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相关的研究结论

有关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相关的研究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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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关键期” 这一假说最早源于生物学。

L o r e n z(1937)通过观察雏鸭身上出现的印记行为，提出可能产生印记的有效期间为“发展关键期”，并将之推广到人类器官的发育过程中。

20世纪50年代，Penfield & Robert(1959)将“关键期”这一说法借鉴到语言习得领域，他们认为，人类语言学习过程同人体器官发育过程一样，也存在一个重要阶段。

随后，Lenneberg(1967)提出了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讨论。

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关键期假说”在母语习得领域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然而，它在二语习得领域引起的争论还远未结束，语言学家们各抒己见，就“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是否存在”以及“其具体的起止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二、一语习得的“关键期假说”
“关键期假说”认为，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学习的效率是不同的，因此存在一个时间段，对语言的
习得至关重要，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语言学习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近年来，“关键期存在”这一观点已经在第一语言习得领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证实，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关键期的具体时间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作为最早把“关键期假说”这一理论引入语言学领域的学者，Penfield & Robert(1959)认为，语言习得的最佳时间是10岁之前，在这个时间段内，儿童的大脑具有可塑性。

进入青春期后，由于大脑偏侧化逐渐完成，大脑的可塑性消失，人类的语言机能基本由左脑控制，所以人们在学习语言时会感到吃力。

Lenneberg(1967)同样把儿童语言习得的优势归因于生理因素，认为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期是2岁到青春期。

Krashen(1973)认为，5岁是人类语言发展的高峰期，这个年龄的儿童语言习得的潜能最大。

Bates(1993)提出，5岁之前，儿童出现的语言习得障碍较易恢复，一旦过了这个时期，语言障碍将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于“关键期假说”的理论解释，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包括属于神经语言学和神经科学范畴的“大脑偏侧化”、建立在Chomsky“普遍语法”基础上的强势理论和弱势理论(Birdsong，1999)、以儿童和成人在认知以及记忆方面体现出的差别为基础的“成熟
理论”(Newport，1990)、关注人类语言习得机制的“语言习得进化论”(Pinker，1995)等。

这一假说基于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生物学以及人类生理机能方面，如Lenneberg对单侧大脑受伤的失语儿童的研究、Curtiss(1977)对语言发展环境受到限制的Genie的个案研究。

三、二语习得的“关键期假说”
语言习得研究虽然被划分为不同的研究范畴，但各个研究领域是有其共性的，因此人们常常把母语习得领域的一些理论成果应用到二语习得领域。

当“关键期假说”在一语习得领域得到较为充分的肯定而被推广到二语习得领域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众多语言学者对这一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采用不同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对“关键期假说”这一说法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支持学派
这一假说的支持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证实他们观点的合理性：第一，与成人相比，儿童学习第二语言具有优势效应;第二，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成年的二语学习者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本族语者的水平。

在语音习得方面，Asher & Garcia(1969)及Oyama(1976)对移民美国的古巴学生的英语发音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移民时年龄越小，母语在口音方面的负迁移作用越小，在语言使用方面与本族语者的差异也越小。

Snow & Hoefnagel-Hohle(1982)通过跟踪研究发现，发音具有初始优势的年龄较大的二语学习者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优势逐渐丧失，被年龄小的儿童超越，这表明成年学习者的初始优势无法被长久地保留下来。

Collier(1987)对前人的调查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如果学习者在青春期过后进行第二语言学习，那么他所习得的目的语的发音一般都会受到母语口音的影响。

在Patkowski(1990)的实验中，被测试的移民的年龄与他们的目的语口音等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Long(1990)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了“关键期假说”在语音习得方面的具体起止时间：6岁之前开始学习二语的习得者受母语语音负迁移的影响较小;12岁之后开始学习二语的习得者则较难摆脱一语语音的负迁移影响。

Thompson(1991)通过对第二语言习得年龄为4～42岁的学习者进行调查发现，习得年龄是对学习者所能够达到的目的语语音等级水平进行预测的最强有力的因素。

同时，他还提出，英语语音得分明显高于成人组
的儿童组(10岁之前移民美国)在和本族语者相比时还是存在差异的。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Patkowsky(1994)得出了如下结论：15岁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年龄，可以说是关键期的终止时间，因为在超过这个年龄的移民者的口语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外来口音。

在语法习得方面，Patkowski(1980)最先表明了自己支持的观点并通过实验进行论证，他认为，二语习得的最佳年龄是青春期(即12～15岁)。

Johnson & Newport(1989、1991)以句法判断为实验材料，采用口头测试的方式进行了研究。

实验结果显示：3～7岁移民美国的被试在句法方面的水平与本族语者相差不大，而其他组受试者的成绩要明显低于母语组，于青春期后移民美国的被试所表现出的语言水平与他们的移居时间没有显著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关键期存在”的结论。

Wartenburger等(2003)为了探究在二语习得中年龄和熟练程度的相关关系，使用功能磁共振造影技术(FMRI)对双语受试者在进行语法和语义判断时的大脑皮质活动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小的被试在加工自己的母语和第二语言时，大脑活动基本一致;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大的被试在进行二语语法加工时，与母语语法相比，参与加工的脑区
更为广泛。

这从神经学的角度证实了关键期的存在。

在语义习得方面，Weber-Fox&Neville(1999)通过FMRI对人类大脑皮质结构进行研究发现，进入青春期后，掌管语言加工的某些神经子系统由于受到成熟变化的制约，会影响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方面的效果。

