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修辞篇 5章 修辞

第五章实用修辞第一节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一、基本概念修辞是一种让言语表达恰切、多彩、生动的言语行为。

本课程按照目前国际修辞学界公认的修辞理论——“规范修辞”和“变异修辞”理论，介绍修辞美学的若干重要原则。

规范修辞又称为常格修辞，指的是在规范语言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不违背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或语言习惯的原则下所进行的修辞活动，例如：锤炼词语、选择句式、准确使用表达范畴、活用语法规范等。

它在内容上追求意义明确、逻辑清楚；在形式上讲究词句平匀、安排稳密。

规范修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交际、交流的效率，艺术审美价值的含量不高。

变异修辞与规范修辞相对，又称变格修辞，指的是有意偏离语言某方面的规范而获得特别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活动。

变异并非怪诞、荒唐之意，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

变异修辞要在规范修辞的基础上，给言语增添特殊的、艺术的色彩。

例如，变异修辞的运用者，要积极地随情应景地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说所写呈现出具体形象、新鲜活泼的动人力量；修辞上的各种辞格辞趣，都属于变异修辞。

其中，“辞趣”比较侧重于形式一方面的利用，即侧重于“语言文字的一切感性的因素的利用”，例如利用语词风格，形色造成特别的意味，调整音调使格律和谐，借用字形加深印象等等；辞格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综合的利用”，例如比喻、夸张、婉曲、比拟等等。

总之，变异修辞都是为了美化言语，让言语产生各种各样的审美情趣。

以作家梁晓声小说《雪城》中的一封信的片段为例：……我要在这封信里告诉你这样一条真理——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

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没有一个好女人好；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不能代替一个好女人。

好女人是一种教育。

好女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她是好男人寻找自己，走向自己，然后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

……当你走向战场和类似战场的生活，身后有一位好女人相送，那死也不是可怕的了。

当你感到身心疲倦透顶的时候，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你的额头，一觉醒来，你又变成了朝气蓬勃的人。

当你糊涂又懒散，自卑自叹，挺不起腰杆，好女人温柔的指责，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你前进。

好女人使人向上。

事情往往是这样：男人很疲惫，男人很迷惘，男人很痛苦，男人很狂躁；而好女人更温和，好女人更冷静，好女人更有耐心，好女人最肯牺牲。

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又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于是男人就象一个真正的男人走向世界。

……显然，信的作者为了强调自己对女友的敬重之情，为了加强语势、增强感染力，使用了夸张、比喻、排比、层递的修辞手法，而且比喻格几乎都是隐喻方式。

这些具有生动、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的修辞方法没有违反汉族人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但又与普通的表达方式不同，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二、变异修辞的本质——创新变异修辞理论认为，变异修辞是以规范修辞为参照系的，只要与常规表达方式有明显的差异且具有审美价值的，都是变异修辞。

变异修辞活动贯穿着一种原则，这就是创新，言语表达方式的创新。

不管是用了哪种辞格辞趣，只要有创新，只要创造出新的美文美言，就是变异修辞。

目前汉族人使用的每一种修辞方法，包括辞趣、辞格，从源头上讲，都是运用变异的方法创造的。

而且，每一种辞格都是在历代文人创造美文美言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是对相同特征、相同性质的表达技巧类化的结果。

比如，比喻格，起初并没有这样的修辞格名称，但是有人率先变异，创造性地运用了设喻的技巧并获得了文学社会的认可，于是这种方法普及开来，形成一种习用的修辞方式，后人为之命名“比喻”格。

比喻的方式开始可能只有明喻，后来又因为不断地变异创新，又陆续类化出隐喻、借喻、博喻等新的比喻方式。

其他修辞格的建立，也都是经过了这样的发生-发展-定格的过程。

辞格一经定格，一般都不会改变其名称，也就是说辞格的名称不会发生变异。

但是变异修辞的活动不会停止，它会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继续运行。

仍然以比喻为例，比喻辞格已经定格，但是新的比喻内容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比喻修辞的变异活动在比喻格的框架内持续活跃着，比喻格因此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在使用传统的修辞格时，如果选择词语仍然是炒前人的冷饭，那就只能说是运用了修辞，而没有变异，没有创新。

由此看来，变异修辞就是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表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三、变异修辞的表达方式变异修辞方式，通常归纳为三大类：逻辑变异、风格变异和语法变异。

（一）逻辑变异有时为了某种修辞的需要，故意说一些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话，造成事理上或逻辑上的某种变异。

在词语的组合上就相应地出现无理组合，即明知无理、明知不通而故意造成的偏离正常逻辑的组合。

这种变异的、无理的表达，在文学作品里非常常见。

清代名家吴乔所说：“无理而妙”（《围炉诗话》）文学作品所运用的无理表达即不合逻辑的表达往往会产生奇妙的效应。

例如：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畔的孤岛。

(钱钟书《围城》)“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这种变异从严格的逻辑角度来考察是站不住的，但在作者所设计的特定语言环境中，由于它表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心境，具有独特的修辞色彩，因此不会有人指责这样的表达不合逻辑，相反会认为这是为了求得更好的表达效果而突破逻辑范畴的变异运用。

洪升的《长生殿》中有一段曲子也属于这类变异——我做宫女第一，标致无人能及。

腮边花粉糊涂，嘴上脂胭狼藉，秋波俏似铜铃，弓眉弯得笔直，春纤十个擂槌，玉体浑身糙漆。

柳腰松段十围，莲瓣滩船半只。

杨姑娘爱我伶利，选做霓裳部色。

只因喉咙太响，歌时嘴边起了霹雳。

身子又太狼亢，舞去冲翻了御筵桌席。

皇帝见了发恼，打落子弟名籍，登时发到骊山，派到温泉殿中承值。

此例大量地运用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矛盾组合刻画一位“丑宫女”的形象，而且是自我嘲讽、自我贬低，实在是妙趣横生，令人拍案叫绝。

