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取证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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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取证的法律适用(2篇)

一、引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纠纷日益增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取证。

其中，陷阱取证作为一种特殊的取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被广泛应用。

然而，陷阱取证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从陷阱取证的界定、法律适用原则以及具体案例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陷阱取证的界定陷阱取证，又称诱证、陷阱证据，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取对方违法、违规或不当行为的相关证据，通过设置陷阱、诱骗等方式，使对方在不知情或误解的情况下，自愿提供相关证据的一种取证方式。

三、陷阱取证的法律适用原则1.合法性原则：陷阱取证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2.合理性原则：陷阱取证应当遵循合理、正当、公正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利。

3.比例原则：陷阱取证的手段和程度应当与所要证明的事实相适应，不得过度。

4.证据规则：陷阱取证所获得的证据应当符合证据规则，具有证明力。

四、陷阱取证的法律适用案例分析1.案例一：某公司怀疑其竞争对手涉嫌商业贿赂，便委托调查公司采取跟踪、录音等方式获取证据。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公司利用竞争对手的信任，以公司利益为由，诱导其提供贿赂证据。

后法院认为，该案中陷阱取证行为符合合法性、合理性、比例原则，且所获得的证据符合证据规则，故采纳了该证据。

2.案例二：甲乙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甲方发现乙方存在欺诈行为。

为获取证据，甲方雇佣他人冒充乙方的业务员，以获取乙方的欺诈证据。

后法院认为，该案中陷阱取证行为违反了合法性原则，因为甲方雇佣他人冒充乙方业务员，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故未采纳该证据。

3.案例三：某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发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

为获取证据，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商家发送含有恶意软件的短信，导致商家手机被感染。

后法院认为，该案中陷阱取证行为违反了合法性原则，因为消费者故意发送恶意软件，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故未采纳该证据。

陷阱取证作为一种特殊的取证方式，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

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以方正诉高术案为例

从主观方面来看，被取证方根本不具有违法意图，是在取证方的
威逼利诱的情况下才产生违法意图的；从客观方面看，取证方主导了违法行为的进行。被取证方本不具有进行该违法行为的特殊能力。从本案的案情出发，主观方面，高术公司是具有违法意图的．正是之前因为高术公司之前存在过盗版侵权的行为才导致了方正公司与其终止合作关系，高术公司才被取消了代理商的资格，在结束其代理商资格的之后一两年内，方正公司软件被盗版的状况不断恶化，方正公司才将矛头对准高术公司；另一方面，公证处在２ＯＯ１年７月１６日所作的公证证明，记载了高术公司在盗版方正之前还做了至少另外一个盗版软件，而高术公司并没有对这一内容进行否认，这些都说明高术公司具有违法的意图；客观
任何效力的，民法尊重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个人意思表示。所
以方正的公司所为所为的教唆行为不能成立侵权，不能认为是侵
犯他人合法利益。既然从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出“ 陷阱” 取证并没
有违法《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逻辑上就可以认为， “ 陷
ｓｔ，ａ，！ｅ曼

“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doc

“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关键词]「案情回放」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为方便起见，以下合称北大方正）是方正RIP、方正文台、方正字库等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

上述软件投入市场后一直受到用户的欢迎，但也因此成为盗版者疯狂攫取的目标。

通过调查，北大方正怀疑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以下两家公司合称高术公司）有制售上述软件的嫌疑。

自2001年6月起，北大方正委派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用户的身份会同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公证人员到高术公司进行公证取证。

北大方正职员先以个人名义多次和高术公司员工联系商谈购买照排机及安装方正RIP等软件相关事宜，并与高术公司签订了相关合同，分两次向其支付货款共394250元（占货款总额的95％），高术公司为上述款项出具了收据，让员工为北大方正的员工进行了照排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并在主机中安装了盗版方正软件，留下装有盗版软件的光盘及加密狗等。

在获取有关证据后，2001年8月23日，北大方正将有盗版行为的高术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300余万元。

2001年12月21日，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采用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法院予以认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余元。

被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院。

2002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告采取“陷阱取证”方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撤销一审判决，北大方正最终只获赔13万元经济损失费（一套软件的价格）和1万元公证费。

