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民俗

话说民俗杨仲达四川汶川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大约在端午节前后——当然这和端午节没有关系，在天津——当然后来知道在东北、河北以及山东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现象，即传说将有灾难来临，且说是来收童男童女的，需吃桃罐头以辟邪。

这个运动，持续了月余之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就天津城内而言，颇有轰轰烈烈之势，响应者众，责骂者更多，广大百姓，强烈不满，报纸电视，跟风而上，诉说、报道，跟踪这件事情，并形成了争论。

就此事而言，当然不好，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霍乱了民众的心态，然而，其亦民俗使然也。

我说是民俗，招来非难，反对者我家小弟也，大学毕业不久，正值血气方刚之际，对我颇有不屑之词。

这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即当代社会民俗的存在问题，以及人们对于民俗的认知程度。

以我家小弟的认识，仅在于民俗的狭义概念——诚然，他之所以自信满满，乃因自以为熟捻于民俗的研究，但所谓研究仅限于一般层面。

仅就桃罐头事件而论，当然是民俗的反应。

江绍原先生所著《民俗与迷信》一书中，“传言”被列入其中的一部分。

史上之传言，在朝在野，全国各地，不胜枚数，或以歌谣形式，或以传单形式，或以其它形式流布，此乃人心之积淀，文化之使然，一言以蔽之，乃民俗也。

现以天津本地传言为例，1870年，史上著名“天津教案”发生，即“火烧望海楼”事件。

当时有传言说，外国传教士专抓天津小孩儿，以药迷拐，剜眼挖心，此传言既在现在，应仍在民间所流传，老辈人多能知悉。

传言乃民心所向，“天津教案”传言，表达了天津人民对于外侵者的仇视。

当然，此传言，亦当时舆论武器，再说的一个传言，则几近离奇。

1928年4月，南京忽然传出将要竣工的孙中山陵墓将一千摄童男童女魂灵，此后，并迅速传到上海、镇江、苏州、无锡、常熟、淮安各地，不免人心惶惶。

上海左近，有小儿者之家，均购制黄布袋，内储茶叶白米，写上“建造中山坟，不与我相干，身魂永不去，姜尚在我身，我身永平安。

”等语，悬诸小儿颈项，或带红布一方，上亦写字。

在淮安，小孩身上也都挂一个红布条，上写着八句歌诀：“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早早回家转，自己顶桥梁；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当；真魂招不去，自招自承当。

”歌诀语焉不详，乱七八糟。

谣言惑众，当时的公安局，是抓了人的。

也在同一时期，北京也有类似传言，说是将有大灾来临，最重者为男女孩童，如避灾，须在儿童身上钉一五色小国旗，即可免除，此传言不多日已传遍京城。

学校老师令学生勿信传言，撤去国旗，岂料不久后又有谣传，仍说是灾难即来，收童男童女，可与孩童作一布袋，内装犬毛及朱砂，缝在身上，男孩缝在左襟，女孩缝在右襟。

真荒唐事也！但不知这些谣言出自何人之语，居心何在？定然是有投机者作祟，诚如今日人称商家利益所致，当时的黄布红布、茶叶白米、朱砂等物，一定似桃罐头一样畅销而致仓库告罄。

传言之所以能传，实因人的从众心理，此即民俗之一端。

中国人多中庸，随“大流”，几无特立独行之辈，与西方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中国乃“乡土中国”，即使现代化之今天，也仍然表现出不易更改的乡土特征，因而民俗仍然深固。

吃桃罐头事件，可谓典型之传言案例，因而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咬牙切齿，口诛笔伐，我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桃罐头事件，不知情者以为新鲜，其实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天津就已出现过，当时我在西郊小南河村，不知城区情形，其时信息相对闭塞，因而旧事已遭世人遗忘也未可知。

我生也晚，当时尚是年幼，是否吃了桃罐头，已经忘记，但是现今还记得彼前后不久曾有过另外谣言，说是“玉皇大帝孙悟空他们都要来了”，末日即临，人心不安，我一同桌女生，与我抽泣告别，并哀叹道：“唉呀我可别死了呀”。

