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焘“中灸轻针”的历史成因

【佚事】
王焘，唐代陕西省郿县人，生约于公元670年，出身官宦世家。

从小体弱多病，酷爱医书。

其祖父王珪——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

为官清廉善谏，与魏征齐名。

曾是李渊大儿子李建成的老师。

母亲——南平公主，身体羸弱。

父亲——李敬直，是南平公主的附马，也被封了爵位。

两个儿子——也都做了官，大儿子是大理寺少卿，次子担任了苏州刺使。

王焘，母亲南平公主身体也不好。

他十分孝顺，不解衣带地照顾母亲，还阅读了大量医书，寻找灵方妙药，也渐渐地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王焘曾经担任徐州司马和邺郡太守，为了治好母亲，放弃了高官厚禄的职位，选择长期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任职，且“七登南宫，再拜东掖，便繁台阁二十余载”，他在那里度过了20多年的时间，如，积累了大量医学资料。

为编写《外台秘要》打下了基础。

后来，他被贬职到房陵，遇赦后就近安置在大宁郡，当地气候炎热潮湿，百姓得了瘴气，十有六七难逃一死。

他依照随身携带的验方施治，竟然把即将死去的人神奇地救了回来，由此，他便决心发愤编写医书。

卒于公元755年，是唐代的著名医学家。

1 “重灸轻针”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有关
1.1唐朝的社会经济和儒释道教的盛行
王焘生活的时代（约公元690～756 年），即武则天天授元年至唐肃宗至德元年，其间共66 年，正是初唐至盛唐的鼎盛时期。

“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

”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学术、宗教哲学也都有高度发展，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局面，各种宗教行为皆以社会经济为基础，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三教对唐初政治发挥了积极的协调作用。

王焘出身于儒宦世家，因此与其他医家相比他的医学思想具有比较正统的儒家思想，他强调学术的实用价值，认为作为治病救人的医学，最能体现“仁者爱人”的效果。

因受儒家重现实、重人文的传统影响，所以王焘对生命与疾病的理解就更加偏向现实客观，而较少有成仙的幻想及鬼神的阴影。

并且当时朝廷重视医药，“主上尊贤重道，养寿祈年”，文人仕族以治儒兼能习医为荣。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王焘认为，面对文化和经济水准低下的劳苦民众，应从实际出发，使更多的黎民百姓能自如地应用简、便、廉、验的灸法进行保健医疗，自我救护，在其《外台秘要》中不录深奥、有杀人之险的针刺方法，而唯取灸疗是与当时的社会意义有关。

唯其如此，才无须“外请名医，傍求上药”，自行灸治，把灸疗法广泛地推广于“水陆舟车，客途旅次”，以及穷乡僻壤之处，岂不是“人人和缓而家有华佗”吗？
1.2 隋唐灸法与针法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时期，临床很少用针法，而灸法得到飞速发展，不仅针灸家用灸，中医（以方药著称的中医）也喜用灸法，甚至连民间老百姓也常用灸法，灸法广泛应用，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医家与重要的著作，如魏·曹翕《曹氏灸经》、晋·陈延之《小品方》、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

《曹氏灸经》是继先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之后的又一部灸法专著，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灸法学的兴盛起了良好的先导作用。

隋唐时期也非常重视灸法，《备急千金要方》中灸疗多于针疗，《外台秘要》则径取灸疗，不用针术，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

说明此时我国灸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焘注重灸疗的应用，指出：“适以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

“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

故《外台秘要》“不录针经，唯取灸法”。

另一方面，六朝时期“服饵”遗风尚未消除，在士大夫阶层还有一定市场。

如唐太宗即服进献的丹药而中毒死亡。

其时王焘对这种“服饵”之风已有看法和认识，这从《外台秘要》卷三十七、三十八中可见端
倪，尤其在“乳石论”中，主张以灸疗保健，废除服饵养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重视灸疗做法也切中
了一时之流弊。

为此他在“十二人明堂图”中对腧穴黑点者为禁灸穴，朱点者为灸病良穴，以黑圈标记者
为一般孔穴，并明确指出，朱墨分明，“人并可鉴之”。

这也是唐初兴起的灸疗可以预防疾病，可以强身保
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如《千金要方》即有新生儿刚娩出后，“灸颊车以防噤”，南方人可以用灸预防“瘴疠”。