具体体现在：二语习得者初始学习年龄越大，对语义处理能力的掌握就越慢;左脑的专门化程度减弱，右脑参与语义处理的次数增加。

该研究还发现，年龄较大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开放词类时用时较久。

(二)反对学派
反对者提出了三个理由来论证他们“二语习得中不存在关键期”的观点。

第一，社会、心理、认知、输入等非生物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效果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它们会作用于年龄使之影响习得效果;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会直接作用于二语习得并且产生影响。

第二，有实验结果显示，较晚进行学习的二语习得者同样可以成功习得二语。

第三，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在二语习得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对第二语言学习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年龄阶段。

就语音习得方面而言，Bongaerts(1999)通过对三例个案进行论证，得出了“关键期假说”在二语语音习
得方面不成立的结论，同时他还认为年龄因素不是影响二语学习的主要因素。

Flege(1999)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学习者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和其所习得的目的语的发音之间的确存在线性关系，但是与“关键期假说”所预测的不同的是，此种线性关系并未在学习者的某个年龄阶段出现较为明显的转折。

Flege据此提出，并不是由于过了关键期而引起的发音水平的降低造成了二语学习能力的下降，而应该是由一语发音的控制程度不断加强和一语使用程度的加深造成的。

在习得速度方面，Snow&Hoefnagel-Hohle(1978)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最初的几个月，青少年组和成人组的被试掌握目的语的速度最快;而经过13个月的学习之后，儿童组和青少年组的被试对目的语的掌握最好，幼儿组则表现最差。

他们认为，这一实验结果否定了二语习得中关键期的存在。

在习得最终结果方面，B i r d s o n g( 1 9 9 9) 重复了Johnson(1989)、Newport(1991)的实验，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即使过了关键期，二语学习者所能达到的语言水平仍然与他们的语言习得年龄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关键期假说”在该领域是不存在的。

Birdsong&Molis(2001)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对那些在青春期结束之后开始学习
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仍有可能达到与目的语本族语者相同的水平。

EleenBialystok&Kenji Hakuta(1999)对语法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并不是影响二语习得最终结果的因素。

四、现阶段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通过对支持、反对两种观点的分析，我们发现，关于“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这一问题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否存在关键期;第二，关键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关键期究竟起止于何时;第四，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关键期(姜孟、邓小燕、欧平娅，2010)。

这四个问题不仅是解决关键期问题的基础，更是指引我们深入了解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假说”的途径。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关于关键期概念的定义过于简单化和泛化，对照试验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具体研究范围的划分也不够明确。

下文针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期”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生物学，当它被应用到语言学尤其是二语习得领域时，并没有一个具体且明晰的概念，众多学者对于“关键期”这一说法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Singleton(2005)指出，在关键期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不同的研究者对关键期有不同的定义，
对于关键期的具体起止时间也有各自的看法。

本文认为，“关键期”所涉及的年龄段属于实验中的结果范畴，可以有所不同，但是在研究之前，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概念标准，即“何为二语习得的关键期”，这一概念的界定会对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方法的选定，甚至是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概念标准存在缺陷，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就失去了意义。

关于“关键期”概念的界定，Granena&Long(2013)提出，“关键期假说”这一说法包含具体明确的起止时间，意味着在关键期这个阶段后出现的二语习得能力的变化主要受生物因素的影响。

这一观点显然不合理，因为语言学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非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二语习得速度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应该是一种趋势状态，而非突然出现的某个临界点。

因此，用“敏感期理论”代替“关键期假说”可能更为合理。

在对“第二语言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同学者选取了不同的实验对象，采用了不同的实验方法，将他们得出的结论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除了年龄、语言环境和个人的生理及心理特征之外，母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刘振前(2003)提出，在对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假说”的研究中，很难找到合适的样本去比较。

本文认为，
在对比分析的时候，需要对实验中的一些变量进行控制，以保证对比分析行之有效。

例如，Birdsong(1999)重复了Johnson&Newport(1989、1991)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通过对比这两组实验可以发现，在Johnson&Newport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母语为汉语和朝鲜语，与他们所习得的二语——英语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前两者分别属于汉藏语系和语系未定的孤立语言，后者则属于印欧语系。

而在Birdsong(1999)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母语为西班牙语，与他们所习得的目的语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

因此，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大小及其对学习者造成的习得难度是否是影响两组实验结果的因素，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语言要素角度划分，分为语音习得、词汇习得和语法习得;从习得过程来看，分为初始习得效果、最终习得效果以及习得速度等。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很有可能大相径庭，这也印证了“关键期假说”的一个主要争议，即“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关键期”。

柴省三(2013)提出，二语初始学习年龄对语音习得速度的影响模式与其对词汇、汉字、语法的影响模式截然不同;而年龄因素对留学生二语习得的速度和最终结果的影
响也存在差异。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同要素的难易程度和不同学习阶段方面的特点，并针对各项研究制定具体的研究方案，将同类型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以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不能单纯依据一个实验或者一方面的研究，来肯定或否定整个二语习得领域关键期的存在。

五、结语
经过半个世纪的论争，“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这个问题仍未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关键期假说”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证实远比在第一语言习得领域困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实验根据本族语者或者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来判断学习者的二语习得水平，有的实验以大学阶段的四六级英语考试成绩来判断被试对目的语的掌握情况，这些标准都有失偏颇，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各个因素之间也可能相互作用从而对习得结果造成影响，所以在实验过程中要注意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如习得语境、习得方式、习得时长等，将无关变量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增加实验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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