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_波兹曼论技治主义_刘永谋

第30卷，第6期科学技术哲学研究Vol．30No．6 2013年12月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2013尼尔·波兹曼论技治主义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波兹曼对技治主义的评论非常具有典型性。

他分析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危害，指出当代技术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批评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提出以技术无神论应对技治主义的问题。

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人文主义立场的，对于技治主义者和当代社会是必要的警醒，但用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精英主义，忽视了技治主义进步的一面。

关键词：尼尔·波兹曼；技治主义；专家政治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062（2013）06－0052－05当代公共决策和政治活动中的技治主义（tech-nocracy）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技治主义的核心立场包括：（1）科学管理（或称之为技术统治），即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管理社会；（2）专家政治（或称之为精英治国），即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政治权力。

［1］归根结底，其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

专家治国是技治主义的实践形式，实质是施行科学管理。

专家掌权若不遵循科学思想、不运用技术手段、不依赖数量方法，则不算技治主义者。

一般情况下，纯粹的人文学科专家由于对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的隔膜，难以成为真正的技治主义者。

技治主义一直被各家尤其是人文主义者所诟病。

尼尔·波兹曼力主媒介生态学为人文主义研究。

［2］他将技治主义称为社会工程学或唯科学主义，总体上对其持强烈批评的立场，但却呼吁精英控制社会信息传播，在反技治主义者中独树一帜。

一技治主义在当代社会盛行是有害的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大致等同于技治主义的主张。

他将唯科学主义归纳为三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

……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揭示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

……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做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3］86－87前两个观念构成了“社会工程学”的基本立场，而后者则为“技术神学”的核心观念。

他认为，社会工程学思想起源于18世纪的巴黎高等技术学院，可追溯到圣西门、安凡丹、拉普拉斯和孔德等人，主张运用实证化、经验化和自然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实施对社会的工程化管理。

技术神学思想把技术推到类似伊朗等神权社会中真主的至高位置，代替宗教成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意义和信仰的源泉，而把“精神治疗专家、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推上了新神父的位置。

［4］因此，社会工程学是唯科学主义更为操作性的组成部分，而技术神学是唯科学主义中更为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力图将人的世俗事务和心灵事务一统于科学技术的权威之下，给社会工程学提供超越性的宏大诠释。

与之相同，技治主义同样包含着由浅入深两个层面的含义：科学管理、专家治国更为具体，蕴涵于其中的是将科学理性应【收稿日期】2013－02－10【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2XNJ023）【作者简介】刘永谋（1974－），男，湖南常德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等。

25用于整个人类社会，以将其建成为“科学城邦”的乌托邦理想。

比如，圣西门就主张组成各级牛顿会议，来代替教会教育、管理和智慧所有社会成员。

［5］总之，波兹曼所称的唯科学主义与技治主义是基本重合的。

技治主义在当代流行是有害的。

首先，何为生命，何为人，社会工程学并不能回答诸如此类问题。

波兹曼认为，唯科学主义要求科学回答类似问题，盲目接受科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3］96。

其次，社会工程学危害人的主体性。

波兹曼指出，“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

”［3］94因此，社会工程学要把人转变为可以测量、计算和控制的客体和控制对象，让人逐渐失去自信以及思考、判断的能力，将自身交给技术。

最后，技术神学实际上在消解道德和信仰。

波兹曼指出，技术神学把罪孽、邪恶等传统道德概念转变成社会偏离、心理疾病等可以客体化和量化的技术概念。

这从根本上消解了道德，技术专家们“服务的神灵不讲述公义、行善、悲悯或仁慈。

他们的神灵讲述的是效率、精密和客观。

”［3］51更重要的是，波兹曼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对唯科学主义的文化威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

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角度，他把人类文化分成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6］孔德以及其他法国技治主义者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泰勒、福特等美国技治主义者的努力，唯科学主义开始在美国流行，促成了技术垄断文化20世纪初从美国发端。

泰勒提出技术垄断社会的主要预设：“即使效率并非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唯一目标，它至少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方面的精打细算总是胜过人的主观评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实际上，人的评判并非稳妥可靠，因为它受到粗疏大意、晦涩不清和节外生枝的困扰；主观性是清晰思维的障碍；不能计算的东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没有价值；公民的事务最好是由专家来指导或管理。

”［3］30可以说，所谓技术垄断社会在实质上是技治主义社会。

在其中，技术至上，技术对文化构成了致命威胁。

波兹曼指出，“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太愚蠢了。

”［7］文化不得不服从技术的权威，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反对、压制和破坏一切与之不一致的文化因素，不断消解传统的符号和叙事。