然而，玉皇大帝孙悟空却并没有来。

我在农村时，听到过太多的类似的传言，神鬼妖狐，慑人心魄，这样的情境伴我度过了童年。

如在田间，须留心“撒迷糊药的”，在水边，须防范“水鬼”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民间性的文化。

传言，乃桃罐头事件的本质。

再说其内容。

土的，看似粗浅的文化，往往构成了民俗的基本内容。

语言是民俗的主要载体之一，并时而表现为直接的民俗现象，成为文化形态的一种。

吃桃罐头事件，乃正是语言谐音文化的反应。

我们还是举例来说谐音民俗，如我们所熟悉的“和合二仙”，表达了和合的理想；如婚俗，在新床上褥下，塞放枣、栗子、花生等物，意在期待“早立子，花花生”；如年俗，假设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摔碎了一个碗（之类的吧），就会立即说“岁（碎）岁（碎）平安，岁（碎）岁（碎）平安”,以图个吉利，我们把香菜称作“延岁”，也是同样意思；如原来“四”在汉语中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四平八稳之意，多好，但是后来新民俗出现，“四”不好了，因为谐音“死”，所以谁的车号、手机号若有“四”或有多个“四”，谁就不会高兴；如此等等，不必再多说。

说到桃罐头事件，桃者，逃也，罐头者，关头也，吃之，意在逃脱关头。

白桃罐头不行，须黄桃罐头，白桃为何不行？可想而知，岂不是白逃了吗？黄桃为何就行？俗语云，“仓皇逃窜”是也。

谐音是牵强的，但是祈吉趋利，怎么好听怎么说，是被心理认同的，并且已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就是民俗。

民俗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民”的“俗”，知此二字可知也。

民俗不是单一化的事物，恐如我家小弟理解的，仅认为是有规律的习惯，并可能以为凡是民俗的，都是“好”的，岂不知民俗里面有很多难以界定是“好”的还是“坏”的，甚至是很多就是“坏”的。

如今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愿意只承认和记住那些欢乐的、喜庆的、祥和的、团结的、热闹的民俗体而忽略其他，而冠之为民族传统文化进而细致地保存，这绝对是一个误区，须知民俗其实是一个包容体。

民众的、民间的、民心的习俗、礼俗、风俗，即为民俗，关乎文化、宗教、信仰、风尚等等，是社会的多元化的人文意识形态，是历史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民间传承模式。

民俗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涉及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诸如游戏、占卜，饮食、服饰，民谣、民谚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仅以文学为例，民间故事、传说之类，皆为民俗，为一个民族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认同。

民俗是长时间形成的，人的思维定式，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的人，来自两个不同村落的人，在处理一件事物的反映，均有差异，所谓“十里不同俗”，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民俗区别，才有乡党存在，假若无此区别，则天下归一，世界大同，则虽五湖四海，而无远近亲疏。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类即俗，群即族，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类俗。

民俗常常是迷信的，桃罐头事件就是迷信。

不能因为是迷信，就说不是民俗，我们的民俗当中有着大量的迷信。

比如说求雨，是迷信，但也是重要的民俗，靠天吃饭，天不下雨，敲锣打鼓，跪而求之，渐成仪式，成为农耕文明的特有成分。

你说它愚昧吗？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界还缺少认知，但是向往劳动生产，渴望丰衣足食，及至后来，这个仪式所表达的估计也仅仅是一个愿望，我在农村时还见过这种活动。

比如说年俗，其实就是迷信，“年”，是一种传说中的怪兽，大放鞭炮，就是为了驱赶“年”，“夕”也是一种怪兽，所以过年叫作“除夕”。

（“年”和“夕”有无亲戚关系，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年俗本来源于迷信，但是我们接受了，于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俗。

