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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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军”女性文学:时代需要她们的写作
女性文学的“立身之本与性别身份、地域书写与中国记忆、女性经验与社会思考、日常生活与人性深度”……上周六,文学批评家、湖北大学教授蔚蓝做客本报“爱上层楼”读书会,在该校文学院与百余学子、书友解析湖北女性文学,分享阅读体验。
以下为蔚蓝讲述实录:
立身之本与性别身份 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女性作家,身体写作不会长久
在中国文学版图上,湖北女性文学是属于第一行列的,正是这些作家给整个中国文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时代,人们更加需要的是情感、心灵、伦理、家庭、爱情、职场等的探索和发现,所以女性的这些写作恰恰可以符合这些社会需求。
女性写作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有许多女性在中国文坛展示着多姿多彩的创作。当然女性是一种社会性别身份,但我不赞同那种刻意追求性别差异和凸显差异的写作。看一个作家首先不是性别,而是一个作家作为生活的观察者、叙述者在思考什么?在想什么问题?她们如何对这个世界进行文学的表达?她们的经验和创作成果是否能给我们哪些启发?作家的立身之本还是作品。女性作家会有性别特点,可以是性别经验的记录展示,但一定是人类与人性等共通的内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些年轻的女作家开始接受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开始尝试女性写作。法国最具影响的女权主义作家海伦西苏,提出了女性最重要的写作理论,就是女性的身体写作。这些中国女作家在接受了西方理论之后,真的开始用身体写作向过去的写作进行挑战。
一开始她们写作得很不错,比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盐酸情人》等,成为那个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很重要的趋势。可是你现在看她们在哪里呢?又看到她们写了什么呢?这批女作家消失了……今天在文坛上仍然活跃的,还是方方、池莉、毕淑敏等一批写女性体验、写女性生活的作家。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说到女性作家,首先不是性别,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女性作家。
地域书写与中国记忆 《武昌城》、《水在时间之下》和“三河”三部曲
湖北女作家都会将个人经验和生命经历融入小说写作中,成功地将本体经验转化为一种人生的共通经验。在她们的小说里有武汉熟悉的风物景致,和体现武汉地域色彩的地点,像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花楼街、江汉路、吉庆街、阅马场、洞庭里、六渡桥,或是当代城市文化表征物的长江大桥、简易宿舍、轮渡等。但这种地域书写却在记录着中
国记忆,从中可以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创作审美资源,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来源,或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灵感。
我具体讲一下方方今年写的一部长篇《武昌城》。我曾经写过一个评论:武昌城属于一个地域的书写,但是武昌城又是一个中国记忆。《武昌城》重现了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之战,讲述了几乎被武汉人遗忘的一段城市史。方方观照的视点,是在一个个她所感兴趣的有着多重复杂的人格类型上,诸如不同阵营的罗以南和马维甫,他们内心的纠结和抗争命运的无奈,给方方提供了穿透人性的机会,使她就此表达属于个人的独到发现。
《武昌城》分为上部“攻城篇”和下部“守城篇”。上部塑造了一组北伐英雄的群像,从军官、士兵,到女护士,他们舍生忘死的精神都令人难忘。下部主要以罗以南的同学陈明武和北洋军参谋马维甫为主来展开叙事,描写围城40天,武昌城内百姓所遭受的饥饿、杀戮、奸淫和抢掠等人间惨状,以及无数生命的消逝。小说表达了一种战争观:不论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和革命性如何,最遭殃的是城中的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女性,不论是富家小姐洪佩珠,还是学生阿兰,或是下人吴妈,她们几乎是无可逃脱地遭受到战争的蹂躏和戕害。这部小说让我们感到深刻的不是敌我阵营的对峙,而是人性的搏斗。
中国记忆包涵了很多载入史册的文本资料。方方的另一部长篇《水在时间之下》,也应该是一种中国记忆。这部小说叙写了一个唱汉戏的女艺人“水上灯”的传奇人生。“水上灯”又叫“水滴”,或是直接被人唤作“水儿”,还有后来的大名“杨水娣”,及至老年时被人称为“水婆婆”。所有的叫法都与水有关,而她的一生似乎也都脱不了与水的干系。她出生在不常见的水姓人家,降生时在大雨中被生母李翠抛弃,洪水袭城使她失去了养她的姆妈,又是在那场淹没了武汉的大洪水里她遇到了陈仁厚这个她一生中唯一倾心过的男人……方方在小说中首先着力建构的是时间与水之间相互扣合而又不可规避的一种关系,给人以种种联想:这个叫“水滴”的女性,如同一滴水,滴落在岁月之流中,终于,水埋在了时间之下,连一点光亮都没有露出来。
关于中国记忆我还要说到另外一个女作家,就是王建琳。她的小说是特别具有当下性的小说,对于中国农村的揭示就是一个中国经验。现在很多写农村的小说是一种符号化的农村,是作家在城市当中远离乡土、想象出来的乡村。但是王建琳的小说全部都是跟着中国农村的社会进程在写,主要有三部长篇。一部是《风骚的唐白河
》,写城市扩建中对农村耕地廉价的征用,新建机场、国道征地补偿费根本没给全就把农民的粮田拿走了;另一部是《迷离的滚水河》,写的是蓝猪耳病对整个乡村养猪的冲击;还有一部是《燃情的汉水河》,观照的是城乡一体化中,人们在经营转体中所产生的迷惘困顿与焦虑变异。读王建琳的小说可以给我们另外一种中国记忆和中国体验。
女性经验与社会思考 《水与火的缠绵》、《所以》和《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