并且，当代技术压制文化对其进行反思，让人们沉浸在极端技术乐观主义的迷梦中。

因此，波兹曼大声疾呼：“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

”［3］自序，1－2二当代技术与官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波兹曼深入分析了官僚主义与机器意识形态，指出了技术理性与官僚主义之间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一方面，他是从社会信息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官僚主义的。

他认为，官僚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

由于政府管理领域不断扩张，而社会不断复杂化，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急速膨胀、复杂，于是政府引入官僚主义来应对管理信息泛滥的局面。

“官僚主义原则上只不过是一系列技术工作的协调机制而已，意在减少需要加工的信息量。

”［3］48官僚主义没有整体性、终极性的伦理关怀和政治理想，只有一个核心假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效率至上，按照可计算性和文牍中心两个原则来处理管理信息。

官僚主义本来只是技术手段或工具层面的，但最终将服务于社会理想的一套技术方法转变成为凌驾于社会理想之上的超级制度，从工具僭越为目的。

“19世纪官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提高运输、工业和商品流通的效率。

技术垄断时代的官僚主义挣脱了这样的限制，它声称拥有凌驾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权威。

”［3］49显然，官僚主义离不开各种技术和技术性机制。

另一方面，他从反工具论的角度理解机器。

在波兹曼看来，机器不仅是工具，背后隐藏着嵌入的理念即他所谓的“隐形机器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是机器力量的真正来源。

这一观念类似哈贝马斯所谓的“隐形意识形态”［8］，但波兹曼主要从人们忽视机器理念的意义上讲“隐形”，哈贝马斯则意指科学技术伪装成对既有制度保持中立。

机器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包括：简单化，确定化，精确化，标准化，可观察，可计算，可操作等，这些均与官僚主义的追求是相吻合的。

当代技术的可能强化官僚体制，压制社会变革。

波兹曼指出，技术在官僚机构的应用出现“动因漂移”现象。

所谓“动因漂移”指的是当代社会将许多问题交给技术处理，因此当出现问题时，官僚机构可将责任推给技术设备，而掩盖官僚的责任。

显然，“动因漂移”［3］65－66类似于鲍曼所讲的“道德漂移”［9］，但前者讲的是官僚责任漂移到技术，后者说的是个体责任漂移到集体。

正是动因漂移，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各种问题都被解释为技术升级问题35或程序改进问题。

比如，“电脑强化了官僚机构，压抑了追求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动，至少是产生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

”［3］67反过来，官僚主义支持技术的扩展。

首先，官僚主义者在政治活动尤其是行政活动中大量引入各种“软技术”。

波兹曼用测谎设备、民意测验、公务员考试等技术被官僚机构迅速接受和广泛应用，说明官僚主义对技术及其可操作化理念的认同。

其次，官僚主义赋予技术专家以重要位置，将相当多公共决策权力转移给专家。

波兹曼对官僚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是持警惕的态度的。

首先，他不认为官僚主义解决了问题，因为官僚主义引入技术方法实际增加了管理信息量。

其次，技术手段如电脑是打着提高效率的名义与官僚机构结合的，但是未必提高了机构效率，只不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技术细节，把技术进步与机构进步乃至人类进步等同起来，而不是整体改进官僚机构。

这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最后，专家们除了狭窄的专业领域，此外所知甚少，被赋予过高的位置。

三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工具和伪科学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实际是技治主义强有力的工具，试图按照技术原则、方法和规范来控制整个社会。

社会科学在当代社会迅速崛起，正是借助唯科学主义、技治主义的力量。

对此，他是不满的，甚至称当代社会科学为“神学”。

［10］22社会科学不能以控制社会、管理人群为目标，否则社会技术实质就是为技术统治帮凶。

波兹曼指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媒介生态学等社会科学不属于自然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类智能无关的自然过程，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与人的决定和行动有关的实践，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如blink（眨眼睛）与wink（使眼色）的区别。

观察、量化和精确并非自然科学的排他性特征，实际上探案、商务和司法等许多活动都具有类似特征。

实际上，社会科学自称科学与对自然科学的崇拜有关。

社会科学总是重复着常识观点，但出于对数字的崇拜，用学院化的方法将常识量化和复杂化。

但是，精确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难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波兹曼认为，社会科学努力成为伪科学（pseudo －science），一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工程的业绩，这并不应该成为理论家的首要考虑，二是向争取社会给予自然科学的心理、社会和物质上的利益。

在波兹曼看来，社会科学是一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形式，与小说类似，但又有区别。

讲故事意味着作者给一系列人类事件以某种独特理解，通过给出例证以支持这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并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其吸引力来自语言力量、解释深度、例证关联和主题的可信度，而不是来自真理或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