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的跨越_从管理科学到管理哲学_薛秀军

现代管理的跨越:

从管理科学到管理哲学

★薛秀军　杨　楹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福建泉州362021)

摘　要:管理哲学的崛起意味着管理新时代的到来,它将在“否定”和弥补现有管理科学缺陷的基础上,实现管理思维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化,并对“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做出新的阐释,从而实现现代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文章具体指出了“管理科学”所具有的不可克服的学理“悖论”与现实运作中的局限性,强调必须超越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管理科学”,凸现管理的哲学品质,从而揭示出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替代性拓展之重要意义。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管理科学;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B O;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5)01-0011-06

管理哲学的崛起,印证了管理价值观、管理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蕴涵着对现代管理深刻的、划时代的超越。它将把管理从“科学”引向“哲学”的时代,从而体现并不断表征着现代管理的理论视野与价值指向。

一

自20世纪初泰勒(F·Taylor)创立“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管理科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呈迅速勃发的趋势,由于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得到广泛应用和普遍关注,并在理论上实现了迅速更新并衍生出众多学派,形成了今天众多管理理论“千帆竞发”的学术态。并且,管理科学在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还产生了诸如管理心理学、管理文化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据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哲学的出现,也是现代管理科学与现代哲学发展交融的结果,管理哲学可以作为“管理的哲学”或“管理学的哲学”来考察。但是,笔者认为,管理哲学的成长路径,虽属当代哲学转向具体问题研究大趋势的一种表现或曰尝试,体现和表征

收稿日期:2004-12-18

作者简介:薛秀军(1974-),男,河北承德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哲学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了哲学分支学科日趋凸现的趋势和景象,从而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然哲学与管理的交融,特别是与管理实践的交融却早于管理科学的产生。如果进行历史追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学科的管理哲学其产生虽在管理科学出现之后,但管理哲学思维却伴随管理科学生成的始终,而原初的管理哲学其生成甚至要大大早于管理科学,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原初的管理哲学,就不可能产生今天的管理科学。

从文献的考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古希腊的语境中,哲学家们就已开始探讨并追问管理的普遍性和相对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为管理从各种实践活动中独立出来以及管理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苏格拉底、色诺芬、克里托布勒斯等对此都有许多经典论述。管理学正是在管理实践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借助于哲学思维从各个领域中抽象出来,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和事业。

管理科学的诞生,是管理理论的重大跃迁。但管理科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哲学在管理领域被驱逐,恰恰相反,正是哲学促进了管理思想的升华,助推了管理科学的成长。作为科学管理创始人的泰勒,其管理科学中哲学意蕴就十分显著。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篇幅不长,但其中却有10余处论及哲学于管理的作用。丹尼尔·A·雷恩在其《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干脆把他称作“到处讲学的哲学家”[1](157),并认为,“在泰勒以前,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把管理问题发展为如此程度的一种系统方法,并同时把管理和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2](7)

从哲学层面思考管理问题,不但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理论旨趣,而且也是管理实践者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管理实践及其向理论的升华需要借助哲学思维,而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使管理哲学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管理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对现有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盘点和检视,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对现代管理进行跨文化、跨领域的全方位把握。而这种把握使管理哲学不可能成为管理研究领域的边缘学科,其学科内质决定其必然要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此,管理哲学的出现,其深刻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开辟管理研究的新界域,而是一开始就要走向管理研究的主流,要实现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扬弃”———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相互关系将因此被重构。由此,现代管理思维、管理价值基点都将发生剧变,旧的管理时代必将被终结,新的管理时代———管理哲学时代必将在现实生活视野中日渐呈现。

管理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其间,管理的手段、方式、价值观和目标不断拓展并被重构,在不同阶段表征着管理的不同特质。对此,成中英先生加以了揭示。他认为在整个人类的生活视野中,管理成长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3](4～5):首先,为管理的文化时代,亦可以称为人文管理时代。此阶段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个人管理与国家管理。其特点主要表现为:(1)伦理性,讲个人的修身养性;(2)整体性,从个人讲到国家与社会的管理。其最突出的代表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治人之道”。其次,为管理的科学时代,也可以称为科学管理时代。此阶段的管理内容主要是经济管理。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理性原则与分析性方法。它以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管理模式为其典型代表。再次,为管理的哲学时代。此阶段又可称为后现代管理、超时代管理、管理的后科学时代,这本质上即是哲学管理时代。该阶段的管理,是要综合文化管理与科学管理的长处,把伦理与管理、文化与科学、感性与理性、整体与分析等多维加以整合,凝结并体现出新的管理价值立场与路径。

