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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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以后世之所不能及。 ① ” 孝廉是两汉官吏进身的正途，不少辅弼重臣，出身孝廉，汉书》《《、后汉书》中可考见的关于察举孝廉的史例约有一百多人。如
ｐｌｉｒｅａｓｔｅｆｃｒｗｒｅｃｄａｄｕｇｄｙｌｕｓｎｆｈｒｅｉ；ｏｉｏｃｓｎｓｔｔｎｗｒｔｏｃｓｉｔｅｙ：ｈｆｅｓｅｌｔｎｄｅｉｄｔａｅｅｉｒｓｃａｐｌｉｄｉｔｕｉｅｅｏｉｅｎｈｗｏｉｅｅｅｊｂｆａｙｏｏｔｃｔａｉｌｌｉｅａｎｉｏ
ｃｌｖｔｈｕｔｍｓｏｅｐｃｉｇａｄｌｖｎｅｅｄｒ；ｔｅｅｄｒ ’ ｏｉｔｔｓａｄｐｏｌ’ ｆｉｕｙｗｒｓｕｅｙｔｅｌｗ．ｕｔａｅｔｅｃｓｏｆｓｅｔｎｏｉｇｔｌｅｓｈｌｅｓｓｃａｓａｕｎｅｐｅｓｉａｄｔｅｅａｓｒｄｂｈａｉｒｎｈｌｌｌＷｅｃｎｂｎｆｏｆｍｈｏｉｉｓｏｎｄｎｓｏｆｓｅｏｉｕｔｍｓｏｖｎｌｅｓｆｒｔｅｃｎｅｏａｙｔｓａｅｅｔｌｔｒｔｅｐｌｅｆｉａｏｃＨａｙａｔｔｏｔｒｓｃａｃｓｏｆｌｉｇｅｄｒｏｏｔｍｐｒｒｉ．ｙｌｏｈｍｅ
收稿日期：２０ — ７００８０—２作者简介：王明翠（９４）女，州城市职业学院社科部讲师、士，１７一，广硕主要研究方向：国传统道德。中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成效刍议

如文帝十二年下诏赐孝者帛人五匹枟汉书枠卷四枟武帝纪枠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枟汉书枠卷六枟武帝纪枠宣帝本始元年五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帝地节四年二月又下诏规定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鯀事即免除劳役使得收敛送终尽久的激励则是汉代的察举制度特重孝廉一科即从孝悌者中选拔人才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９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Ｉ，Ｉ．ＥＧ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孝王、齐孝王、楚孝王、中山孝王、河间孝王、清何孝
其子道”。（《汉书》卷八，《宣帝纪》）而更经常、持久的激励则是汉代的察举制度特重孝廉一科，即从
孝悌者中选拔人才。这种制度化激励，效果无疑更大。
为维护孝道，汉代又从法律上肯定父子相隐、亲亲相隐。宣帝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
子也不可以告发。如西汉时，衡山王刘锡谋反，其太
作者筒介：高文金（１９７６一），男，／ｚｑ，￣，ｇ－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及红山文化研究。
・
４９・
子刘爽向朝廷告发。最后，刘锡自杀，而刘爽则 “ 坐
虎通・论＜孝经＞＜论语＞》）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敬章句》。（《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汉制，使天下诵《孝敬》，选吏举孝廉。卷六，《武帝纪》）宣帝本始元年五月， “ 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 ”。（《汉书》卷八，《宣帝纪》）宣帝地节四年二月，又下诏规定， “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鲧事（即免除劳役），使得收敛送终，尽

原始儒家孝伦理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案例为中心的探析

最高层次的孝。孔子也说：啜菽饮水，其欢， “ 尽斯之谓孝。［‘ 弓》可见，始儒家的“ ”。《下］檀原孝敬 ” 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孝子自是
认为秦尚“ 暴政 ” “ 刑 ” 弃 “ 政 ” “ 、酷，仁、德治 ” 是其，灭亡的根本原因。为此，代统治者和一些思想家汉冀希儒家思想学说，中寻找 “ 国平天下 ” 良从治之策，孝作为教化民众和治理国家的突破口和总抓将手，用教化、惩等手段，取 “ 利奖采以孝入律 ” 强制的措施，皇族、从士大夫、民三阶层引导与推行孝德，平孝伦理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治世功能。至此，始儒原家孝伦理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异化，当时乃对
孔祥安
（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山东曲阜２３０）７１０
［摘
要］汉代为“ 以孝治天下” 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 以孝入律 ” 的强制措施，力推行儒家孝伦理，极为
此原始儒家孝伦理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在汉代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儒家孝伦理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关键词］原始儒家；伦理；孝汉代；化；异影响（中图分类号］２２２Ｂ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２—３０（０１００７０１０９９２１）９— ０２— ５

