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看了这本书。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

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传统中国的权力文

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

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

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

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

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

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

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

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德国的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

型和法理型。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统治以

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

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

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

础。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在韦伯的话语体系之下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的政治

权威解体，传统的文化的权力网络结构也被消解，而法理性的现代国家没有建

设成功，而是走向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道路上，最终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

家政权建设归于失败。

三、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概念用现在流行的改革话语体系来讲，就是国家现有的利

益格局已经刚性，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维护既定秩序的能力，打破原有政

治格局的存量改革无法进行，而社会也缺乏新的资源获取方式，没有新的发展

增长点，增量改革也无法进行，国家政权的强化就成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的深化，

主流利益集团意外的人除了进入体制加入这个深化和内卷化过程以外，鲜有自

我发展的其他出路，因为原有的秩序是民族内自我压榨和自我掠夺的方式，这

个政权就内在的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最终走向了政权的崩溃。

中国清末民国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走上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歧途，作者在明确阐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他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指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指出始于清末“新政”的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工作，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当权者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现代化”的

片面理解，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误入歧途。这首先表现为当国家政权的某些职能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民主权益和经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反而不断受到削弱。“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强化国家权威”的过程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对广大社会民众强化控制和敛集社会财富的过程。作者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清末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治实际上通过某种代理人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管理的。在这种“经纪统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经纪人：保护型和赢利型。乡村精英则往往充当起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在国家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实际发挥着对乡村社会的保护作用。底层胥吏则往往借助自身特殊的地位成为赢利型经纪人，但不能视为正统权威之母体的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家政权深入而出现的赢利型经纪体制的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以上中的合法地位。

杜赞奇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那里借用了“内卷化”这一概念，他最早是用此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的。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降低，但它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国家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未增加（小论其绝对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目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

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面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内卷化”，国家权力扩张的性质和内容就会改变。其表现是：一方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榨取的功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控制约束能力不断减弱。在“内卷化”的政权扩张中，由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消于无形；另一方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晚清和民国的历史实践还表明，“政权扩张的内卷化”与“经纪体制”有可能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由于当时建立的国家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国家权力的扩张不得不依靠强制的手段实现，这就需要一套庞大的镇压机构和众多的行政人员作为其扩张权力和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且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领域越广泛，所需要的机构和人员的数量也越庞大。我们不妨把这种政权扩张模式称做“经纪体制”下的“外延扩张”模式。但是国家财政显然无力支付外延扩张所必需的控制成本，这又反过来使国家政权更加借重“经纪体制”的作用。这样，国家政权就陷入了“为控制社会而不断扩张——外延扩张导致社会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