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灵案例
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
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一、政府失灵的简介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二、鄂尔多斯房地产概况随着呼包鄂城市群申请列入国家战略,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的鄂尔多斯具备了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房地产市场在近几年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无论是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都处于全国前列,2010 年鄂尔多斯各旗镇总人口只有 160 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底鄂尔多斯市中心区常住人口 66. 8 万人。
若按照 67 万人口计算,仅 2010 年施工的房产就够为每个人提供 47 m2的住房。
同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535. 54 万 m2 , 这就意味着平均到市民,人均购买了约 8 m2 的住房,而同期北京的人均销售面积只有 0. 78 m2 。
鄂尔多斯是新兴城市,市区人口较少,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
三、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现状2011年5月，一则出自鄂尔多斯政府的消息称，2009年和2010年投资额分别完成219.4亿元和280.5亿元。
5年来，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766.3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2.2倍，年均增长47.2%，建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有数据显示，2011年前11个月，鄂尔多斯市新开工1005.9万平方米住宅，加上前两年的续建项目，共有2225.3万平方米。
房价却一直在下滑，鄂尔多斯目前房价以从高位迅速回落到3000／平方米上下。
而此前，鄂尔多斯最贵的房子单价曾经高达2万／平米。
2012年8月之后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停工的烂尾楼和焦急的讨债着。
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降，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
但是连降价都不能收回当初投资时，资金链就会断裂，市场面临崩溃。
第一章 政府干预失效案例分析-
政府干预失效案例分析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经济学在解释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时，总是以自由市场存在着“失灵”为根据。
这些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如航标灯）、“自然垄断”（如固定电话网、输电网）、“内部不经济”（如隐瞒产品质量和工作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采）等。
为了克服这些市场失灵，政府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积极采取准入、定价、标准、反垄断以及监督、检查、处罚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对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范围甚至手段进行限制。
遗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发达的美国，大量研究文献显示政府管制并没有达到上述目的，不但没有克服市场失灵，反而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
因此从社会福利改善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管制是不划算的，划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业，因为后者“捕获”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竞争者和消费者了。
政府管制实际上成为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
好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永远保持其来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
19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归市场的运动，就是对“福利国”和“管制国”无限扩张的深刻反思和彻底反叛。
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比，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国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种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因此，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一场逐渐拓展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
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身上，就是由运动员到裁判的过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过渡。
应该说，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
困难的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间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阻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
政府失灵论案例
阿斯旺水坝位于埃及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
水坝的建设自1960开始，历时10年，耗资9亿美元。
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埃及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
但是，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却产生了一系列无法挽回的影响：严重威胁到岸边的历史文物，有不少古迹神殿沉入湖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发动了一连串救援活动，虽然抢救回部分古迹，但仍有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惨遭灭顶。
由于大坝设计的时候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大坝建成后在对埃及的经济起了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水坝使下游丧失了大量富有养料的泥沙沃土。
由于失去了泥沙沃土，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土地开始盐碱化，肥力也丧失殆尽。
现在，埃及是世界上最依赖化肥的国家。
水坝严重扰乱了尼罗河的水文。
原先富有营养的泥沙沃土沿着尼罗河冲进地中海，养活了在尼罗河入海处产卵的沙丁鱼。
现在沙丁鱼已经绝迹了。
建坝以后下游地区开始蔓延血吸虫病，变成了血吸虫病的高发区。
阿斯旺水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失败的水利工程之一，这对此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型水坝建设的决策起到了警示作用。
阿斯旺水坝建设违反了行政决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科学预测原则、信息原则、可行性原则、满意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实现公共利益的原则。
政府失效的治理对策(一) 确立政府干预原则为了减轻或避免政府失效，必须确定政府干预或调控经济的宗旨。
对此，可以借鉴世界银行在1991年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所谓“友善于市场的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提出：“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都表明，干预只有在对市场能产生‘友善’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益的。
