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

礼貌原则和跨文化交际

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守则、质的守则、关系守则和方式守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守则、大方守则、赞誉守则、谦虚守则、一致守则和同情守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获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敏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假如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因为，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规范和实现方略。汉文化重视谦逊守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守则。谦逊守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彰，尽量贬低自己。西方文化则认为欣1 / 3

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快乐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倡导“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倡导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倡导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假如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如：“请光临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明其妙。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守则，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别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清楚，自我的内核按照自我和别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因此，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他们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中国文化自我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家族血缘为尺度，在交际中遵守近亲守则。例如，中国人在交际时喜欢问人私事，或毫无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为按中国的礼貌传统，2 / 3

了解私事是交际一方为了缩短和对方的横向距离而做出的一种势力，表示把对方定位在一个离交际主体相对较近的位置。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没有权势的人与拥有权势的人说话，其礼貌程度要比拥有权势的人与没有权势的说话时的高。而社会距离同样影响语言礼貌的程度，社会距离越大，交际双方说话时的礼貌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失误的根源主要是交际双方没有获得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守则和价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认同是互相的，人类需要这种互相的文化认同，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文化认同原则可以被认为是指导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原则。在将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际当中，我们必须注意礼貌原则的文化习俗性，处理好礼貌原则中各项守则与交际距离之间的关系，努力达成不同文化间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持一定的交际距离，以到达所期望的交际效果。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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