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与谢氏家族风习_阮忠

收稿日期:2003203221

作者简介:阮忠(1952—),男,湖北黄陂人,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海南师范学院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散文、诗歌研究。

第42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7月

V o l .42　N o .4Journal of Central Ch ina N o r m al U niversity (H 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Jul

.　2003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与谢氏家族风习

阮　忠

(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散文研究中心,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谢氏家族深为社会的旷达、清谈之风熏染而好自然,诗涉玄理且描摹山水。谢灵运的名

士风流是他家族风习的沿袭,其山水诗的声誉为谢氏诗人之冠,在当时诗坛上的成就并不等同于山水诗的开创者;他在山水诗创作中的性之所适与思之所适的结合,导致人们对他状山水有佳句而无佳篇的批评,但这正是他山水诗的特征及其未能拓展纯净山水诗境界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谢灵运;山水诗;家族风习

中图分类号:I 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456(2003)0420111206

一、谢灵运名士风流中的族风印痕

说到谢灵运,不能不提及谢氏家族,这一豪族兴于西晋,盛于东晋,衰于南朝,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学舞台上都很有风采。《晋书》、《宋书》和《南齐书》为谢氏家族中人立传的有谢鲲、谢尚、谢安、谢奕、谢玄、谢万、谢朗、谢石、谢邈、谢景仁、谢瞻、谢晦、谢裕、谢弘微、谢方明、谢惠连、谢灵运、谢庄、谢月兆等人。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谢氏家族中的诗人就有谢尚、谢安、谢万、谢道韫、谢绎、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月兆等十余人。南朝刘宋刘义庆著的《世说新语》,多载谢氏家族中人的逸闻佚事。不仅如此,《晋书・谢尚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

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户

衣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这里的“建元”指的是东晋立国以后。

这是谢氏家族最抽象的描述。谢氏家族现象是在特殊的社会生活土壤上产生的,秦以前的弱肉强食推动了家族势力的自然发展,而政治上的官吏世袭制和株连法,最易造成一个家族的兴盛或覆灭。它的延续导致了魏晋之际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强化了处在世袭皇室宗族与寒门庶民宗族之间的士族宗族。就三者而论,朱大渭等人甚至认为“士族宗族内部组织性和凝聚力以及宗族的群体意识,都比寒门宗族要强得多,而且其群体文化素质高,甚至皇

室宗族在这方面都大为逊色。因而当时士族宗族在

宗族结构中处于特殊地位,它支配和影响其他宗

族。”[1](

p 39-40

)

这是就一般情形论。谢灵运在谢氏家族中,是一个政治地位不高的人。他的前辈谢尚、谢安、谢玄都是一时名将。尤其是被称为“江左风流宰

相“的谢安。而谢灵运只做过东晋抚军将军刘毅的记室参军。入宋后,本袭康乐公享有的食邑二千户减为五百户,并由公爵降为侯。曾任散骑常侍、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后受人牵累,在广州被杀。不过,谢灵运继承了他祖父谢玄的聪颖,以致谢玄都很感慨其子不惠而其孙竟是才思超拔。

谢灵运博览群书,文章之美冠于江左。他“自谓

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2](p 449)

这与他行为的放纵有关系。谢灵运性格偏激,多违礼法,《宋书》本传说他在永嘉太守任上,“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秘书监任上,因意不平,多称病不朝,“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宋文帝不想惩治他,赐假让他还乡。谢灵运东归会稽以后,因为有祖辈留下的丰厚基业,率数百僮仆门生,“凿山浚湖,功役无己。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与这相应的是,《宋书・五行志》载“陈郡谢灵运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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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是也。此盖不肃之咎,后坐诛。”从所谓的“不肃之咎”可以看出他生活放浪的一面。如果翻检谢氏家族的历史,很容易发现谢灵运的纵放很不新奇。他的祖辈谢尚曾在大庭广坐中间,著衣帻而翩然起舞,旁若无人;谢安在东山纵情丘壑,每出游山玩水,总是携妓女相随。就此而论,谢灵运不过是继承祖宗的衣钵而已。