[1]一、问题的提出北大方正诉高术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以下简称北大方正诉高术公司案），被媒体称为“全国最大的反盗版案”，此案的审理过程倍受瞩目，对判决结局更是众说纷纭。

引起轰动的并不是本案巨大的索赔数额，而是关于原告取证方式的是是非非。

所谓的“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领域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有人说它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陷阱”颇为相似。

那么，什么是“侦查陷阱”？什么又是“陷阱取证”呢？在研究本案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相关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行政执法中_陷阱取证_不可取

观点检察日报/2002年/12月/16日/行政执法中“陷阱取证”不可取傅国云案情:1999年6月28日晚,浙江省某县交通局工作人员陈维想拦住驾车行驶的陈中钢,以乘客身份要求将其送至某厂,并约定车费。

到达后,陈维想支付车费后,即向陈中钢表明身份,并扣留了该车。

1999年8月17日,该县交通局以无运输经营许可证而从事营运活动为由,对陈中钢罚款1万元。

陈中钢不服,于同年8月25日向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理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利用乔装打扮、利诱等不合法手段收集、调查证据,该证据取得的方法、程序违法,不能成为本案的诉讼证据。

于是判决撤销县交通局作出的交通行政处罚决定。

县交通局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县交通局检查人员采取以乘客身份租车的方式进行暗查,仅是一种发现违法行为的手段,于法无悖,故该局采用上述证据及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认定陈中钢非法营运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行政判决,维护县交通局的交通行政处罚决定。

评析:“陷阱取证”这一概念最早来自刑事诉讼,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虽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现实行政执法中却时常发生“陷阱取证”行为。

少数行政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对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往往由行政执法人员通过欺骗、引诱等方式,获取证据材料。

这种方式在一定时期对于加强行政管理以及打击、制约相对人违法活动的确很奏效,但其背后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在行政执法中,“陷阱取证”是否合法?利用此种方式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该方式应受到怎样的制约,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本案为背景,笔者试对行政执法中“陷阱取证”的性质及其效力作一探讨:1.集行政执法者与证人两种身份于一身,不符合现代回避制度。

本案中,县交通局工作人员陈维想是本案的行政执法人员,也是交通违法陷阱的设计者,其以交通局名义对行政相对人陈中钢进行处罚时,又同时作为证人身份出现———该处罚的重要依据是陈维想的证言。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问题探析

得权利确实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期望落空，另方面致使一些原本能够查明的案件事实无法查明，官只法好更多地求助于建立在事实真伪不明基础上的证明责任作
一
《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列入２１年的立法计划，０１其中证据制度是修订的重点之一。鉴此， “ 对陷阱取证” 的基本概念、合
亦有类似规定。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来看，现行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
案作出再审判决，认定方正公司的取证方式合法有效，为认其获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应作为定案根据，遂撤销二审判决，判决高术天力、高术科技共同赔偿北大方正、红楼研究所经济损失６０万元，以及北大方正、红楼研究所为本案支付的调查取证费１３－万元。就此，一场历时五年的软件侵权诉讼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次审理，终于尘埃落定。此类案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在通过“ 陷阱取证 ” 方式获取的
司、京高术科技公司（北以下简称高术天力、术科技）高在全
国范围内大规模非法复制及销售其拥有著作权的方正ＲＰＩ软件、方正字库、方正文合软件，遂委托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用户身份与后者交易，并在会同公证人员就此进行公证取证后，提起侵权之诉。该案例涉及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陷阱取 “
看，有阻碍发现事实真相之虞，但基于人权保障以及其他政策之考量，强调证据的合法性实属必要。因此，英美法系国家立足于人权保障，以及为了防止不可靠证据对陪审团的误导，形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中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是指权利人通过预先安排的行动，试图诱导侵权方采取侵权行为，以便获取侵权证据的一种方式。

其法律效力备受争议，一些法院认为其违背了公平原则，严重侵犯了被告的权利；而有些法院则认为，只要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陷阱取证是一种合法有效的取证方式。

