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对待达尔文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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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董为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0. 279-284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DONG Wei (ed).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 2010. 279-284

以科学发展观对待达尔文的学说∗

徐钦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

摘要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理论建立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法则上,因而带有9

大缺陷,无法揭示生物进化的奥秘。1996年以来国际古生物学家们指出地球历史上发生过

65次全球性的生物事件,每个事件都包括绝灭、间隔和辐射3幕,并与全球的环境变化相

关联。达尔文主义的忠诚卫士赫胥黎在晚年发现了达尔文学说的缺陷,并指出应将达尔文

的“适者生存”修订为“伦理上最佳者生存”。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德为先”一

致。东西方两大文化的融合乃是当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大潮流。

关键词达尔文;进化论;科学发展观;和谐

1859年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根据他在环球航行中所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当代生物学以及地质历史上的古生物学资料,在布丰(Buffon,1707-1788),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圣喜来尔(Saint-Hillaire,1795-1828)等人的进化思想的基础上,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学说。从此进化的观念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历史功绩应当得到肯定。但是达尔文学说的核心和灵魂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等等原则。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带有九大缺陷,所以达尔文的学说根本不可能揭示生物进化的奥秘。事实正是如此的。根据1996年德国杰出的古生物学家沃利斯尔和美、英、法、德、俄、爱沙尼亚、加拿大、捷克、以色列等国的,共29位优秀的古生物学家的,长期的合作研究(1984-1995),他们一致认为,时至今日,达尔文的学说仍然解释不了生物史上的,大约65次全球性的生物事件(global bio-events)一再重演的事实。他们指出,每个生物事件都包括三幕:第一幕是绝灭事件,其表现为一批旧的物种绝灭了。于是原先它们所占据的,生态系统中的生态龛或生态位(niche)被空缺出来了。换言之,绝灭事件使原来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的、稳定的、平衡的、和谐的状态被暂时地打断了,从而使自然界出现了短暂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第三幕是辐射事件,其表现为另一批新的物种诞生了。它们取代了在绝灭事件中已经消失了的旧物种,并且重新填补了被空缺出来的生态位。于是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重又恢复了昔日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平衡的、和谐的状态。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是第二幕,即短暂的间隔。第二幕是第三幕的辐射事件的孕育期。据古生物学家研究,在两个生物事件之间,物种的进化处于长久的停滞

∗ 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项目(KZCX2-YW-159).

徐钦琦:男,73岁,研究员,研究基于哺乳动物化石的古气候和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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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sis)状态。在此期间(长约数十万年,或更长),物种的变化极小,或根本没有变化。沃利斯尔称这种进化状态为常规进化(nomismogenesis)。世界上的生物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生物事件,从简单跃向复杂,从原始跃向进步,从低级跃向高级。所以,生物事件的进化意义集中地体现在第三幕辐射事件的新物种的诞生之中。近6亿年来的生物进化的历史正是这样一步又一步地飞跃过来的。

1984年,美国老资格的古生物学家雷佩宁(Repenning)研究了晚新生代的生物事件出现的规律性问题。他认为,事件“明显地发生在草地最大扩展时期的末尾”。美国另一位古生物学家芙尔芭在(Vrba)1985年研究了南非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后,得到了与雷佩宁相似的结论。她说,这种草地的扩展“是以森林和林地面积的缩小为代价的。它很可能是由全球性的温度下降,及与此相伴随的降水带的移动所引起的”。显然,芙尔芭所讲的“全球性的温度下降”相当于古气候学家所谓的寒冷期。于是按照雷佩宁和芙尔芭的观点,生物事件应该出现在寒冷期的末尾。1984年我也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也发现,生物事件的出现时间是有序的,有规律的。它们“似乎都与气候的急速变暖有关系”,“它们与温暖期的开始密切相关”。据古气候学家研究,在第四纪或晚新生代,寒冷期和温暖期乃是频繁地,反复地交替着出现的。所以前一个寒冷期的末尾实际上就是后一个温暖期的开始。换言之,雷佩宁和芙尔芭的观点与我在1984年提出的看法乃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几乎是同时提出的。我们都得益于对古气候学的新成果的关注和利用。如果把相邻的温暖期和寒冷期结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年”的话,那么这一等级的生物事件总是有规律地出现在事件年的冬末春初。据美国古生物学家雷佩宁研究,在过去的670万年内,生物界曾出现过11次生物事件。所以平均每隔60万年,世界上就会发生一次生物事件。这是生物进化史上最最基本的事实。既然达尔文的学说连这种最基础的历史事实都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那么这样的理论怎能让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信服呢?

当1859年《物种起源》刚发表时,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支持过达尔文。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恩格斯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1875)明确地指出,“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的第284页)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还多处批评了达尔文学说中的片面性的错误。总之,恩格斯对达尔文的核心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

英国卓越的科学家T. H. 赫胥黎(1825-1895)是达尔文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经过毕生不懈的潜心研究,赫胥黎在晚年写下了《进化与伦理》一书(1893-1894),他对达尔文的学说采取了科学的态度。赫胥黎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在最文明的社会中“是不起重要作用的”。我愿告诉读者,赫胥黎的遣词造句是很有分寸的。既然生存竞争是自始至终都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当然会起某种作用;赫胥黎所强调的只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在人类社会中“是不起重要作用的”。这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在下文中,我们还将阐述,即使在自然界或生物界,生存竞争也同样“是不起重要作用的”。赫胥黎认为,达尔文的最响亮的口号“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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