池莉是武汉人最熟悉不过的作家。由于女性的经历,她有一种特有的细腻感觉,就是用一种非常细致的东西来感受这座城市,描绘市民生活,使你读起来很亲切。她很善于从女性经验中寻找写作的素材,写作细微,在小说《烦恼人生》中,她把中国当时社会普遍的心理写了出来。
池莉还很会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标题都起得很特别。比如《小姐,你早》、《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夜盛开如玫瑰》、《你以为你是谁》、《水与火的缠绵》、《熬至滴水成珠》等,还有《有了快感你就喊》,打破了中国人的常规思维。
《水与火的缠绵》应该算是池莉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曾芒芒的爷爷是革命干部,而丈夫高勇则是资本家纺织大王高秉承的后代,这两个人或许就像是水与火,他们话不对茬,总在误解对方的意图,相约经常出错。曾芒芒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4个字:文不对题。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社会思考。
池莉还有一部长篇《所以》,采用了自述状式的书写文本,“独白”一直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在一个片断化的、零散的叙事结构中,用一种很随性随意的、近乎是写实的手法,叙述了女主人公叶紫的成长历史,在她40岁的门槛上,返视观照着自己的过去。小说在叶紫女性的限制视角中开始了叙事,叶紫是体验者、观察者和叙述者,她以自己的感知和悟性,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在四周生活中打捞人情百态和世俗心相,并且加入记忆和想法来展开叙述,将主人公一生中所经历的爱情、婚姻,以及工作和生活的种种遭际一一道来。《所以》从小说的题旨到文本的内容,通篇都贯穿着池莉的一个创作意图,即用人物形象和情节来论证“因为”与“所以”之间的种种关联。由“因”循“果”,或由“果”而追溯“因”。而在小说的结尾,更是连续排列了18个“因为”……小说基本是通过女主人公叶紫的独白,完成了她由出生、取名、成长到上小学、读名牌大学、恋爱结婚,以及三次“恋情”,两次离婚的40年的人生叙事。但叶紫最终都没有得到想要的“果”。这里面多少
有作者本身的影像。
说到女性经验与社会思考,吴治平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是值得推荐阅读的一本书。读完这部26万余字的长篇巨制,我们会突出地感觉到作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使命感。尽管吴治平把她观照和调研中国乡村社会的视角,限定在湖北随州这样一个看似很局限的地方,但仍然能从中感觉到作者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大胸怀和大视野,即把考察中国农村现状、研究农村妇女问题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担当,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并把这设定为人生的一个新的目标,赋予自己写作特有使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脚踏实地去一步步加以实现。
日常生活与人性深度 《深白》的洁净纯粹与《祸水女人》的自恋情结
女性作家就是比较善于写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能看见人性深度的表现。我在这里推荐两个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一个是李榕的《深白》,一个是梅子的三部长篇。
李榕的《深白》写女医生高飞处处不如意,和丈夫黄成及家人的矛盾,与仍为同事的前夫欧阳锦程的恩怨,从小抛弃了她们母女的父亲却因年老转而投靠,年幼的女儿时时需要照顾,唯一的好友沈心也到了乳腺癌晚期……高飞在生活中跌跌撞撞,苦不堪言。人到中年,在面对社会与情感的多重危机时,也许我们对幸福含义需要又一次的深层反思。
小说《深白》的书名起得很是有些特别,也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确,在常识中,白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可作者偏要给分出深浅,还未读小说就先声夺人,给人以一种视觉上的联想,也容易引发人的猜测和思考。《深白》里有一句话说得很俏皮:“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白,虽简单,岁月却将它洗礼得愈加洁净与纯粹。”这既是对小说题旨的解读,也是小说通过人物和故事所展现给我们的内容。我们可以借助于两代人几对男女的婚姻感情纠葛,从中体会出作家对婚姻情感,对不同的男人的理解和判断。小说体现出女性写作的特点,叙事偏重于感性,情态各异的男女刻画得很细致,情感描摹很细腻,最能提供意义的是作品的细节,只有在小说大量的细节中,才能细致地品味到李榕《深白》的创作主旨,以及她在小说创作上的潜质。
梅子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祸水女人》、《请别这样爱我》、《我是谁的灰姑娘》。我觉得梅子的小说有她的特殊性,可以作为解剖中国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创作的病理性的文本。“病理性文本”,是说梅子给我们提供了可供解剖的文本形式。梅子是湖北作家,但是从梅子身上可以看到70年代这一批女作家身上共
通的一些东西,概括了这一批人的共性。伤痛、绝望、叛逆都是她们这一代人的通病,她们不大去关注历史和社会,唯一可以关注的就是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她们破坏不了别人,只能选择破坏自己,破坏自己的身体。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就是要去折腾,就是要跟自己过不去,就要把自己搞得满身是伤,就是想去体验那种撕裂和痛感,就是要选择孤独。梅子的叙事就文本而言,在内容上主要是在爱情、婚姻这样一个范畴里去进行叙事,带有70年代女性的自恋情结、自我膨胀的特征;从文本的表达方式来说,也非常的个人化,有一种特殊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叙事是比较散文化的,或说是情绪化的,故事、思维不连贯的方式。像梅子这种过于自我的表达,在湖北女性文学中,可能算是一个特类。(记者余晓春 实习生许馨尹 记者高宝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