首先，陷阱取证的效力应当得到法律认可。

在我国《民诉法》中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能力的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进行调查取证。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其他人民机关出具调查笔录、检查笔录、检查报告等证据材料。

因此，陷阱取证如果符合这些规定，应当被视为一种合法有效的取证方式。

其次，陷阱取证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

在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方常常采取隐蔽的手段进行侵权，使得权利人难以取得有力证据。

而通过陷阱取证，权利人可以主动制造侵权行为，从而获得充分的证据。

例如，在某一汽车零部件侵权案中，权利人通过在某个汽车展览会上展示自己的产品，诱导侵权方进行观察和拍照等行为，最终获得了侵权方的侵权证据。

此类陷阱取证方式不仅可以减轻权利人的举证难度，也为公正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然而，陷阱取证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和风险。

首先，陷阱取证容易被诉讼对手抨击为不公平手段，导致对案件的处理受到质疑。

其次，在使用陷阱取证过程中，权利人也需要遵守一系列法律规定，如不得使用暴力或命令侵权方进行侵权等违法行为。

如果在这些规定不当操作，将会被判定为违法侵犯了对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综上所述，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是一种合法有效的取证方式，但需要权利人和律师等相关人员谨慎操作，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总的来说，权利人应当注重证据收集和综合运用各种取证手段，实现对自己知识产权的充分保护。

浅析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

浅析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作者：王湘砚来源：《各界·下半月》2019年第10期摘要：在北大方正公司与高术公司侵权纠纷案后，“陷阱取证”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

本文通过从方正公司诉高术公司一案入手，到普遍性分析，对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展开阐述。

关键词：陷阱取证;证据能力;合法性一、“陷阱取证”的定义“陷阱取证”一词最早出现在刑事诉讼领域，是一种侦查机关取证的方式，也称诱惑侦查，常见于毒品犯罪中，由线人伪装成毒品买家，与贩毒人员交易毒品，由此获取相关证据。

民事诉讼实践中，主要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法律诉求，法院通常不主动搜集证据，若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则面临败诉的风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取证方式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仅做出了禁止性规定。

在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侵权手段不断翻新，侵权成本低，隐蔽性强，导致当事人通过常规取证手段无法获得相关证据，常常会采用“陷阱取证”的方式，快捷便利地获得对方侵权证据。

一般来说，民事诉讼“陷阱取证”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得对方侵权或违约行为的证据，引诱对方开展侵权或违约活动，待对方开展或结果出现后获取证据的一种特殊取证方法。

二、民事诉讼“陷阱取证”合法性问题的个案分析（一）“北大方正案”案情简介2001年，北大方正公司发现高术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方正公司的激光照排RIP软件，以此营利，遂安排其公司职员以个人名义与高术公司签订合同，购买激光照排机器，并提前租房让高术公司派员进行安装，高术公司在安装完激光照排机器后，还在机器中安装了未经北大方正授权使用的RIP软件。

据此，北大方正公司以高术公司侵犯了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并承担取证、公证等各项费用。

该案历经上诉、再审，最终定案。

（二）合法性分析本案中，北大方正公司关键证据的取得方式与常规取证手段有所不同，其假以消费者身份购买设备，据此获得被告为他人提供盗版软件的证据，并对相关证据进行证据保全。

“陷阱取证”的证据效力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６条规关８
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司法实践中不争的事实。为了获得侵权证据，合法权利受到侵害
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的当事人可能会通过非法的形式获得证据。这就涉及到了非法
则，般认为一项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一能够证明或部分证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者有以下建议：笔
明待证事实，如果是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仍但
第～，权行为在取汪前已经存在，侵取证行为没有扩大该侵
予于以采用，必将鼓励人们为了赢得诉讼，而不惜践踏他人的权权结果。这就是说侵权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利，以非法取得的证据被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所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借鉴美责任，出代价的，该当认定“ 付应陷阱取证 ” 的效力。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用来限制非法的取证的手段有实施侵权的意图，但在取证人的诱导下，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
的，如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们为。这种行为在刑事范畴称为“ 犯意诱惑” 司法机关对其效力一，从民事诉讼法的价值取向来看，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可以只般不予认可。保限定在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与双方而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是一种常见的取证方式，指的是当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在拥有证据的情况下，慎重地避免直接向被侵权方或侵权人揭示证据的来源和内容，而是采取精心策划的方式监听、录音、录像等，以便在未经被侵权方或侵权人允许的情况下收集侵权证据。