然而,谢灵运主要生活在南朝宋代,它与东晋最大的不同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刘勰从文风的变化审视社会风气变化,曾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 ,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3](p675)又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4](p67)他这里说的是东晋的玄言风气和入宋的山水风气对于诗歌的深刻影响,而这两种风气的本质即是社会风气的变革。可以看到的是,西晋社会风俗的易移,是从魏晋的清谈玄理趋于生活的实际,使西晋的众多名流趋炎附势,堕入生活的奢华之中,在实际上加速了西晋社会的衰微和灭亡。而入东晋,玄言风气又兴盛起来。这时魏晋之际的名士风流的影响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前面曾提到的“竹林七贤”的名士风范一直影响到东晋,像吏部侍郎毕卓(字茂世)常贪酒而废职,他说过:“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5](p913)与他同时的周伯仁为仆射时“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6](p397)这些在东晋可以视为名士作派,而清谈是其中的精髓。

很有意味的是,东晋的南渡,“过江”一举给士人留下了很深的伤痛,《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伯仁)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新亭之泣正是国土沦丧之悲,士人作楚囚相对是有切肤之痛和对现实的无可奈何。但这里告诉人们的是当时士人生活的一种矛盾状态,一是“美日”不忘相邀宴饮,在这时候,心里的伤痕业已结痂,所为与所求都是欢乐。二是“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勾起对往事的回想,于是结痂的伤痕顿时被撕裂,重有铭心刻骨的痛楚。作为历史标记的“过江”也就成了不可抹去的心灵标记。而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并没有平息,它在给人们痛苦的时候,却没有影响一部分

人超然世外,以清淡为业,潇洒地做着名士。谢安、谢玄都在其中。他们秉承魏晋何晏、王弼玄学的老庄之本,并不纯守老庄,同时吸收儒学和佛学。但最为清谈之资的是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学。谢安与支道林等人谈《庄子・渔父》,孙绰有《赠谢安诗》,其中说“室有清弦,足不越疆。谈不离玄,心凭浮云。”本源于庄子的意不可言传和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司马越曾问谢玄,为什么学富五车的惠施没有一句谈玄?谢玄说:“是他的妙处不传。”然而,入宋之后,类似于东晋的名士风流则被视为行为不够检点。谢氏家族的子弟曾有过“乌衣之游”,《宋书・谢弘微传》有这样的记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谢混作为长辈,对诸位子侄多有训诫,其中说谢灵运“博而无检”。可见对谢灵运失于检束是不太满意的,并在《诫族子诗》里以“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对谢灵运加强自身的修养,成就美好的品性寄以希望。但谢灵运仍然保持的是那种“心放俗外”[7](p2604)的所谓名士风流。

二、谢氏诗人与玄言、山水的情缘

谢氏家族中的诗人负有声名的主要是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谢庄和谢月兆。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和谢庄主要生活在刘宋,而谢月兆则生活在南朝齐代。谢月兆出生的时候,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早已死去,谢庄也处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谢混、谢瞻和谢灵运齐名,《南史・谢瞻传》载:“(谢瞻)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其后的谢月兆与谢灵运齐名,人称“大小谢”。就谢灵运的前辈来说,谢混特别享有诗名,《续晋阳秋》认为谢混在许询、孙绰之后,在东晋安帝的义熙年间,改变了诗坛的风气。这当在义熙八年(412)以前,因为这一年谢混死去。《续晋阳秋》也语焉不详。倒是钟嵘在《诗品》里,先说谢混在许询、孙绰、郭璞和刘琨之后“斐然继作”,后把谢混和谢瞻一道列入中品,说他“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这些隐约可见谢混诗歌的地位和风格。不过,说谢氏家族中人的诗歌还不应该从他说起,在他之前,谢尚有《大道曲》一首:“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相传这首诗是谢尚任镇西将军时在市中佛门楼上弹琵琶而歌,仿佛有世无知音之感。还有谢氏中有多人参与过王羲之在《兰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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