爱对象的男子,往往都是感伤忧郁的同学师友。

在对传统的门当户对这一恋爱模式的批判中,五四!女作家通过自抒胸臆,通过对大团圆结局的突破,在观念层面上确定爱112情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并且突现了女性在爱情中自觉寻找人的价值的现代女性意识,由此超越了以往才子佳人对情爱的自发向往,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情爱权利的剥夺,表现了启蒙时期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即表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寻求与男性平等对话的要求。

但是,这无疑也导致了爱情的神化、圣化和观念化。

爱情被这一层神圣的光辉所遮蔽,从现实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爱情演变成飘在云端的神话!。

(率先觉醒的五四!女性作家,怀着对自由、个性、解放的憧憬,以婚姻爱情为题材,发起了对旧家庭、旧礼教的愤激反抗。

在爱的自由的热情召唤下,出现了众多追求爱情自由的文学女性形象,有羞羞答答的大小姐(凌叔华∀绣枕#),有欲说还休的薏蕙(石评梅∀只有梅花知此恨#)、半遮半掩的表嫂! (冯沅君∀潜悼#)、忧怨的继母她!(庐隐∀父亲#)、痛苦的女学生松文(庐隐∀沦落#)、矛盾的文萱(冰心∀是谁断送了你#)、软弱的梅林(石评梅∀白云庵#)、勇敢的沁芬(庐隐∀一个著作家#),还有执着追求灵肉一致的爱情理想的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她们所处环境不同、个性不同,追求爱情的行动也各异,但无不将心之矢直指情爱之的。

正如冯沅君借女主人公之口发出的宣言: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

!)当时,五四!青年受新思想的洗礼,敢于冲决旧式家庭牢笼,追求意志自由、婚姻自主,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向往,但是这种憧憬在当时主要不是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感受,主要是浪漫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因与现实相距甚远,自然难以获得普世的效应,只能成为女性主义启蒙进程中有价值的纪念品。

从社会历史环境来看,女性主义启蒙有诸多路径可以选择,在晚清时期,民族命运、家国命运、所有受奴役的人的命运,都笼于女性的觉醒之中,女学、女报成为女性自我解放的重要阵地,在女性的榜样中,能够与男性相抗衡的英雌!卓然而立,国内有秋瑾,国外有批茶女士、罗兰夫人与斯托夫人等。

从当时的社会思潮来看,女性解放的视野有普世价值的追求。

而五四!女作家的笔触较为集中地转向自身,从以集体本位为中心的本土文化理论资源来看,不要说女性自身的独立地位,即便是从最广泛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也是极为匮乏的,在这种极为匮乏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启蒙与个人主义的人权思想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模糊的理论认识在经历了现实的磨炼后,不可能为女性启蒙照亮更远的道路,所以五四!女作家在对情爱的幻想破灭后,要么转向宏大的政治话语,如丁玲,要么转向古典学术的考究,如冯沅君。

此外,也有女作家在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时的策略性考虑。

对于女作家来说,反抗男权的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取得对自己爱情和身体的控制权。

尤其是五四!女作家,在反抗男权过程中,借了当时流行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潮流。

这种反抗的途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五四!女作家显然无法意识到身体和爱情的社会纬度,更意识不到在这一维度中隐秘的压制。

无论是冯沅君所展示的自我神圣化的爱情境遇,还是凌叔华对情爱追求的含蓄表达,或者是庐隐所描述的女主人公的生的苦闷和爱的追求,在给我们带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女性体验的同时,也展示了在这一体验背后新的苦恼和无法摆脱的悲哀。

在利用这一策略的同时,如果没有其他更加宏观的女性主义的理论支撑,没有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的配套,这种反抗方式并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

女性的最初觉醒与家庭有密切关系,爱情、性、婚姻、父权、夫权等等都成了某种假定的要反叛的符号,认为113只要对这些符号进行反叛,就可以实现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解放。

但这一思路所运用的理论和思想资源极为幼稚和浅薄,对家庭的这种简单解读,表面上可以更快地获得一时的独立和解放的假象,但对家庭及其相关符号的建构缺少足够的解析,也缺少将家庭和情爱问题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虑的视野,更缺少对自我意识的构成的反思,而简单地用自己的感性反叛来实现,这种无论是从当时社会历史状况来看的集体的文化冲动还是作家个体的冲动,显然都缺乏足够的力量,不能获得新的婚姻家庭与情爱的建构力量,最终难以摆脱男性威权的控制,造成觉醒而又困惑!∗的结局。

综观五四!女作家创作的情爱主题的作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在对自我的身体和情感的支配上,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父权、夫权的压制,而是转换成一种更深层次的、无所不在的注视,由暴力性的强制转换为新的灵魂塑造的规训,并在女性的言行中潜伏着。

在这种意义下来看,五四!女性启蒙不能不说是一种策略的想象性胜利和虚张的表演,而结局却渺不可期。

深谙中国国情的鲁迅,将娜拉安置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中,深刻地指出了娜拉从专制家庭出走的结局。

他鲜明地提出,为改变妇女的命运,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而要取得经济权,需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但即便获得了经济权力,是否就必然带来女性的解放,无论是鲁迅还是诸多的五四!女作家,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并给出答案。

实际上,女性在摆脱父权和夫权的控制后,所迈向的公共领域更是男权的天然领地,无论是由于纯生理的差异,还是文化的目的性塑造,女性在公共领域所面临的竞争和压制事实上是更残酷了,女性的自我建构处在更深的撕裂之中。

呐喊是必须的,振聋发聩的呐喊更是具有警醒的力量,但女性的历史是需要系统地构建的,尤其在我国,如何在传统的或隐或显的注视下,融合传统的道德,政治要求,使得女性的解放获得自主的力量,在当下的语境下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