《外台秘要》卷六“霍乱杂灸法二十六首”就载有灸法可防止霍乱诸证发生。

卷三十五“小儿初生
将护法一十七首”记载：“小儿初生当灸、粉、絮、熨之，不时治护”。

均说明王焘重视灸疗是对唐代兴起
的灸法保健疗法的继承，也是其重灸思想形成的根源之一
2 “重灸轻针”思想与个人经历有关
王焘一生为官，既非医学名家，也没有显赫的文名，其生平，史无详考，只是在《新唐书·王珪传》后附
其小传云：“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病，弥年不废带，视絮汤济。

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

因以所学
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

历给事中、邺郡太守，治闻于时。

”如此简略的叙述，不足以了解王焘生平，谨从零星的、支离破碎的资料搜集中，进行整理考证，以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

据史料考证，王焘大约生于公元690 年，幼年身体瘦弱，经常有病，渐至成年，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后
因其母有病，为治母疾，遂发奋攻读医学，写成名著《外台秘要》。

至今仅知其成书时间为公元752 年，但
对其写作时间起于何时，不得而知。

《旧唐书·职官》记载：“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若弘文馆
图书之缮写讎校，亦课而察之。

”“弘文馆”下云：“（弘文）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自垂拱已后，皆宰相兼领，号为馆主，常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

”据此推论，则当时王焘以给事中身份判馆事，推其写作时在天宝初
年（公元741 年），至公元752 年《外台秘要》写成，历时11 年。

从公元746 年起，王焘“以婚姻之故，贬守房陵，量移大宁郡”（《外台秘要序》），先后任过彭城太守、邺郡太守、河间太守等职，至公元756 年去世，十多年的迁徙生活，尤其是被贬谪时“提携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婴疴，十有六七。

生死契阔，不可问天（《外台秘要序》）”的遭遇，使其对底层生活感同身受，虽贵为皇亲国戚，但数次被
贬，必然会对其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要将灸法的“神功妙用”施之于民，而针刺方法用之不当可有
“能杀生人”之险，且其技术难度大，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和应用，故他在《外台秘要》中凡病皆有灸法。

3 对王焘“重灸轻针”思想应辩证认识
王焘的“重灸轻针”思想有一定的片面性，有人认为他“弃针重灸”阻碍了针法的发展，对针灸学尤
其是针法有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对王焘“重灸轻针”思想应辩证认识。

首先，《外台秘要》保存了大量亡佚的针灸文献，《外台秘要》的针灸学内容，除部分来源于《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等现存的著作外，还有一部分内容，如一百二十首针灸处方，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下
来，正如南宋陈振孙所说：“今无传者，犹间见于此书。

”《医籍考》四十三卷引录的针灸文献主要来源有
孟诜的《必效方》、《范汪方》、《深师方》、《苏荣方》、《骨蒸病灸方》、《许仁则方》、《小品方》等。

此外，还有扁鹊、陶弘景、甄权、杨玄操等医家的针灸经验。

这些著作大多数已经散失，《外台秘要》能够较完整地辑录下来，并且引证文献时，多注明出处，这就为我们了解唐代和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和学术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极大地丰富针灸学的理论宝库［3］。

其次，王焘以职业官僚身份潜心于医学文献的整理与医学的编著，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他
的医学思维与其他以医为业的医家相比，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

“其人非专家之学，故无审择，以
为指归”［4］。

《外台秘要》重灸，认为针法是“霸道”，灸法是“王道”，又说：“王道不取针”。

《外台秘要》三十九卷《明堂序》云：“其针法，古来以深奥，令人卒不可解，经云：针能杀生人，若欲采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起灸法。

”王焘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

第三，“重灸轻针”而非弃针。

王焘“重灸轻针”本意是见于自古针法奥妙，不易掌握，唯恐后学失误而
致差错，为慎重起见，未列专卷详载而已，在具体治法中仍把针法用于临床。

如华佗治伤寒，妇科难产八瘕病中就有六瘕选用（长）针，并非绝对不用针法。

在卷一、三、五、十三、二十、二十七、三十五、三十九、四十等卷对数十余种病证的治疗中，分别介绍了针刺治疗，尤其是卷“疟疾”病的针刺治则论述甚详。

故指
责王焘“只要灸法，不要针法”，实属偏见［5］。

总之，只有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王焘所处时代的文化、经济及生活经历影响，才能对其“重灸轻针”思
想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