汉初“以孝治天下”与政局变迁

---汉“以孝治天下”，史学界多有研究，他们大都认为这是汉承秦弊，吸取秦弃德治而亡的教训，希望用“孝”改变秦遗留的不良社会风气，汉政府实施鼓励“孝道”的措施，改变了社会风气，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汉家天下。

①这不无道理，但是我们稽诸史实，发现汉初“以孝治天下”还可深究:这时的“孝治”是否仅为了对民众进行教化？其针对的对象是否一成不变？答案是否定的，从传世文献以及部分考古资料来看，汉初“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明显，和当时政局关系密切，首要解决的是中央与诸侯王的关系问题:刘邦以“孝”为宗族纽带告诫诸侯安守本分，共同辅佐天子以享富贵；汉文帝由大臣推举即位，希望以“孝”团结诸侯王，共同抑制外臣势力，后来则以“孝”作为制约诸侯王的手段；“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孝”针对的对象转为社会民众，通过“孝道”教育“移孝于忠”，让百姓服从刘氏皇帝的统治。

汉初“以孝治天下”，根本上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的。

一、“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背景秦朝建立后，为使嬴姓天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236，就郡县和分封进行讨论。

第一次是王绾和李斯的争论，李斯的郡县之议得到秦始皇支持。

八年之后，淳于越再次建议采取分封制，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汉初“以孝治天下”与政局变迁肖云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传统观点认为汉“以孝治天下”是吸取秦亡教训的结果，希望以“孝”施行社会教化，改变秦朝遗留之不良社会风气，这有一定合理性，但并非仅仅如此。

“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明显，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刘邦大封同姓王后，以“孝”告诫他们不要谋反，因诸事纷扰“以孝治天下”未曾正式实行；汉文帝即位时希望通过推崇“孝道”以联合刘氏诸侯王，共同削弱功臣对朝政的影响，之后文帝在“孝”的名义下，希望通过道德感召的方式让实力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安守本分，他在社会上推行的孝道政策，也都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观努力；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这时“孝”主要针对下层民众，不过其目的仍然是要天下臣民服从天子，“移孝于忠”。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不少的宗族维持下来，保持着族居的传统。这种子庶众多的大家族是否老少同堂、尊老爱幼、乐融融先其不说。单是宗族这种人脉很旺、在地方上关系盘根错
节的状态对王朝就构成一种强大的离心力。早在秦朝和汉朝前期，各地强宗大族势力还没有非常膨胀的时候，朝廷迁徙强宗大族的政策实际上就与消弭其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影响大有关系。“ 汉兴，都长安，立徙齐诸田，昭、、楚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理下 ”１＜志＞汉武帝的时候】地甚至颁布了更加严格的条令，止强宗大族族居①。禁
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
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每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 成以孝劝忠” 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关键词：汉代；；；孝忠效果中图分类号：２４ｌ３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０６２｛０７０ — ０９０（Ａ１２— ３０２０）１０１ — ４０
收稿日期：０６０９２ｏ —１ —２
作者简介：冯芳萍（ｒ一）女，，１７９７，汉族山西省大宁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刍议汉代的“孝治”