而在平素的交际中也常常用到这种无理组合。

例如：妈妈是外科医生，我觉得她是一个最凶狠又最善良的人。

你猜那个凶手说什么？我正是因为太爱他，所以才杀了他的。

用“最凶狠又最善良的人”来形容当外科医生的妈妈，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组合是无理的违背逻辑的，可是却引人深思，妈妈的凶狠（操刀手术）与善良（治病救人）实际上是统一的，说话人用变异的方式来表达，反倒让人们在一种幽默的语言风格下获得了更深的印象。

“因为太爱他，所以才杀了他的”，多么荒唐的理由啊！这句极端无理的言语组合让人们看到了一颗极端自私的心：我得不到你，就让你死，这样别人也得不到了。

（二）风格变异在一般的情况下，同一语言环境下的语言风格应该统一，但有时可以有意地利用风格上的不协调来取得某种修辞效果。

最常见的风格变异有两类，一类是句式风格的变异，一类是词语风格的变异。

例如：①“你总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如此下去，后果将是身败名裂；如若不信，咱们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②甲：昨天我有幸拜读了您的大作，实在受益匪浅！乙：噢，我的大作你已经拜读了，不敢当不敢当!在正常的情况下，①②都会被判定为病句。

但是作者是为了制造诙谐，为了塑造特殊的人物形象，特意地把风格不协调的表达方式“乱点鸳鸯谱”，使这种不和谐——变异产生了幽默和滑稽。

风格变异常见的还有语音变异，例如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一段小品的台词：你说这男同志一到四十多岁，夫妻感情就逐渐衰退，一进商场他就喊累，看什么东西他都乏味，你化不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新衣裳他不理会，你一打电话他就说“正在开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他都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你说对不对？如果只听第一句“你说这男同志一到四十多岁”，绝对不会发现有什么变异，可是从第二句开始，句句合辙押韵（“灰堆”辙），这就偏离了说话的语音常规，听众从这个语音变异里感受到演员的滑稽和内容的幽默。

（三）语法变异语法是词语组合的规则。

在一般情况下词语之间的组合都是约定俗成、次序稳定的，表达者应该“循规蹈矩”，不能任意改动。

但是在艺术化的语言表达时，为了追求修辞效果，表达者会有意地突破语法规范，例如语序的变化：①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

(王蒙：《布礼》)②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山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艾青：《太阳》)例①将常规的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改为谓语在前主语在后，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或听众关注谓语的描述和蕴涵。

先说“—下子冻结了”，给读者、听众一个整体的感觉：冰冷、凝固、僵硬……，然后再逐个地说出“冻结”的物体，每说出一个物体，就增加一次冰冷，加重一层僵凝。

作者并未就此罢笔，他又强化了一句：“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这句与开头一句相叠加，在读者听众的心中，前面的那些冰块最终冻凝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例②是状语置于主语之前的句子，“太阳”是主语，“滚来”是谓语中心，前面五句都是“滚来”的状语，按照常规应该置于“太阳”之后，“滚来”之前。

但是由于有五个状语，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定作用，加入放在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句子会很臃肿，简直就像一个小头细腿大肚皮的怪物，既会减弱人们对这些状语诗句的审美关注，也会破坏对句子中心“太阳向我滚来”的整体印象。

作者采取了喷云吐雾、击鼓造势、推波助澜的笔法，让太阳在光彩、声浪、气韵的簇拥下，雄伟壮丽地出场。

这种变异修辞满足了人们欣赏诗歌时的审美期待，给人以壮美的美感享受。

又如“拼贴式组合”：一座没有香火的庙，一包神婆的假药，一只没有充气的救生圈，一架天上的鹊桥。

一个假装怀孕的妻子，一挂湿了的喜爆，一块画在纸上的饼，一张空头支票，……生活教育了我，我不要! (公刘：《我不要》)这段诗的前八个短语分别代表着八个形象，都是畸形的、扭曲的。

这些丑的形象就像幻灯片，一张张地打在读者脑海的“屏幕”上，不断刺激读者对他们的反感，当堆积到一定程度，让读者的反感几乎达到极限的时候，突然作者大声疾呼：“生活教育了我，我不要!”作者的愤慨和读者的憎恨融会在一起，共同否定了这些丑陋。

如果按照语法常规，表示这些形象的八个短语，都是“我不要”的宾语。

作者如果把诗行改成八个排比句“我不要……”、“我不要……”，虽然也有诗歌的形式，但是对扭曲的社会现实的嘲讽鞭笞作用就会大大地减弱，因此就远远不如原作给读者或听众的印象深刻了。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变异修辞反映了语言表达者的创新追求，这种追求的动力是他们的情感。

当表达者内心涌起的情感需要表达出来而又没有现成的形式可以利用或者现成的形式不足以承载这样的情感的时候，表达者就会寻求变异，摸索创新，于是新的语言艺术形式——新的艺术符号应运而生。

第二节修辞可理解度、适切和有效任何一种修辞文本，任何一种修辞手法，无论是规范修辞还是变异修辞，都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信道），都载荷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事实、形象、情感、情绪、观念、思想，等等，完成让信息从信源（发出者）到信宿（接收者）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