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献媚、出卖自己、出卖朋友，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有人析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
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就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缺少独立人格的所谓的“人才”。
在过去，是政治，是强权使他低头，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则是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魅力使他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通国好像都沉浸在这种“经济压到一切”氛围中，于是我们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文明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但也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是真正的“脊梁”。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坚持科学与真理，他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近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在学术上，不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名的学派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应该收集和研究。这样，“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去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使“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能在大学中同时并存。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时期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正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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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而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教育要有人造塑造这一重要内容，教师的人格应该配得起这种人格，首先教师应该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人。
从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角度来培养的人，是我们的教育目的，但这种人格的塑造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主要要体现在他在求真道路上的纯粹性上，这可能是做学问的人最需要的，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最难具备的。我觉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会对环境漠然置之，但多会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距离。那些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的学问、人品，一般来说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必然会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名利，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又必然多是垃圾。他们之所以成为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并不是他们的脑袋灌了水，而是他们的人格让驴踢了。不过，这世界也越来越奇怪，先辈们教诲的“要做学问先做人”，似乎在当代失效了，我以为并没有失效。现实中的不良文人，就不是为学问而在的，他们不做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凡大师，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谁不是人格上的健将，有谁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倒是有些大师因放松了“做人”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众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