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小农经济。但“ 黄老” 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小农者大力提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 ” 巩固统治，过举孝廉，《经》对孝来通把孝从孝成经济保护不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作为学校教科书和大力优抚孝子的政策，而使 “ ” 为汉王朝的治国纲改维以儒家的“ 、 ” 仁孝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 “ 以孝治天下 ”，有“以仁领。在社会发展中确实起到了教化民众，良社会风气，护社会稳定和没在治天下 ” 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 孝” 仁、自身的特质决定的。巩固统治的作用。但由于孝是一个纯伦理观念，其发展中又受到统治者无方向的引导，民众盲从和过激的行为。在其实践过程中不可避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初期阶段，仁、 ” “ 孝作为治国思想都有目的、源干伦理道德，但相对 “ ” 仁来说，孝” “ 的范畴更古老，孝 ” 是个纯伦理免地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发生了激烈冲突， “ 原并严重冲击了法律作为维护
若既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 “ 建亲戚，藩屏汉 ” 积极作用，纪》封以的载惠帝四年（元前１１年） “ 公９，春正月，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孝悌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好的办法就是用 “ ” 其笼络和感指子弟顺事父兄。文帝十二年（最孝对公元前１８年）６三月诏：遣谒者劳赐三老、 “

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_徐玲

收稿日期:2006-11-15作者简介:徐玲(1969-),女,河南南阳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23卷第4期2007年4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Q I U TEAC H ERS COLLEGE Vo.l 23 No .4Apri.l 2007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徐玲(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摘要: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以孝为本,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

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

关键词:汉代;孝文化; 以孝治天下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7)04-0058-04汉代是历史上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王朝,统治者继承并改造了先秦儒家的孝文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完整而严密的伦理观念。

孝治作为施政方针,在汉代社会得到具体实践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对汉代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孝治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学者就渐渐涉足对汉代孝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如: 汉以孝治天下发微 [1]、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 [2]、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 [3]、论汉初的孝治 [4]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汉代孝治文化。

但丰富的汉代孝道文化仅有这些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研究,几近半荒地。

本文尝试从广义的孝道观念出发对汉代选择孝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等作一探析。

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要求以孝作为统治工具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5](P134)。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 治国策略的原因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 治国策略的原因摘要：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孝治的朝代。

由于汉初吸取秦王朝的暴政、酷刑的教训，汉初高祖大封同姓王使诸侯王势力权倾中央，加上汉代社会原来具有的浓厚的孝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原因，统治者逐步推行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策略。

他们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引导民众行孝，在地方上设三老、授王杖以教化民众，对孝悌者进行赏赐和惩罚不孝者、建立学校主张学习《孝经》等措施来宣扬孝，从而使“孝”一步步上升为国家意志。

通过这一治国策略的推行，汉代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局面。

本文通过对汉代“以孝治天下”治国策略原因的分析，希望对现实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代；孝治；治国策略；原因一、历史原因：吸取亡秦的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成为统一六国的核心力量。

秦统一以后，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对法家以外的思想进行严重的迫害(焚书坑儒)，主张以法家思想来维护当时的统治，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工具，故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措施来统治人民。

秦始皇实行严酷的刑律，人民徭役繁重，致使秦朝社会矛盾尖锐，二世而亡。

汉初在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统治者的重中之重是选择治国之道。

他们花大量的精力去总结秦亡的原因，以此从中汲取教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他们认为运用酷刑峻法的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从中认识到法家的残暴手段不是治国的良策。

于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和人民安定的需要，汉统治者改变秦的政策，提出了“以礼为教”，崇尚儒家着重强调家庭内部的血亲观念的孝道思想，并把它引申到政治的范畴，逐步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策略。

司马迁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下统矣。

”[]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变成为统治者对民实行德教的理论依据。

二、经济原因：小农经济汉代“以孝治天下”治国策略产生的根本因素，也就是当时的农耕经济。

汉文帝倡导的以孝治国：汉王朝的“孝文化”

汉文帝倡导的以孝治国：汉王朝的“孝文化”因为汉朝皇室宣传以“孝”治天下，目的当然是靠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当时以“仁孝”为宣传主线的封建伦理道德逐渐成为系统(成熟)，统治者认为在家里子女无条件地“孝”于父母，走入社会后自然无条件地“孝忠”于统治者，汉朝没有科举，考察人才也主要考察孝行，所以推荐人才做官叫“举孝廉”。

