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论

谈庄子的“虚静物化论”

“虚静”和“物化”，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范畴，它们都是讲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构思过程中主体心态的。这两个理论的基础和源头，也是在老庄道家特别体现在庄子的思想中。

老子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谈“虚静”，其本意主要不在文学或文艺，而是讲哲学的认识论。是说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体认和把握认识的对象特别是玄妙的大“道”时，极不容易，必须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诸如功名、利禄、情爱、死生等等世俗观念，即精神上要彻底解放，心灵世界应作到极度虚无空明，一尘不染。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正式提出了“虚静”这个理论范畴并把它视为至“道”的途径：“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的人生哲学的起点是对现实的恐惧、厌恶、反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生命的担忧、焦虑和恐惧。庄子的时代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是一个“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一个“轻用民死，死者以量乎泽”的时代，对这个时代，庄子是极为厌恶的，而对自己的性命又是极为恐惧焦虑的。庄子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于社会的厌恶，对追逐功名之辈的厌恶。

世俗的追逐名利、丧失人格、媚谗权贵，如此等等都是庄子所极力反对的、厌恶的。《庄子》一书中多次提到对于做官、对治天下之类问题的不屑，如《应帝王》中天根问无名人如何治天下，无名人说：“去！

汝鄙人也，何问之不预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渺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汝又何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

的确，庄子的避世厌世确有反异化的一面，有其“非桐梧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酮泉不饮”的高洁人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厌世和避世具有浓厚的无可奈何的命定论和“全身保真”的保命思想。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些话以前似乎都不怎么被读者们注意，而我认为却是理解庄子的关键。“知其不可奈何”，这就说明庄子的避世、逍遥、无为并非出自本性，而是无可奈何而自我安慰。“无可奈何”的东西决不可能是真正相信、心甘情愿的东西，决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声，而是一种“以理化情”的办法。庄子是痛苦的，焦虑的。所以，《庄子》一书中几十次出现“忧”字，决非偶然。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字是“死”字。“死生亦大矣”，这在庄子的时代是十分自然的，“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可以说，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庄子，并构成庄子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庄子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庄子》一书，大谈保全生命的策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延年”等等。诚然，中国哲学家对于人死后的命运极不关心，他们认为询问死后的世界是没有用的，因为甚至连当今的世界都无法很好地理解。但这里又有

区别，孔子连死本身也不关心，不担忧，而且其原因是他过于关心世俗道德问题，而死在他看来没有实用意义；但庄子对“死”却大谈特谈，他不关心治国，而关心个体的性命及其价值。

庄子对生死和功名似乎都很超脱：“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但是恋生和入世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所决定的，庄子虽圣亦不免洗，于是为了以理化情提出了相对论以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大小成毁都是相对的，是非亦然。所以庄子欣赏向往的是“未始有封”，更无是非判断的混沌古彻。而这一切相对之中是最为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死生的相对：“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

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呢？为什么还要劳命伤财地去追逐名利呢？为什么还要忧虑呢？于是让我们无为吧，让我们彻底放弃竞争吧，让我们彻底地忘却吧！于是乎又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乎”，等等。《庄子》一书有不少赞叹之辞都是献给那些残陋者的。其实，在这些言词之后隐藏着的都是庄子心中最最沉痛的感情，赞美残陋，是因为越是美好有用的东西，就越是短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忘”。

“忘”，则是他表达对于丑陋的社会的厌恶，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反异化”等等；另外，“忘”，也是为了保命，为了去忧。之所以说是最高明的“忘”，是因为连“自我”都“忘”了，这时的人，就成了没有情感、不知身体之存的“至人”：“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心之失。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祈，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

这种“忘”，实际上正是“虚静”论的核心内容，不但功名、事业、外物等均可忘，就是自己也彻底地忘了，没有形体、没有心智、没有感情。这种境界就是所谓的“物化”，也就是“心斋”：“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达到了这种“心斋”、“坐忘”、“物化”的心理状态后，就可以进入一种“游”的境界。《庄子》一书言“游”者，妙矣！大家请看：“吾师乎！吾师乎！螯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复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矣。”“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终，……”“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至为致命，此其难者。”“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木焦而不热。”

这是多么绚烂多彩的文字啊！多么奔放的激情啊！多么心满意足的

逍遥自在啊！然而，这种达于游的“真人”、“至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不正是他的不生不死吗？不正是他的“登高不愫，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本领吗？但问题的核心是，庄子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种“至人”的形象？是为了反异化吗？我认为，牵强附会地作如是回答也未尝不可，因为庄子确有如上文所说的“非梧桐不止”的高洁在。但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庄子恐怕根本不知道异化为何物，更重要的是，庄子并没有从社会和群体的角度、从实践的角度认识异化和异化的克服。如果联系庄子的时代以及庄子全书作全面的分析，我认为，庄子塑造游于无穷的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火一般煎熬着他的焦虑，是焦虑所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当然，庄子的焦虑并不仅仅是怕死，还有就是对社会动荡不安的畏惧，对现实人世种种不合于他的理想的现象的忧虑。但是，至少在这点上应该是相同的，即以“忘”和“齐物”、“游”来解除心中对这一切的厌烦、焦虑，追求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衡，而这种自由和平衡本质上是消极的甚至是变态的。

如上所述，庄子以焦虑为起点，经由“虚静”的中介而达于游的终点的人格完成的历程，是以压抑和虚幻的合理化作为心理防御机制而实现的，因而庄子的人格和心态就表现为一种压缩性、内聚性的人格和心态。

另外，庄子的“虚静”论，还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感官知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