“陷阱取证”有时是非常有效的。

例如，当权利人在发起诉讼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案件时，利用陷阱取证的方式可以使权利人在法庭上获得补救，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将对方绳之以法。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陷阱取证”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法院可能不会认为这种证据具有充分的证明力，甚至可能会认为这种证据是非法取得的。

例如，如果一个被侵权人被“陷阱取证”时，被侵权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录像，这种录像很可能不被认为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它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明。

在实践中，权利人在采用“陷阱取证”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权利人应该权衡风险和利益。

权利人应该认真考虑利用“陷阱取证”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包括可能无法取证或证据不足，或者被认为是非法取得的证据。

如果权利人的证据已经充分，或者证据充分之后不需要使用“陷阱取证”，那么最好不要冒这个风险。

其次，权利人在采取“陷阱取证”时，应该尽可能地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

例如，在拍摄视频或录音时，权利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隐私，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干扰或损害被侵权方或侵权人的权利。

如果权利人被认为违反了法律或道德规范，他们可能会被针对性地攻击或起诉。

最后，权利人应该谨慎地处理和使用“陷阱取证”的证据。

权利人获得的证据可能不是充足的，也可能被认为是非法的。

因此，权利人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进一步收集证据并证明证据的合法性，以避免在法庭上被驳回。

综上所述，“陷阱取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证据必须被认为是充足的，不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并且被正确地处理和使用。

因此，权利人在采用“陷阱取证”时应该非常谨慎，并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

浅论民事陷阱取证方式的可行性

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非法复制及销售前者拥有著作权的方正ＲＰ软件、Ｉ方正字库、正文合软件，方遂委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
用户身份与后者交易，在会同公证人员就此进行了公正取证后。起了侵权之诉。 ” ］审法院在判决提［２一
可，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虽然没有提到“ 最陷阱取证” 四个字，从事实上肯定了这种取证方式。由此却
可见，民事陷阱取证不仅在学界存在争议，司法实在践中也存在认识不一的情况。
收稿日期：０００ — ３２１－３２作者简介：￣（９５）男，东广州人，１８一，广广东商学院法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诉讼法证据学研究。
争议。为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
关键词：阱取证；机会提供型 ” 阱取证方式；恶意诱发型” 阱取证方式陷 “ 陷 “ 陷
中图分类号：２．Ｄ９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７５４（０Ｏ０一１ＯＯ１０ — ３８２１）５Ｏ２期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ＪｕｏｍＭｆｈｏｕｎＵｎｖｒｉ・ＳｃＭｃｅｃｏａｇａｉｅｓＳ￣ｏｉＳｉｎｅ
Ｍａ．０１ｖ２０
Ｖｏ＿Ｎｏ５ｌ３ｌ．
浅论民事陷阱取证方式的可行性
待。尤其是在我国，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受到现实限制

浅析以利诱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性认定

浅析以利诱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性认定近年来，利诱手段已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常用的一种取证方式，然而，利诱手段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其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本文将对以利诱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性认定进行浅析。

一、利诱手段的定义利诱手段是指警方或办案人员采取各种手段，以引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或供述或作出相关的陈述，从而获取相关证据的行为。

二、利诱手段的种类利诱手段的种类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 威逼和恐吓：利用警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力，通过言语和行为上的威胁和恐吓，迫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或供述。

2. 承诺和合法保护：办案人员通过给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些承诺，如减轻刑罚、保障其生活等，以引导其自愿认罪或供述。

3. 软硬兼施：当威逼和承诺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警方或办案人员会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即在威逼和承诺的同时，采取柔性的手段，如赠送烟酒等，以获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或供述。

三、利诱手段的合法性认定利诱手段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是否合法，其合法性认定主要由下列因素决定。

