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科考30年

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郭琨（前排右二）与协助中国建站的阿根廷朋友在一起（摄于1985 年5 月）去南极

南极的神秘性，似乎正在被财富和科技所消解。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吴军告诉我，现在到达南极大陆，“有四条航空路线”：

新西兰的基督城乘坐美国的大力神运输机直飞美国的麦克默多站;

南非开普敦乘坐伊尔-76 直飞俄罗斯的新拉扎列夫站;

澳大利亚南部城市霍巴特乘坐空客A319 直飞澳大利亚的凯西站;

智利最南端的蓬塔乘坐智利空军的大力神飞机直飞乔治王岛的智利马尔什基地站。这一航程最短，大约3个小时;从南非直飞，时间最长，大约六七个小时。不管哪一条航线，都能免去海上航行的颠簸之苦。

不过，一支承担着建立首个南极考察站重任的科考队，要考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重达数百吨的建站物资和设备，要从中国运抵南极，如果全部依赖航空运输，成本难以估量，最可行的依旧是海路。地图上的南极大陆，看起来就像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拳头，大拇指般向西南狭长延伸的部分，就是南设得兰群岛。这是南极洲最大的一个群岛，也是南极洲与其他大陆相距最近的地方，从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火地岛的首府乌斯怀亚出发，穿过德雷克海峡，经过约970 公里的海上航程，就能抵达。这是探险者们的传统路线，也是一条相对成熟的航线，对于上世纪80 年代才刚触碰南极议题、连一条破冰船都没有的中国人来说，在这里选址建立第一个南极考察站，是相对稳妥和现实的选择。

西方最早的南极科考探险，始于18 世纪70 年代，比起来，中国晚了将近两个世纪。虽然早在1957 年，发达国家开始广泛介入南极科学，并在全球掀起了南极热的时候，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就提出了极地研究的必要性，但这项研究真正得以启动，已经是20 世纪70 年代末，生物学家曾呈奎院士关于南极科考的信件得到时任副总理方毅明确批示之后。作为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郭琨完整地参与了早期南极考察策划和实施的全过程，他曾经7 次奔赴南极，中国在南极建立的两个常年考察站，长城站和中山站，他都是首任站长。在约定的采访时间到达郭琨家中，老人已经等在书房里，今年9月就是他的八十大寿，身体机能的衰退不可避免，他的腿脚已经不太灵便，可是良好的记录习惯，帮助他依旧保持着清晰的记忆，时间、日期和各种数据信手拈来。

按照方毅的批示，“南极考察是一个大项目，由国家海洋局研究实施”。1978 年7 月，作为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的郭琨接到了关于南极科考的新任务。听起来令人振奋，对应的却是“一片空白”的窘境。“手头一片空白，脑子也是一片空白，找资料找不着，没有资料。”郭琨回忆说，“当时想找一本南极地图都没有，后来天津的国家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印了一份南极地图，那是中国的第一版南极地图。”郭琨看到的第一本关于南极的书，叫《两极区域志》，还是他的朋友、科普作家金涛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一本30 年代翻译的老书，他看到就当宝贝一样买来了”。找遍了书店和图书馆，只有国家图书馆里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南极科考报告和见闻。这些仅有的资料让郭琨意识到巨大的差距：“西方的南极探险，已经搞了200 年，已经有18 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 多个常年科学考察站，还有100 多个夏季站，比起来，我们当时真的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只能‘请进来，派出去’，把国外的南极专家请进来交流，把我们的科学家送出去学习。”

最早被“派出去”的科学家有两位，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和中科院地理所的张青松。他们在1980 年1 月12 日跟随澳大利亚的南极考察队一起出发，从新西兰的基督城乘坐大力神运输机先飞抵美国的麦克默多站，然后从陆路再抵达到澳大利亚的凯西站，成为最早登上南极洲大陆的中国人。这个“极地考察二人组”里，40 岁的董兆乾是组长，他专攻物理海洋学，从国家海洋局的2 万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43 岁的张青松，多年从事青藏高原的