比如说生肖，事也是很多的，本命年，都系红裤腰带、穿红裤衩儿，意在趋灾避邪，针对婚姻的，什么“龙虎斗”、“鸡猴不到头”之类，所谓的相生相克，说法很多，针对属羊的人，还有特定规则，什么“十羊九不全”、“属羊的进家，房倒屋塌”之类，人们还是很信的，这就是迷信；比如说中医，现在是很发扬光大，但是一度被鲁迅等激进者责斥，强烈抨击，中医里面肯定有很多唯心的东西，迷信的东西，《东坡志林》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欧阳修曾经说，有一个病人，“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生于是取来多年的船舵上的轴，在舵工的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之丹砂、获神等药物，饮之而愈。

对此，欧阳修是信了的，并指出《神农本草经》里的止汗药方，是服用麻黄和竹扇的末部。

苏东坡嘲笑曰：“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心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

”欧阳修的解释是“医以意用药，多次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

”中医决不是都是迷信的，总的来说，中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传统文化典籍里面，《诗经》也好，《楚辞》也好，等等之类，多有迷信，但是后来这些迷信待遇很不相同。

把迷信当作文化，当然也是迷信，把文化当作迷信，当然更是迷信。

公允地说，迷信有其文化特性，而我们应该尊重迷信的文化特性。

有精髓，有糟粕，有文化，有迷信，这才是民俗的本色。

有很多民俗，未必就是迷信，既没有规律，也无法解释，比如说，我在农村时曾见闻，假若是被狗咬了，可将白面敷在伤口上，用擀面杖擀之，然后再让咬人的狗吃了，可保被狗咬的人的痊愈，让狗吃了，人怎么能好？哪比得上注射一针狂犬疫苗管用？这不具备任何科学性，但是就是在民间流行。

小孩儿要是病了，就说是魂丢了，办法是喊一喊，据说是能把魂招来，喊的方式，所喊话内容各有不同，但是此种办法流传甚广；小孩儿要是摔倒了，大人会赶快以手抚头，说“胡虏毛，吓不着”，都这么说；我小时候，曾有一个游戏，叫“打马蹁”，是一个人性残酷的游戏，就是突然间，尤其是在对方蹲着的时候，用腿或手在其头上蹁过去，然后一边蹦一边高叫“蹦的蹦的我先长，我长十年你再长”，被蹁的一方，必须反击，形式相同，如果其势稍弱，只好采取守势，自行“蹦的”，如果不“蹦的”，就认为自己会不长；我们生活中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不知有何根据，我们都已知道眼跳是生理现象，但是右眼跳时，往往还是觉得不妙；农历五月十三，说是关公磨刀的日子，说是这天下红雨，或者能在气象学方面有所解释？农历七月二十一，仅在山东潍坊，我每年都会听见全城鞭炮大作，说是这天是财神爷的生日，但我在别的地方却从未听说，此二者仅为纪念日，也并非节日；我在在山西吕梁一带，看见年时农家门前都挂大红灯笼，但是在天津却不可能挂——室内可能挂，但是门口不行，因为那是“窑子”的招牌，春联在天津只能是红色，其他颜色是不可以的，若有蓝黄，则有丧事，而在山东潍坊，则是五颜六色，以上二者，异地风俗之不同也。

以上等例，信手拈来，未经深虑，亦证民俗之多也。

还有一些民俗，跟迷信无关，而和科学有关。

这也是很多的，这里不妨就说一个哏儿的吧。

我多年来有一个的疑问，为何民间把老婆和别人睡了的人称作“王八”，初只以为王八怯懦，后读汪氏著作才知。

明人梁同书《直语补正》中云“俗称妻子外淫者，其夫为乌龟，该龟不能交，纵牝者与蛇交也。

”这是一段谬话，虽然谬话，却是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此案。

后来刘丕基《人间误解的动物》中指出，大家以为龟是真不能性交的，实则龟的性能力很强，不必用蛇，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因为蛇的生殖器很大，形状如蛇。

原来是这样，人们称之乌龟之现象，并非没有根据，只是对于动物的生理结构研究不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