1.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办案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应当遵循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取得证据应当合法、正当、必要。

”因此，在采取利诱手段获取证据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确保证据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2. 法律原则利诱手段使用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利诱手段的使用必须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能违反法律规定；（2）必要性原则：利诱手段的使用必须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必要的，即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取证据；（3）自愿性原则：被调查人必须自主、自愿地作出陈述，不能采取任何非自愿的手段。

3. 刑事案件性质不同性质的刑事案件对利诱手段的使用有不同的规定。

对于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利诱手段使用更加严格，需审慎使用，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4. 证据的可靠性法庭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考虑证据的可靠性，利诱手段所收集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是认定利诱手段的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浅析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

2019年第 10 期法治天地作者单位：王湘砚，中南大学。

浅析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王湘砚摘要：在北大方正公司与高术公司侵权纠纷案后，“陷阱取证”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

本文通过从方正公司诉高术公司一案入手，到普遍性分析，对民事诉讼“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展开阐述。

关键词：陷阱取证；证据能力；合法性一、“陷阱取证”的定义“陷阱取证”一词最早出现在刑事诉讼领域，是一种侦查机关取证的方式，也称诱惑侦查，常见于毒品犯罪中，由线人伪装成毒品买家，与贩毒人员交易毒品，由此获取相关证据。

民事诉讼实践中，主要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法律诉求，法院通常不主动搜集证据，若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则面临败诉的风险。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取证方式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仅做出了禁止性规定。

该案历经上诉、再审，最终定案。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陷阱取证”是指在缜密策划下，对被告制造一些虚假或者可疑情况，以此引诱对方采取某些行为并记录下来，供之后使用。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可以有效地提高原告制胜的可能性，但其效力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原告谨慎使用。

一、陷阱取证的优势
1、强制性证据。

陷阱取证时，被诉方的行为都是在不知情情况下的，因此采取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不容置疑。

2、无法反驳。

由于被诉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陷阱取证，因此其难以进行反驳，降低了被诉方的辩护可能性。

3、确凿性证据。

陷阱取证采用的是事实证据，因此确凿度高，可有效地加强原告的证据链。

1、严格构造要件。

陷阱取证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构造要件之上，一旦构造不严格，则取证结果会被质疑，导致证据失去效力。

2、道德风险。

陷阱取证容易被认为是“耍无赖”，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和不满，使原告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3、法律风险。

陷阱取证的实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如刑法、民事诉讼法等，否则可能会违反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使用陷阱取证时必须谨慎，避免风险，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效力。

厘清其优势与局限性，将有利于提高成功率，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陷阱取证”是指某一方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手段，主动引诱对方从事涉及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以此获取对方的侵权证据。

这种取证方式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广泛使用，并且具有一定的效力。

“陷阱取证”可以起到诱敌深入、暴露证据的作用。

在一些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方通常会采取遮掩和隐秘的方式实施侵权行为，难以在实际行动中留下直接的证据。

通过设计一个合理的陷阱，原告可以主动引诱对方实施侵权行为，并在相应的场所设立监控、安装跟踪器等手段来收集证据。

这些通过“陷阱取证”获取的证据，具有高度的直接性和可信度，在诉讼过程中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陷阱取证”可以打破对方的沉默和敷衍态度。

在实际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原告方通常会遇到侵权方的抵赖和拒绝配合的情况，使得原告难以获取到有效的证据。

而通过设置陷阱，可以有效地迫使对方在实际行动中露出“马脚”，从而打破对方的沉默和敷衍态度，为原告方进一步取证提供了机会。

“陷阱取证”可以在法律上对侵权方进行惩罚。

在知识产权法律中，有关侵权责任和赔偿金额的判定往往需要充分的证据支持。

如果原告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对方的过错和侵权行为，很可能导致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偿。

而通过“陷阱取证”，原告方可以获取到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并大大增加赢得诉讼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陷阱取证”在使用时需要符合法律规定和伦理道德要求。

诱导对方犯罪行为或侵权行为必须是在合理范围内，不能过于过分和不当，否则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

