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北宋丞相、新党领袖。

文学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作品大都收集在《王临川集》。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大家熟悉的作品有《伤仲永》、《登飞来峰》、《游褒禅山记》、《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王安石反对宋初绮丽浮华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的实用性，参与了诗文革新运动。他也是八大家中唯一一位没有被贬谪的。思想成就：王安石改革家的光环丝毫不弱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大家在提到他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王安石变法了。

变法背景：

三冗危机：冗官、冗兵、冗费

两积问题：积贫、积弱

北宋政权在外敌威胁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岌岌可危，革新除弊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改革举措：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预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

改革成效：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后来的中央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但在神宗病逝后大部分政策被废止。

变法失败原因分析：

一、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三、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部分利益，缓解了贫农的燃眉之急，但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免役法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在执行中，免役法却规定乡村贫户从此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这是额外的负担。免役法执行的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都完全违背了初衷。

五、用人不当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六、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这怎能对付强大保守势力的进攻呢？

七、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各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八、王安石性格偏执，树敌过多

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性格偏执。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性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也是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特别是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

后世评价：

北宋至清末：哲宗继位后，改革派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派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北宋陷入党争，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因此后世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元凶。赞同者亦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