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原儒家的历史起源

推原儒家的历史起源，古人称为"原儒"，近人称为"说儒"，其义则一。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古今各种有关"儒"及儒之起源的说法，反省其立论的方法；第二部分选取周代的教化传统与儒之起源的关系这一侧面，以进一步了解本世纪学者原儒说的得失

从汉儒到近代学者，对"儒家"的起源与发生，有所论断，而二十世纪学者对此争论尤多。以下按历史的次序，将古今各家之说加以叙述。

（一）古人论儒

《淮南子》《要略》：

……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输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股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析，指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这个看法是认为儒者之学由继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传统而产生的，因此，整个周文与周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通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虽未言儒之所从出，但强调从"六艺"了解儒家，对后世颇有影响。

《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其论"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太史公对"儒"的了解以"六艺"、"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为主，可谓得其要。《汉书·艺文志》以儒家源于司徒之官，其说出自刘歆《七略》，盖在《周官》一书流行之后。而刘歆此说，提出由王官之学失其守而降于民间，导致儒家与诸子之学的产生；这一看法对后世影响颇大。

许慎《说文解字》人部：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这是说儒字的本意是柔，而作为一个名词，则是指术士。段玉裁在"柔也"下有注曰：

郑目录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玉藻》注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段氏在"术士之称"下又有注曰：

术，邑中也，因以为道之称。《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自真儒不见，而以儒相垢病矣。

许慎以柔释儒字的本义，郑玄承之，而又求以引申之，且提出儒与濡通，对今人仍有影响。

清人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提出，诸子百家之学，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易教下）；古代官师合一，官师守其典章（诗教上），如《周易》本春官之典守（礼教）。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官师分离，官有政，师有教；六艺失其官守，赖于师教而传：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经解上）

这是认为诸子的产生有一大的背景，即制度官师合一、治教合一转为官师分职、治教分途的变化，政务官员不再承担教化职能，教化的职能由民间的学者来承担，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刘歆的说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对近代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仅就儒家的问题而言，章氏的所谓典守，似与刘歆以儒家仅出于地官的说法有所不同。

（二）近人说儒

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依据墨子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三作法，提出"儒有三科"之说，即"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说：达名为儒：儒者，术上也（《说文》）。章氏论证说，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又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他引述庄子等书，认为可以证明"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调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该只矣"。虽然章氏认为在最广义上（达名）"儒"指一切有术之士，但他的论证则特别把达名之儒理解为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实即祝史、史巫，因此，在这种理解中，术士的"术"即广义的法术，而这种达名之儒实际上是法术之士。他又说：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会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授人民的入，这是把术士的"术"限制在六艺的一种理解c他又说：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藕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私名所指的范围更小，私名之儒，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归结起来，章氏三名说．可以说皆由许氏'"术士之称"一语出发，而区分为广狭三种意义。章氏还有《诸子学略说》文，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说明他受刘歆的影响很大。他的看法多未出传统国学的范围，其新见特识，惟在以古儒为史巫类术士。

章氏以国学大师立言，学者受其影响颇大。二十年代末，傅斯年作《战国子家叙论》，谓"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认为"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引自冯友兰《原儒墨》）。傅斯年此说比《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有所改进，不说诸子直接出于王官，而认为诸子出于职业，他所说的职业显然不是官职，而近于民间职业，如说儒家不出于地官，而出于教书匠。这个看法应与他对西周春秋的历史演变的认识有关。从传统上看，与章学诚的说法亦可相合。

稍后，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不取章太炎达名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