诱导对方犯罪行为而使其受到刑事追究是不被法律允许和接受的。

在使用“陷阱取证”时，必须慎重选择合适的行动和方式，遵循合法、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陷阱取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具有一定的效力。

它可以帮助原告方获取到直接的证据，打破对方的抵赖态度，并在法律上对侵权方进行惩罚。

但同时也要注意在使用过程中遵守法律规定和伦理道德要求，确保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摘要】本文将探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

定义了陷阱取证的概念，即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设立陷阱来获取对方的证据。

其作用包括增加取证的效率和准确性，有助于案件的胜诉。

接着介绍了陷阱取证的方式，包括利用邮件、电话录音等方式获取证据。

然后分析了陷阱取证的风险，可能导致证据失效或被认定为非法取证。

最后提出了陷阱取证的注意事项，包括合法性和隐私权的考量。

通过对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探讨，可以更好地了解其效力和应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和维权的效果。

【关键词】知识产权，诉讼，陷阱取证，效力，定义，作用，方式，风险，注意事项1. 引言1.1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知识产权诉讼是企业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利益的重要手段，其中取证是关键环节。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常常会出现“陷阱取证”的情况。

所谓“陷阱取证”，指的是当一方在诉讼中设置陷阱，引诱对方做出某些行为或言论，以便获取对方的证据，从而达到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目的。

在知识产权领域，陷阱取证的作用非常重要。

通过设置陷阱，可以有效获取对方的关键证据，巩固自身的诉讼立场，提高胜诉的几率。

陷阱取证还可以用来揭示对方的真实意图或行为，有助于揭露对方的违法行为，维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利益。

在实际操作中，陷阱取证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通过诱导对方发表言论或做出行为，让对方自己暴露证据；也可以通过虚构或引导对方进入特定场景，以获取证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陷阱取证存在一定的风险，应当慎重操作。

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不能以不当手段获取证据，以免被认定为违法行为。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的效力是显著的。

只要合理设置陷阱，科学引导对方，取证收集得当，就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获得有利的诉讼结果。

在实践中，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取证计划，善用“陷阱取证”，最大程度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2. 正文2.1 陷阱取证的定义陷阱取证是指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当一方通过特定手段布设陷阱，诱使对方实施侵权行为或泄露关键证据，从而获取有利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

陷阱取证的合法性问题

陷阱取证的合法性问题北大方正诉高术2001年，北京北大方正公司、北京红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简称方正公司）发现北京高术天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高术科技公司（简称高术天力、高术科技）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非法复制及销售其拥有著作权的软件，遂委托下属公司职员以普通用户身份与后者交易，并在会同公证人员就此进行公证取证后，提起侵权之诉。

问题：在知识产权案件中，“陷阱取证”所获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证据资格）？一审法院：肯定了方正公司等采取的“陷阱取证”方式，认为法律就此未为禁止，支持方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方正公司的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且该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故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

但由于高术天力承认盗版行为，法院最终判令，高术天力和高术科技立即停止复制、销售方正RIP、文合软件，公开道歉，并按照一套正版软件的价格赔偿方正公司13万元的经济损失和1万元的公证费。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8月7日作出再审判决，认定方正公司的取证方式合法有效，认为其获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应作为定案根据。

撤销二审判决，判决高术天力、高术科技共同赔偿北大方正、红楼研究所经济损失60 万元，以及北大方正、红楼研究所为本案支付的调查取证费1.3 万元。

一、陷阱取证的合法性（一）证据的合法性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001年司法解释重新明确了非法证据判断标准，对证据合法性作了相对宽松的规定。

证据合法性之陷阱取证

证据合法性之陷阱取证⼀、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证据是诉讼争议解决中⾄关重要的部分，证据包含三个属性，即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

其中关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已经明确设有“⾮法证据排除”规则，民事诉讼中虽然没有明确设定这⼀规则，但在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6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该规则被视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合法性与证据事实之间的茅盾冲突⼀直以来都是司法的重点和难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往往牵涉到的是证据的取证⽅式和过程，在⼀些侵权纠纷，如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基于侵权的特殊性取证⽅式往往会游⾛在合法与⾮法的边缘。

