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非诚勿扰》节目形态变化的看法

对于《非诚勿扰》节目形态变化的看法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栏目是该台为适应现实社会环境和现代生节奏而打造的一档新派婚恋交友节目，旨在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一个认识和交流的平台。自2010年1月15日开播以来，该栏目迅即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收视率节节攀升，5月16日，该栏目第27期更以4.23%的收视率刷新了省级卫视的最高收视纪录。据统计，《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的《新闻联播》，牢牢占据卫视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

《非诚勿扰》并非国内婚恋交友类节目的始作俑者，此前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已于2009年12月24日开播，但由于《非诚勿扰》的火爆，短时间内带动了全国卫视的相亲节目大潮。到2010年6月初，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缘来是你》之后，东方卫视也加入了相亲交友类节目的“混战”，开播了《百里挑一》栏目。

根据央视索福瑞收视率统计，相亲节目成为了收视率仅次于央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节目。一时间，中国电视屏幕上婚恋交友类节目蔚然成风，满目鸳鸯蝴蝶。

任何一种媒介和传播样式的存在，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具有某种历史宿命式的必然，传播系统虽然主观上具有拓展生存空间的无限冲动，但它从来都不是孑然独立的社会存在，必然要受到社会其他系统的制约，新闻传播的发展始终都是新闻媒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

《非诚勿扰》栏目开播至今已经一年有余，经历了一个新生亮眼——火爆冲天——停播整改——平稳运行的曲折发展过程，虽然目前该栏目的人气有所回落，但仍然是国内婚恋交友类节目中的佼佼者，栏目的收视率和关注度依旧很高。节目的调整和变化本来是一种媒介常态，无可厚非，不必大惊小怪，但《非诚勿扰》“停播整改”的变化，明显地并不是媒介的一种主动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被迫性。因为国家广电总局于2010年6月9日同时发布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个通知要求，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不能由演员、模特、节目主持人、“富二代”、“成功人士”等身份的嘉宾占据荧屏；不得选择社会形象不佳或有争议的人物担当主持人；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通知要求各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主持人关、话题关、内容关、审查关、播出关。由于在这两个通知发出之后，江苏卫视迅即作出了“坚决拥护总局规定”的回应，并表示已经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学习，仔细检查节目内容，严格对照执行。并且随后在短暂的停播之后，《非诚勿扰》节目在嘉宾选择、身份确认、讨论话题选择、录制过程审查等方面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改，如为坚决防止导向偏差，节目组对所有已播出节目涉及话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分析，列出容易出现偏差的话题和禁止的话题；为确保节目真实性，节目组逐步构建了确保嘉宾身份真实、表达真实的“四道防线”：包括调整嘉宾选择标准，从综合考虑外形、表达、职业、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调整为以“真实、真诚、健康、有强烈相亲欲望”为第一诉求；规范嘉宾选择流程，通过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对其所填写的个人资料予以核实；拓展嘉宾信息来源，通过对入选嘉宾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街道的实地采访或电话沟通，核实个人信息真伪，并对其生活状况、个人性格、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深入了解；开放录制现场，邀请主流媒体共同监督节目制作流程。所以，有学者认为，导致《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直接因素，是广电总局的“行政管制”行为。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笔者认为，在《非诚勿扰》节目变化的过程中，行政管制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媒介批评才是导致该档节目变化的决定性甚至是终极性因素，甚至广电总局上述两个通知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媒介批评的结果。在该档节目的几个发展阶段中，作为社会意见的生产和表达、本质上属于社会舆论监督范畴的媒

介批评始终顽强地存在，以价值评判和理论鉴别的方式对该栏目的每个元素进行评说，并通过这种不间断地评说，逐渐在社会中积累和扩散舆论能量，最终迫使新闻传播虽然没有改弦更张，但也没有沿着一条由传播者预先设定的轨道顺畅地运行下去。《非诚勿扰》栏目的变化过程，充分地显示了媒介批评作为“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的独特存在。

反应社会现实，发掘深层问题，提醒人们反思改进，确是媒体们责无旁贷的职责。媒体一味追求收视率、广告额，惟利是图却不顾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这样的媒体或节目势必遭到历史的淘汰，你不淘汰，广电总局也会勒令叫停你。然而媒体为求在当今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独占鳌头，必然不能失去的还是作为媒体最初最本质的东西——公正公平地报到事实，让客观人群能够客观地认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