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VS刀叉

筷子与刀叉
————从饮食习惯看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独特的文化形态存在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对不同地域产生的文化，尤其是东西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上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地理基础、外在的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千差万别的不同点。

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又衍生出不同方面的文化，如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等等，像一张网散布着更细致丰富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差别。

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细致丰富的底层文化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中深层次的各种基本的文化精神。

不同的哲学观，伦理道德，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的差别等等。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是其区域的文化浓缩，中西不同的饮食文化包含着更细致更丰富而感性的文化演绎，本文从饮食习惯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于中西方使用饮食工具的不同来探究其背后不同的富有意味的文化差异。

筷子和刀叉凝结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们是反映东西民族物质、精神、社会多层面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的社会心理趋向，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一）天人合一与物我二分
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历史最高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

早期的筷子被称为“箸”，在《礼记·曲礼上》记载：“饭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时不用梜”说明古代的箸主要的功用就是夹取羹中的菜食，而不是用来扒饭的。

而到了现代社会这两根小小木条或者竹条几乎承担了餐桌上所有佳肴美食（除却羹汤）的功能。

从标准形状的、最常见和普遍的筷子来看，筷子手执端是方形面，入口端是圆形，这样的造型最符合中国“天圆地方”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格局。

这种造型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所谓“天人合一”是人与天道本性生养、赞化、共运的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整一、协调、有机的联系。

汉代董仲舒说：“天气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人与自然万物同是天造之物，禀一脉之气生，故人能与天地万物贯彻流通。

筷子的造型方圆兼备符合人们心目中宇宙和人类都是“方圆合一”的造物观。

中国人吃饭如果用一根筷子，几乎干不成什么事情，只有把两根筷子一起配合，运用起来轻松自如、准确无误。

无论是什么样的菜肴，筷子可以组合出无数种传递可能，或者选取、或者翻动、或者移动。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曾这样描述过筷子：两根简洁的木棍取代了西方餐具复杂的刀叉，使得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成为和谐的被传送的物质。

从这里他看到了东方的哲学思维模式——综合，两根木棍和谐传送食物体现了中国人看到了事物的整体性，事物不是孤立分割的，物与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宇宙世界和人类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在中国文化看来，世界是和谐统一的，内在的存在是有机的、有规律的。

《朱子语类》曰：“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一阴一阳之为道”，“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等都是在“天人合一”整体思维观的的具体演化。

并且以此为根基下培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崇尚秩序，追求和谐”，“知行结合，文以载道”等等文化特征。

西方进食的餐具主要是刀和叉，最初只用刀，早期的刀是就是石刀或骨刀。

后来随着炼制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铜刀、铁刀、银刀等。

单独的刀不像筷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它是多功能的，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狩猎物或牛羊的肉，到了食物烧熟可食的阶段，才兼作餐具。

刀叉是用金属制造的，坚硬而锐利，给人一种理性的冷峻，代表了西方文化的特质。

刀叉代表了西方的工业社会的特色：理性精神、自己动手、独立性强、重推理、重解析。

西方人在进餐时左手持有一把明晃晃的叉，紧紧按住半生不熟的大块肉类食物，右手明晃晃握一
把刀，一下一下把食物分割成小块，然后再用叉子把切好的小块食物送入嘴中。

把西方人对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物我两分的特质淋漓尽致的表现在餐桌上。

西方人“重分离”,认为宇宙是空间的存在，空间的一切都是可分的、孤立的、对立的。

个人也是孤立的存在，人是独立的、自足的、有尊严的。

人与自然的分离状态，所以人要探索、认识、征服大自然。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布克尔说：全部文明的进程是以精神法则战胜自然法则——人战胜自然为标志的。

卡洛·斯密特说:欧洲人从来不委身于自然。

在餐桌上人们需要和食物搏斗一番，食物是人们暴力之下的产物，刀叉代表着一种进攻，一种强硬。

刀叉的演绎着西方思维哲学模式：强调主客对立，物我分明。

重形式论证，崇尚个体思维，重分析，追求清晰、理性、科学、人定胜天。

西方的饮食方式讲究的是一人一份的分餐制。

一般待大家坐定之后逐个传递食物，用公勺把食物夹取到自己的餐盘中再分享。

这样衍生出的西方人的认识：个人是独立自由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群体则注重共同目标。

苏格拉底说：造成城邦瓦解的不是由于整体共同的情感，而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私人的情感，在同一件事情上，一半为之欢呼，而一半人为之痛苦。

而西方人提倡的社会契约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是个人自由的选择。

物我分离的在认识主客上是对立二分，心灵不占有空间，物质不能思想，两个实体彼此对立，谁也决定不了谁。

在这种思维前提下构成了西方人对现象和本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等等的二元对立。

正是由于这样的物我二分，西方人建立了无数的对立范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与肉，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原因与结果。

西方文化认定事物内部、外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这样宇宙世界、人类社会才能充满着生机活力，永不止息地运动。

在这样的土壤下成长出一个个独立的各具风姿的人和价值取向，他们强调个性的尊重和平等，承认事物的差异特征，共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世界。

（二）中庸和平——崇力尚争
为什么东方人吃饭用筷子，而西方人用刀叉？日本一名设计师经过一番研究，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

这个名为斋藤敏树的认为：人类进食使用不同的工具，是对动物进食模仿的结果。

东方民族模仿比较温和的鸟类，而西方人则模仿肉食性的兽类。

鸟类以五谷杂粮为生，用喙食；东方人类似鸟咀喙可以准确地夹起各种粮食、豆类。

刀叉的形状和功能酷似狮子、老虎的爪子，是动物爪牙的延伸，用以撕裂食物，较多用于肉食。

对于他的论证是否具有褒贬之意无法下定论，但是从这里我们从筷子与刀叉上看出中西文化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

中国人手中的筷子，上粗下细。

上方下圆，拿在手中不棱不转，置之台面不滚不滑，夹菜入口不伤唇舌，这样直来直去且有方有圆的造型特征正是中国人性格的写照，是一种“温柔”的“中”与“和”；西方人手中的刀叉将一整块食物分割成若干，冷冰冰而生硬撕裂食物，没有调和与温柔，运用自身的力量对待盘中的食物，去肢解它、分离它、研究它，最后征服它，是一种“庄严”的“利”与“力”。

中国的中庸和平精神渗透到文学创造中，形成了中国艺术特色的中和之美：优雅宁静、冲淡平和的审美境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情节制，及含蓄委婉简洁隽永的艺术表达。

西方的崇力尚争精神在艺术上的反应是以表现庄严的力量与强烈的激情为特色的崇高型的技术成就。

如希腊雕塑《掷铁饼者》、《刮汗污的运动员》，米开朗琪罗的《大卫》，《荷马史诗》等等无不彰显着人与命运的抗争的悲壮，热血的生命激情，动人心魄的阳刚之美。

“筷子哲学”与“刀叉哲学”究其根源在于内倾性的农耕文化与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不同地域的土壤上不同生长。

但文化不是割裂分离的状态，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后现代的饮食活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大大提升，在全球化语境下，饮食文化业变得五彩缤纷、
光怪陆离了。

参考文献《筷子、手指和刀叉—从饮食习惯看文化差异》蔡德贵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1 《中西文化比较》徐行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