当然，汉初孝惠帝、孝文帝既自身践履孝道大义，又推廓至治国方略，开创了汉世“以孝治天下”的教化模式。

其中，尤其以孝文帝为最著，无论是从《大学》的修齐治平，还是从《孝经》的天子之孝来讲，文帝都完美的体现出传统孝道的精神所在。

正因为汉朝以“孝”治天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创了一个强盛，且相对稳定长久的时代，所以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拼了命地自认以“孝”治天下，或者更牛B的号称“以仁孝治天下”，虽然大部分画虎类犬，把国家整的乱七八糟，像那拉兰儿(慈禧)，就被谥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真是倒足了胃口。

一句话，因为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所以死后，谥号前面均加一个“孝”字，以彰显大汉朝的功德。

汉文帝为母亲亲尝汤药，后来还被编进了24孝故事。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中国古代正史中最早专门记载孝子、孝义的大概应属于《后汉书》。

《后汉书》是南朝刘宋时期范晔(396～445年)所撰写。

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此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虽然没有用《孝子传》这一名称，但是三十九卷的《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为孝子专门作了传记。

这一卷专门记载了许多以孝子、孝义而有名声的人物。

汉安帝(107～125年在位)时候，汝南有一个叫薛包的，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而有名声。

西汉以孝治天下策略研究

础之上的。
（２）实行举孝廉制度西汉在取士制度上也体现着孝治原则，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科目之一。举孝廉就是对各地的孝顺子弟和廉洁官吏进行推荐，考察合格后可入朝为官。最初孝廉中的孝子与廉吏是分开的，
西汉以孝治天下策略研究
郭震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００）
作者简介：郭震（１９９３一），男，汉族，山东潍坊人，教育硕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历史）。摘要：西汉统治者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综合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因素，在治国理念上发生了一些转变，开始重视伦理文化的治国功能，尤其是孝文化，实行 “ 以孝治天下 ” 的基本国策。西汉的孝治在政治、教育、法律三个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统治者不仅重视孝的家庭伦理功能，而且注重其政治功能，将孝作为主要的统治思想，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各方面。西汉的孝治在当时既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需要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视传统孝道对当代中国家庭良好家风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西汉一共有十三位皇帝，除了高祖刘邦以及在位时间较短的刘恭和刘弘以外，其余十位帝王均以孝作谥。西汉皇帝死后用孝

刍议汉代的“孝治”

刍议汉代的“孝治”[摘要] 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

统治者在选官制度、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行孝治,取得了显著成果,对汉代社会的稳定发展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汉代孝治父母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

近年来,学界关于汉代“孝治”的研究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孝”与汉代选官制度及“孝”与汉代治国纲领等方面。

但在述及孝的起源,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汉代统治者大力推行孝的措施以及孝对汉代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则有所不足,本文拟就此问题做简要论述。

一、孝德的产生及汉皇室的态度从甲骨文中“孝”字和殷代普遍存在祭祀考妣的资料看,中国自殷代起就有了“孝”的观念。

西周时期,作为道德观念的“孝”就更为人们所重视。

最初的“孝”观念的涵义是畜养父母、尊敬长辈、追念祖先的。

而在西周的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下,则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奴隶主统治的宗法系统。

治家和治国是一致的,“孝”对维护奴隶社会宗法、等级、分封、世袭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作用。

战国时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封建个体生产方式逐步出现,孝亲成了中国道德的本位。

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家与国,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由孝亲推及为忠君。

宗法家庭成为“国”与“民”之间的中介,“国”与“家”相沟通,“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构成了中国社会独具的“家国同构”的格局,故治国与齐家相互为用。

而促使孝上升到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的是汉室君主。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国,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第一次受到统治者空前的重视,揭开汉王朝尊父倡孝序幕的是第一代皇帝汉高祖刘邦。

”孝”是刘姓皇朝为保证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

在整个汉代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的确立,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统治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

汉初治国思想转变下的纳孝入法初探

汉初治国思想转变下的纳孝入法初探作者：李韶珂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10期摘要汉朝初期，统治者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力主恢复生产、经济，巩固政权。

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至武帝时期达到极盛。

此时，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儒生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作为历代皇朝的的正统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而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孝”思想更是被统治者极力推崇，将其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以孝治天下”。