地质地貌研究，他被一份神秘的加急电报催回北京，生平第一次出国，就到了遥远的南极。

董兆乾回忆说：“要说不怕，那是骗人的，极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想到我们的飞机要在一块浮冰上降落，心里总有点发怵。但是真正踏出机舱门的那一刻，我觉得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是值得的。一望无际的冰原，遮天蔽日的鸟群，一个好像只在童话里才有的神秘大陆就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想，这辈子我是离不了极地考察了。”为了能够留下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的素材，出发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人专门拉着董兆乾在长安街上学了三天的摄影，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极的纪录片《初探南极》，主要素材就是董兆乾用相机和摄像机拍下来的镜头。 1989 年10 月9 日，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15 届《南极条约》国际协商会议开幕式

作为统筹协调者，郭琨也曾带队前往南极考察，他印象里最深刻的“第一堂南极自然保护环境课”是在阿根廷的马兰比奥考察站。那是1982 年，对方给他们安排的参观第一站是卫生间，派专人来讲述卫生间的使用方法，郭琨起初很不理解，等到进去了，才发现另有乾坤。“他们的马桶，使用完之后，盖上盖子，内部就会自动焚烧排泄物，焚烧过后只留下灰色的残渣，然后再人工清理出来，放到焚烧炉里烧第二次，最后再深埋到1 米以下。”这套设备是由加拿大设计的，思路和环保理念完全震撼了郭琨。从1980 到1984 年，陆续有38 位科学家前往南极，在其他国家的科考站里学习体验，他们的考察成果，成为中国建立首个永久性南极考察站的第一手经验累积。南极政治

接手南极考察项目之后，郭琨和他的同事们感受到的大多是国际间的协作和援助，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屈辱，是1983 年9 月在堪培拉举行的国际《南极条约》第十二次协商国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派出的三名代表是司马骏、郭琨和宋大巧。参加会议的一共16 个协商国、9 个缔约国。因为中国当时在南极并没有考察站，所以身份只能是缔约国。差异无处不在，郭琨说：“座位的排次、文件的发放，跟协商国完全都不一样，协商国按英文排序在前头坐，前头有桌子，非协商国都在最后，有一个座位就不错了，随便坐。”到了大会表决环节，缔约国不仅当场被“请”出会场去咖啡厅喝咖啡，连表决结果也无从知晓。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荣辱的烙印，这么多年，依旧在郭琨的心中发烫，话题一转过来，他仍旧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们是一个国家代表团啊，就这么被赶出去，我出了会场就发誓，如果我们不能在南极建立考察站，还是二等公民，我再也不要来参加这个屈辱的会议了！”

从18 世纪70 年代人类开始南极探险以来，经历了帆船时代、英雄时代、机械化时代和科学考察时代四个时期，在这些探险活动的基础上，从1907 年到1947 年的40 年间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挪威、智利、阿根廷和新西兰七个国家，分别根据发现、先占、继承和扇形原则等先后对南极大陆提出了领土和主权要求。这种主权纷争，也就意味着南极政治拉开了序幕。为什么要争抢这一片终年冰雪覆盖、杳无人迹的大陆？因为随着人类探索的深入，南极洲的价值已经日益呈现出来，这里虽然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大陆，但却是地球上冰雪和淡水储量最丰富的大陆，在冰雪覆盖之下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上最丰饶的，蕴藏着富甲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隐匿着世界上最大的煤矿、足以供人类使用200 多年的铁矿和其他200 多种矿藏，还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探险或许始于好奇心，但最终的发展和指向却离不开国家利益。这些南极探险先驱国在南极建立的考察站的布局，本身就是一种跑马圈地的谋划。苏联将它的8 个考察站点均匀分布在了南极大陆的边缘，而美国干脆在南极点建立了以两位探险家名字命名的阿蒙森-斯科特站。

就在领土主权纠纷硝烟弥漫的时候，1957 至1958 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却开创了一种良好的国际协作氛围。在美国的召集之下，12 个在南极已经建立了考察站，有着直接利益的国家召开了预备性会议，最终在1959 年12 月签订了处理南极问题的长期协议，这就是《南极条约》。《南极条约》是管理南极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文件。以法律的形式冻结了南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