管理哲学的出场,标志着对管理科学时代的“否定”与超越。不可否认,管理科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曾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管理科学作为知性科学、技术科学,具有自身难以弥合的局限性:管理科学的目标过于单纯,只强调经济上的唯利原则,客观上忽略了社会的整体协调;它力图通过系列的、组合式的、系统化了的科学手段提升组织的效率,但却忽视管理对象的特性,以及对对象特性的价值审视与观照;它以科学作为基础,是按

照理性逻辑的完备化原则实施的,但却弱化了人的自我觉醒和自主开发……;管理科学本质上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组织行为学说,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性所固有的特质与缺陷,“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关于`整体的人'的理念,既不注重人的外在环境,不考虑环境生态的破坏,扼杀了`外在的人',又破坏人的内在心灵,造就了一个商业化的、消费型的以及权益独占和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3](6～7)。在这种社会形态下,量化的效率和利益成为检验、堪定包括管理行为在内的一切现实生活的根本“尺度”,人逐渐丧失了自我的生命“本真”;快节奏的、无始无终的疲于奔命致使“内在的人”被闭锁和肢解。技术理性不断驱逐“人文精神”,价值被闲置,由此范导出来的世界必然是有缺陷和非和谐的。虽然管理科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技术工具对于现代管理不可或缺,但它仅仅是现代管理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仅仅依靠管理科学是无法洞察管理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实质,无法兼顾管理认识的多维度和多视角,更无法消解管理科学所带来的人文危机与生态危机。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以及对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的反思,管理科学的缺陷将日渐凸现并不断放大。管理科学虽已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窘况,并试图通过理论纠偏以求获得解决之道,但由于其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本性使然,它难以也不可能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样,对现代管理内涵的重新确认,并因此实现管理思维的转换与管理价值的设定,正是管理哲学超越管理科学的意义之所在。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管理哲学的生成,首先是以对管理科学从学理与现实运作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勘定其合理与合法的范围为前提。同时,管理哲学的崛起,内在要求现代管理必须植入文化与科学两个基本因素,达到对文化有新的自觉,对科学也要有新的自觉,从而实现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综合,并在人的感性与理性,在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探寻管理的新平衡。由此可见,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内在超越,是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演进的必然。虽然管理哲学的生成步履艰难,但从管理科学向管理哲学的深层转变却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和无法抗拒的现实动因。

二

“管理就是让别人去做”[4](10)。管理者并非是事事亲为者,而是根据管理对象、管理目标的特质,通过相应方法、手段或相应的制度安排促使别人去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管理的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现代管理科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主张,认为管理是一种手段,亦或工具,它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组织内部资源整合与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途径或方法;管理科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开出(对于组织)有效的“方案”,实现人(被管理者)与物的最优结合,提升组织的效率,并借此提升组织的竞争力,这是管理科学的核心要义,更是其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力。由于管理科学的运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能解决具体问题,达到立竿见影、直接生效之结果,因之其思维逻辑得到了更多的追捧和推崇。然而,正是这种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科学主义勃兴而形成的“工具理性”僵化、并固化了人们对管理的认识。

现代管理科学以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为依托,强调组织的目标在于不断提高生产工作效率,为此要合理增加产量,减少成本,提高品质,这既是组织的目标,也是管理的目标。管理科学要求对管理实行量化控制,实现管理的客观化、标准化,并从运筹、决策、系统等种种理论出发去建构有效的管理数量模型,以便有效地规范和控制管理,实现组织的目标。但正是这种管理完全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局限性。正如成中英先生对此所揭示的———“管理的技术更新特别是管理模型的建构可以走科学化的路线,可以是数量化的和可控的,但管理模型应用于实际管理中,不是作为决定性规定,而是作为模拟式参考,作为一种联想的开发,作为训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