而为了维护这种国策的推行，汉朝统治者逐渐制定完善了一系列针对不孝的惩罚措施，在推动了汉代“孝”文化的传播，也对现代老人赡养方面的法律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初孝治不孝罪纳孝入法作者简介：李韶珂，郑州大学法学院法律史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4-278-02一、汉初治国思想转变汉朝初期，经历秦末的农民起义，民生凋敝，百废待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书·食货志》）此时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修养生息。

陆贾总结秦朝亡国的教训，针对秦朝的苛政和当时的社会情况，结合黄老之道提出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的思想。

他认为秦朝之所以失去人心，并非统治者不愿意积极治理国家，而是因为政令太过繁琐，刑罚太重的缘故从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因此他提出统治者不应对百姓有过多的干扰，应该让人民修养生息，发展经济。

让他们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减少民众对统治者的抵触情绪，缓和社会矛盾。

而同这种思想得到当时当权者的一致认同。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汉代以孝治天下研究

282汉代以孝治天下研究郭媛黑龙江大学摘要：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以孝为本，使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

关键词：汉代；孝道；法律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王朝，汉代将孝道文化融入统治思想，建立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孝道伦理观念。

在推行孝道的过程中，孝治在整个汉代社会都得到了具体实践。

一、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孝在中国古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夏商周以来随着个体家庭和血缘宗法制的日益成熟完善，孝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活跃，对孝道思想有了更深刻地阐释，孝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秦朝虽然短暂，但秦律的建立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就对某些不孝行为进行惩罚。

到汉朝建立时，孝文化已经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浓郁的孝文化为汉代选择孝治提供了前提。

此外鉴于秦二世而亡，刘邦定都关中后，在制定地方制度时选择了与秦朝不同的分封同姓王政策，以求同姓王可以镇守河山。

但随着时间推移，分封的隐患逐渐暴露，同姓诸侯势力膨胀，不受控制。

刘邦在世时，分封的弊端已经显露，在分封刘濞时说“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这正是刘邦看到同姓王势力愈大却无可奈何，便以天下同姓一家的宗族纽带约束吴王不要背叛他这个宗族之“父”。

即欲以孝控制诸侯王，汉代孝治已经初现端倪。

汉定之后，汉人针对秦王朝的迅速消亡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他们认为要想长久地统治就要吸取秦亡的教训，逆取顺守，施行德治，以仁义忠信和孝来教化世人，使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由此，汉朝致力于用孝道改变秦遗留的不良社会风气，孝伦理的推广逐渐纳入大政方针。

二、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实施汉代重视孝道，倡导“以孝治天下”，这样的重孝风气对后世影响深远，当然汉代的孝治也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

(一)初始阶段从西汉建立之初到武帝前是汉代施行孝治的初始阶段。

汉朝建立之初，鉴于秦二世而亡，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和安抚教化刚刚经历了残酷战争、对善恶不再敏感的百姓，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选择利用人的天性孝来教化百姓。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

“德治”也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传统。

江泽民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汉代是中国古代“德治”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的“德治”主要是“孝治”，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

本文就想对此作一探索，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瞥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则上是自武帝始。

因为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自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才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

也就是说，只有从武帝尊儒后，“孝治”才能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一席之地。

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政体问题。

关于“举孝廉”：理论界都以《汉书·武帝纪》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据，认为首次出现于武帝七年五月。

其实，这里的“孝廉”虽连用，但仍“举孝”是“举孝”，“举廉”是“举廉”，即“举孝一人、廉一人”。

这只是对文帝时的“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武帝只不过是仅举了“孝”和“廉”而已。

武帝真正“举孝廉”，据《汉书·武帝纪》载，是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说：“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

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浅谈汉代孝文化的发展

浅谈汉代孝文化的发展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汉代置孝悌、三老行教化，举孝廉以入仕，颁布养老令、高年赐王杖，奖励孝子，推动《孝经》传播，大兴孝治。

标榜以“孝”治天下，形成了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

以往学者多从孝廉选任和人才教育的视角加以论述，其说甚是。

但是，关于孝治在律令中的体现以及孝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尚有余议可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仕宦为途径，营造“孝治”舆论环境儒家重视人伦，对孝悌在政治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论语·学而》中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儒家的这一论断在汉代被发展成为“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

