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主义情结

论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主义情结

巴俊玲

（郑州师范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当代山东作家莫言继承了民间英雄主义传统，创作出了有浓烈个人风格的草根英雄形象余占鳌、孙丙等。他大胆地改造了传统的英雄心理模式，尽力发掘出人物的强悍生命力，笔下的民间的英雄人物身上有着明显的游民性，忠义本色与齐鲁民间英雄传统一脉相承，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民间的本色英雄。

关键词：莫言；民间英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1）02-0047-02

在山东文学史上，除了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描写鬼狐花妖的神怪传奇外，梁山好汉代表的英雄传奇一直是民间津津乐道的对象。东汉以后，由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集中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一带，山东地区的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支配力减弱，民间文化得以繁荣起来。由于山东作家纷纷转向俗文学创作，“以歌颂山东江湖豪杰和绿林英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和说唱文艺在山东民间广为流传。”〔1〕到了隋末唐初，“乘见‘山东豪杰’之语，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两方争取之对象。”〔2〕相应地，描写隋唐“山东豪杰”传奇人生的小说层出不穷，最负盛名的是《说唐前传》。到了《水浒传》，梁山好汉们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于民间英雄的渴望，水泊梁山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地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讲话》中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唯一的创作道路，民间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实践。山东文学中，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融合为一体。“十七年”时期，山东作家创作英雄主义题材作品时，往往将共和国理想和民间英雄们的江湖生活结合起来，创作出了《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红色经典小说。曲波的《桥隆飚》讲述了草莽英雄桥隆飚率领“飚字军”逐步走上人民革命道路的过程。与桥隆飚的思想改造过程相比，读者们更倾心于江湖英雄们逍遥自在的绿林生涯。非山东籍作家如杜鹏程、吴强等的作品缺乏民间英雄主义的支撑，着重歌颂解放军将领和人民子弟兵杀敌报国的豪情，作品的史学价值明显大于文学价值。六十年代山东文学中，英雄们纷纷过滤掉了身上的“杂质”，演变成为忠于党和国家的高大完美的人民英雄形象。

到了莫言的小说，英雄形象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民间英雄不再高大无比，也没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被还原为平民英雄的原生形态。”〔3〕莫言褪去了英雄们身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外衣，使他们重新焕发出“人”的生机。莫言的这种转变来自他在故乡受到的民间英雄主义的影响。“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一个人，哪怕是技艺高超的盗贼、胆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绝伦的娼妓，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故事，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表情。”〔4〕在继承民间英雄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莫言创作出了有明显个人风格的草根英雄形象。

莫言小说中的民间英雄余占鳌、孙丙等人身上有着明显的游民性。1919年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中以大量的篇幅谈到了中国的游民文化问题。“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称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5〕《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出身农民，与母亲耕种三亩薄地度日。后来他刺杀了与母亲有染的天齐庙和尚，在逃亡的途中开始了自己的游民生涯，混迹于三教九流。游民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6〕余占鳌在脱离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后，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度日。余占鳌身上有着强烈的游侠风范，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花轿遇劫时，余占鳌沉着冷静，主动上前制伏了土匪。当他知道花轿中的美貌女子要嫁给麻风病人时，夜入单家用那柄短剑刺杀了单氏父子，挽回了她的悲剧命运。余占鳌原打算只杀新郎单扁郎，单老头当日给轿夫们赏钱时的倨傲和吝啬激起了他对有钱人的仇恨。此时他想的是“积德行善往往不得好死，杀人放火反而升官发财”。〔7〕这是典型的游民意识。而刺杀单家父子，既满足了余占鳌用暴力主持正义的心理，又使得他成为日后单家烧酒锅实际上的男掌柜。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富于主动进攻精神，他才有机会改变命运。

强烈的帮派意识是游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以结拜为起点的游民帮派是游民帮派意识的基础，帮派意识有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地判断极为普通的是非曲直。”〔8〕余占鳌在击毙“花脖子”后，就离开烧酒作坊，过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小土匪们纷纷前来投奔，余占鳌领导的土匪帮进入了高密东北乡土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余占鳌拉起一支半是农民半是土匪的队伍，加入抗日大潮。国共两党都想收编这支有着相当实力的抗日力量，余占鳌却拒绝受制于人。墨水河伏击战后，几乎全军覆没的余占鳌转投黑眼的铁板会，再次入匪帮。熟读“三国”、“水浒”的五乱子直呼余占鳌为“主公”，向其献计。余占鳌要在高密东北乡地区打出“铁板国”的旗号，然后一统天下。乱世之中，“皇帝轮流做”的思想是深植于余占鳌的头脑中的，这种意识也注定了这支队伍的江湖游民气。余占鳌领导的铁板会有着自己长远的发展目标，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鱼肉百姓的基础上的。铁板会为了敛财，强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对百姓变相盘剥。余占鳌为戴凤莲出大殡就是靠这种不义之财，而且抢夺了前清秀才的珍贵棺木。在余占鳌心中，一切是非曲直是以自己帮派的利益为标准，不惜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恶劣行为。他一方面显得英雄豪迈，一方面也欺压良善，全然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

余占鳌身上体现出来的突出的复仇意识也是游民的特征。中国人本来是注重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的，反对极端复仇主义。“而脱离了主流社会的游民则不愿意接受中庸之道”，他们“是把复仇当作美德的，而且，睚眦必报。”〔9〕极端复仇意识一直贯穿着余占鳌的行为始终。当他知道母亲与大和尚有私情时，明明知道和尚对他们母子是有真情的，却碍于礼教，必须为生父复仇，洗去耻辱。戴凤莲被土匪“花脖子”所劫，余占鳌苦练“七点梅花枪”，智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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