笔者通过“陷阱取证”来探讨分析取证⽅式对于证据的合法性的影响。

⼆、⾮法证据之“陷阱取证”在北⼤⽅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与⾼术天⼒公司、⾼术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2006）民三提字第1号】中，北⼤⽅正公司怀疑其拥有知识产权的激光照排RIP软件被⾼术公司擅⾃利⽤并营利，遂指派其员⼯以个⼈名义化名与⾼术公司接洽购买激光照排机械，该员⼯与⾼术公司签订了购买机械的合同，并预先租房让⾼术公司到此处进⾏安装，⾼术公司除安装激光照排机外，还在两台电脑上安装了RIP软件。

在此过程中北⼤⽅正申请某公证处制作了若⼲份公证笔录，并对RIP软件进⾏了公证证据保全。

后北⼤⽅正公司以⾼术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第⼀中级⼈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其停⽌侵权，赔偿损失300万元并承担取证、公证等各项费⽤。

这⼀案件的主要证据的取得⽅式与⼀般取证⽅式不同，其以购买设备的形式最终获取被告提供的计算机软件，并对软件进⾏证据保全，可见存有权利⼈为被告设置陷阱的嫌疑，⼀审法院认为北⼤⽅正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式，但“该⽅式并未被法律所禁⽌，应予认可”。

⾼术公司认为“北⼤⽅正公司伪装⾝份、编造谎⾔、利诱⾼术天⼒公司的员⼯，要求将激光照排机捆绑销售的正版软件换成⽅正盗版软件，但未予认定；⾼术天⼒公司、⾼术公司除被利诱陷害安装了涉案的⼀套盗版⽅正软件外，没有其他复制销售盗版⽅正软件的⾏为”提起上诉。

“陷阱取证”对被告能否继续适用

“陷阱取证”对被告能否继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排除了现实中仅仅因为原告要求而进行制造或销售的“被诉侵权人”，对定分止争此类案件作出很好的证据规则指引，更有助于平衡权利人与被诉侵权人双方举证的权利和义务。

“陷阱取证”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在特殊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而采取的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在民事领域尤其是知识产权案件侵权领域，其侵权的隐蔽性特征对传统的取证方式提出了挑战。

权利人往往选择采用“陷阱取证”等方式进行取证。

但通过前述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被采纳曾一度饱受争议。

在某正等诉北京某术公司软件侵权案中，原告某正集团公司、北京某楼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为了取得被告北京某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术技术公司销售盗版软件的证据，派员工以个人的名义向被告购买了激光照排机，被告为其进行了安装，并应要求在原告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某正的RIP软件和某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录有上述软件的光盘。

公证机关对这次购买、安装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安装了盗版某正RIP软件、某正文合软件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

对于该案件的处理，一审和二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采取的“陷阱取证”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对该方式予以了认可。

二审法院则认为，就本案而言，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上诉人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此种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使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对该取证方式不予认可。

但是，二审法院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软件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后认为，二审法院在否定某正集团公司取证方式合法性的同时，又以该方式获取的法律事实经过公证证明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妥当。

某正通过公证取证方式获取打假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侦查陷阱”获取证据合法性之认定

捕的标准，然而确实具备补充、完善证据的条件和可能，公安机关愿意并已有补充侦查的具体计划与方案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提供证据材料。这一措施是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且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
活动的跟踪监督，公安机关要提出详细可行的侦查计划。
检察机关要有补充侦查的建议引导取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并说明所谓 “ 本构成犯罪” 就是 ” 基。
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而作为逮捕首要条件的 “ 有证据证明
有犯罪事实” 是从证据的状态的角度加以规定的．，理解和
把握 “ 态 ” 比理解和把握 “ 度 ” 困难得多。 “ 状，程要有证据” 弹性较大，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把握上的困难。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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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是 “ 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认
要求；依据现有的医学鉴定技术也无法区分犯罪嫌疑人而
杨某故意伤害行为对被害人赵某某死亡的作用程度。件案的后续侦查工作很难深入，以取得突破性的证据。因此难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
会议上，对 “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逮捕的首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