显然，将“孝亲”与“忠君”巧妙地联系起来，孝子与忠臣等同视之。

全面整合忠、孝二者的伦理关系，进而形成“以孝求忠，由孝劝忠，移孝作忠”的伦理体系。

推行孝治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孝亲”与“忠君”之间的矛盾。

在保障孝亲者入仕方面推行了多项举措：其一，颁布律法，保障官吏“孝亲”。

汉代法律规定官吏居丧服孝，是一项重要制度。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二十一中简180-181：“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

”108根据简文，县吏为父母或妻居丧的期限为30日，为祖父母、兄弟姊妹居丧的期限为15日。

这条律文使官吏居丧合法化，表明统治者对吏民居丧以示孝亲的行为予以肯定，更为日后奉行孝治、追究官吏不履行居丧义务提供了法理依据。

又《二年律令·置吏律》简217：“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

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壹归，予告八十日。

”38根据简文，官吏每年法定休假为60天，内官为40天，离家远隔两千里以上仕宦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为80天。

休假探亲是与家人团聚，探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则更显弥足珍贵。

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

先秦诸子研究当时的文化和制度，对政治提人们树立对君主、对国家的忠，那天下就平稳安定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了，孝” “ 恰恰能有这种功能。“ 亲孝，事故忠可移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思想体系。到了大～统的汉代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记・ ”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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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卷第１６期
２００６年１月
孝感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ＯＧＡＮＵＮＩＲＩＡＶＥＳＴＹ
ＶＯ１２Ｎ（６．ｊ
ＪＡＮ．０６２０
漫谈汉代 “ 以孝治天下 ” 的社会实践（）上
治天下” 的理论，道与修身、孝齐家、国、天下承传统的时候有所发展，治平也有所变化，人们在啬及。
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儒家学者“ 以孝治天 “ ” 忠的时候，往把 “ ” 孝 ” 提并论。“ ” 往忠与“ 相忠．
下” 的理论。先秦时并没有得到实施。在主要是对君主、国家而言的，对如果有什么能帮助
王问靖
（孝感学院文学院，湖北孝感４２０３００）摘要：代” 汉以孝治天下” 不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以孝治天下” 的社会实践。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忠孝观念是其思想基础；孝经》《是其理论基础；天子在孝道方面应为榜样；人方面实行举孝用的制度；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就前三个方面谈谈汉代“ 以孝治天下” 的社台实践
政》孝慈，忠” “ ” 孝 ” 两个范畴放在一延日：今使者中刺客，以报国， “ 则把忠与“ 这 “ 无故呼巨卿，欲相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孝行图像释义初探

因此，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孝子图像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子孙孝顺墓主人，而应理解为对墓主人品格的赞扬。而且如前所述，汉魏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至孝的理解就是“扬名显亲”，所以孝行图像实际上也是在表达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和家族的荣耀。与此同时，汉代及其以后的各代，神秘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汉武帝时就有巫蛊之祸，谶纬之学也在民间泛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宣传君权神授，《白虎通义》又进一步将儒家思想神秘化。作为十三经的《孝经》也被经学家断章取义，或神秘化解读。《孝经·感应篇》中“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观点被人们深信不疑，即使到了两宋依然被人认可。而作为《孝经》“孝能通神”理论具象化的孝行图像自然成了通神的符号。汉魏南北朝时期，墓中的图像多是为了表达死后升仙的主题，而墓中的孝行图像实际上也是表达同样的含义。
除了推崇《孝经》，两汉南北朝时期还通过选官鼓励孝行。两汉施行察举制，魏晋之后流行九品官人法。汉武帝时规定“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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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谓善事父母。廉，谓清洁廉隅”。此后，以“孝” 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中护军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今令中正但考行伦辈，辈当行均，斯可官矣。”可见魏晋时期崇孝之风不减，依然以“孝行”作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是中正官“考行”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举孝廉缺乏明确的评比标准导致大量的“愚孝”“伪孝”的产生。“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世说新语》也记载：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这些不顾生命安危的“愚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孝经》也是不主张这种愚孝行为的。更有甚者，为了博得“孝”名弄虚作假。“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馀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颐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觿，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而社会氛围也乐于评价、比较别人的孝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倶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