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的女性命运书写

巴金小说的女性命运书写

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逐步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在他的笔下，书写了众多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女性命运。本文将从巴金小说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挣扎、觉醒三个递进层面展开叙述，揭露其蕴含的历史性原因，分析在巴金复杂女性观下女性自我意识、自我抉择、角色调和等与自身命运的关联，从而体现巴金对饱受旧礼教、旧制度毒害的女性的同情和对敢于同旧制度抗争、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新女性的赞扬。

标签：巴金；小说；女性命运

一、悲剧：礼教约束，顺从命运

五四运动后，尽管随着西方文明的大批涌入，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愈喊愈高，但是仍旧难以摆脱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定势：男尊女卑，即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这类被束缚在摧残女性生命的封建家族制度当中，饱受封建思想摧残的女性大多出现于巴金的前期作品当中。

当光明与黑暗不断充斥在新旧交替的中国社会时，巴金说：“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无数无名牺牲者‘喊冤’”，“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牺牲的年轻女人喊一声‘冤枉’，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鸣凤是小说《家》中个性鲜明纯真美丽的侍女，她天真，柔顺，具备着一个十六岁少女所有对美好事物的幻想。与高家三少爷觉慧之间真诚动人的爱情是鸣凤在冷酷无情、等级森严的高家仅能感受到的一点温暖。其实就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的内心存在着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现实的抗争。但她的身份注定了她这份“妄想”的不幸。就连她自己都毫不犹豫接受了所谓的“宿命论”。在被送给冯大老爷当姨太太后，她以死保存了自己的清白，以死捍卫了做人的尊严。这些无辜的“卑微”女子就在阶级牢笼中忍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摧残。

但即使出身高贵的名门闺秀，也免不了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埋葬在封建大家族掘好的坟墓当中。《激流三部曲》中瑞钰的婚姻是以可笑的抓阄方式来决定的，这般如同儿戏的结合方式从一开始就宣告瑞钰的命运悲剧。从小接受封建礼教灌输的瑞钰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温柔体贴，无微不至。充满中国传统女性魅力的她毫不意外地赢得了丈夫的爱。而她对丈夫旧爱的大度包容更是体现中国传统女性的“教化成果”。这个善良贤惠的女子拥有着常人以外的胸襟和气度，但却也让她一味忍让，为爱甘愿牺牲一切，最终在即将产子之时被家中长辈以荒谬的理由赶出城外，难产离世。可她懦弱的丈夫却至始至终未能维护她分毫。

二、挣扎：思想启蒙，双重煎熬

不同于鸣凤、瑞钰等人的命运，《寒夜》中的曾树生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受到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追求个人价值的愿望。她是一个矛

盾的综合体，具有着初步朦胧的女性觉醒意识。她受过高等教育熏陶，拥有自己的职业与社会理想，希望能与志同道合的丈夫一起投身教育事业。没有媒人、没有婚礼，她以如此“简单”的婚姻形式宣告了她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正因为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一手建立起新式家庭，她才始终有勇气以女主人的身份立足其中。无论是身为妻子、母亲还是儿媳，曾树生都不愿成为他人的附属品。不料，贫贱夫妻百事哀，当她真正和汪文宣一起面对艰苦生活条件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对男性“归属感”的渴求。同样地，在这段失败的婚姻当中，矛盾不断激化的婆媳关系更成为随时引燃的导火索。最終，在家庭、社会等多重压力下，曾树生的职业理想也惨遭破灭，只好沦为一个“花瓶”，在无意识中用自己的容貌来取悦异性，以此来维护在自己经济上的“独立”。曾树生是“出走”的第一批女性，“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伤逝》中的子君相比，曾树生的觉醒更为成熟和坚定……她身上的女性意识也更为强烈。”可是这位现代女性的精神诉求却无法在压抑的环境下得到满足。她在新旧两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还是选择了离开。

《憩园》中的万昭华同样是一位接受现代化先进思想洗礼的美丽善良的女子。她知书达理，热爱生活。她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世界上的人们都能过着互相友爱的生活。但就是这个如同画中走出的女子，却成为了一个地主家庭中的主妇，被束缚在死气沉沉的大宅门中。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孩子小虎的教育百般重视，时刻提醒着丈夫姚国栋加强对小虎的教育。但是，“后母”的身份却让她陷入两难境地。丈夫的不理解，小虎的反抗，小虎外婆家的敌视都让她郁闷痛苦。只有文中的“我”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观念对万昭华的束缚，深切体会到她内心深处的无力。

三、觉醒：摆脱困扰，自我重生

《激流三部曲》中的琴，虽在封建家庭中成长，但却深受“五四”思想的启蒙与影响。可以说，她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知识女性。她“以人为本”，十分珍视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和权利。她主张响应男女同校，男女平等，并时时刻刻要求自己更加诸实践。她有自己明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时也鼓动身边的姐妹一起投身于革命事业。最终，她冲破了封建家庭和旧时代社会的层层约束，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主的婚姻，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与救赎。

而始终贯穿《爱情三部曲》——《雷》、《雨》、《电》中的李佩珠则是一个勇敢坚定、思想成熟的女革命者，完全就是巴金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他说：“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俄国革命者薇拉·妃格念尔像火一样点燃了巴金献身的欲望，也鼓舞了巴金笔下女性人物的崇高感情。在群众集会面对军警包围时，李佩珠从容镇定，指挥有序；当同志遇到危险，她挺身而出，冒险报信；当身边伙伴盲目躁动之时，她更是严肃告诫，耐心劝导。而她的命运归属也终于没令人扼腕，她得以一步步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事业。

实际上，巴金笔下女革命家的命运历程并不是仅仅在李佩珠身上得以体现，

其最初萌芽于《海之梦》的女主人公里娜。里娜的命运转变是由于爱。她由于爱情接触革命，又在亲情的碰撞纠葛中坚持前进。相比于李佩珠，里娜的命运则更为波折。巴金通过对女主人公深入的性格剖析来反映她在爱情、亲情和阶级友情中的成长与转变。里娜是一个容易陷入矛盾困扰中的人，拥有贵族小姐身份的她深爱自己的父母，却因为杨的出现与父母引发矛盾，产生隔阂。当她十几年后与父母重逢时，她却发现父母仍旧对她怀有深深的爱。但她仍旧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仰，隐藏对父母的愧疚。而这份信仰，也同样贯穿到她对杨和“孩子”的情感当中。杨是里娜真挚的爱人，也是她革命事业的领路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直到杨牺牲，里娜被流放，她又将这份信仰继续寄托在“孩子”身上，和他一起开展工作，走进这段可能被冠以“背叛”的感情。直到“孩子”为保护她而自刎，她才终于摆脱了这个困境，意识到这份感情并没有罪。此后，巴金又书写了一系列女革命者的命运。从《亚丽安娜》中的亚丽安娜、《在门槛上》的马得兰、《雨》中的华到《星》中的秋星、《科娜》中的科娜、《玫瑰花的香》中的馨、《春雨》中一位普通的妇女等等，都能看出不同程度色彩的革命女性命运书写。直到“两年多后近乎健全的李佩珠的出现”，才塑造成了这个巴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参考文献

[1]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42.

[2] 姜哲.巴金《寒夜》中的现代女性意识.[J].长春师范大学语文建设.2016（12）：65.

[3] 陈丹晨.巴金创作中的女性形象[J].文学研究，198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