”而对市场‘友善’的干预应遵循三个原则：(1)不作主动干预，除非干预能产生更明显的良好效果，否则就让市场自行运转；(2)把干预持续地置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制约之下，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过度扭曲，如果市场显示出干预有误，则应取消干预；(3)公开干预，使干预简单明了，把干预置于制度的规范约束下，而不是由某些个人、官员的好恶或判断来左右。
政府和市场失灵案例
• 备注：文章出自《经济观察报》2011-01-31 《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农田水利现3万亿缺口》链接： /2011/0131/192712.shtml
如何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
中新社北京2013年12月9日电(记者 周锐)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改委)9日公布的一份规划显示，中国到2020年将建成集中 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
政府和市场“双失灵” 雾霾
记者2013年12月10日从辽宁省环保厅获悉，《辽 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公布以来，辽宁 省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罚缴总计 5420万元。其中省会沈阳因空气质量排倒数第一 ，被罚缴3460万元，占辽宁各市处罚总额64%。 辽宁治霾罚款标准 指标1二氧化硫 超标0.25倍罚缴20万 每递增0.25倍加罚20万 指标2二氧化氮 超标0.25倍罚缴20万 每递增0.25倍加罚20万 指标3PM10 超标0.5倍罚缴20万 每递增0.5倍加罚20万 空气质量“按日考核” 据了解，按照《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 办法》，截至10月末，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 罚缴资金总计5420万元。其中沈阳3460万元，大 连160万元、鞍山780万元、抚顺160万元、本溪 20万元、营口40万元、辽阳500万元、葫芦岛300 万元。
原因分析
• 另一方面，农民个体也因为农业生产的比 较收益过低、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较大、 农村组织化基本解散等问题而缺乏投入农 田水利建设的动力，最后导致逐步出现乡 村农田水利残损破败的局面
农村水利设施现状
• 由于严重超期运行，中国现在很多农村的 水利设施陈旧落后、老化失修现象非常严 重，大部分都是兴建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 而水利工程的寿命也就是二三十年
个人见解
• 首先，政府作为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应该 对历史遗留的水利问题给予重视，不仅仅是财政上的支持，更应该是 系统地，全面地行动上的支持。水利设施就像是人体的血管，不论是 大动脉还是微小的毛细血管都是很重要的，缺少任何一级都会造成严 重损失，因此政府要重视对于深入农田的“毛细血管”建设，帮助农 民提高抗灾能力，提高农作物生存几率。 • 其次，由于公共工程的收益低，很难有盈利性企业加入建设，此时可 通过“间接性招标（个人设想：例如政府进行某项正常相关招标时， 可提出若企业对某个村庄的水利设施进行建设，可给予招标优惠措施 等）”方式获得企业支持。 • 再次，农民作为农田耕作者，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农村缺少劳动力，另 一方面乡干部没有做到号召让大家自己动手，至少可解决少数相对简 单问题。
环境问题中的政府失灵现象
环境问题中的政府失灵现象近年来，虽然伴随着“可持续性发展”口号的提出，政府不断地推出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但事实是，政府非但没有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如浙江省金华市市委、市政府曾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市区经济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的红头文件，对于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执法进行严格限制。
又如2010年末，为完成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节能减排任务，陕西省晋城市居民用电1个月被停电14天；安徽省全椒县全县进行拉闸限电；河北省枣强县实行“无差别限电”，每天供电4个小时。
这些地方政府在为环境进行节能减排的同时却让居民用柴油、蜡烛代替高效的电能的使用。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产权不明晰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是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主体，而尽管从1983年开始，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已经接近三十年，但环境问题却是日益严重，充分说明了在环境保护领域，现有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无法鼓励政府去有效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在环境保护领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府失灵”。
首先，政府机构及政府官员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色和作为“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冲突造成了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低效率。
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要求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工作人员应是人民的公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应秉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的治理与保护，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业绩进行考核和检查时，更重视的却是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忽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
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官职升迁的主要依据也是地方GDP的发展水平。
根据詹姆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经济人”假设，政府官员、政府机构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其追求的目标则主要包括：职位升迁、名誉声望、薪水福利等。
所以，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从自身官职升迁的角度出发，会优先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
政府失灵案例
政府失灵案例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时出现失误、疏忽或无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各国都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下面将通过几个案例来说明政府失灵的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关于环境污染的案例。
某地区的工业企业排放大量废气和
废水，导致周边的土壤、水源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居民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尽管当地政府发布了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但是监管不力，导致企业仍然可以随意排放污染物，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导致了环境失衡和生态破坏。
其次，我们来看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案例。
某地区爆发了食品安全事件，一批
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造成了消费者的健康受到威胁。
尽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但是监管部门的执法不力，导致了食品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和解决，政府失去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案例。
某地区的城乡教育资源分
配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城市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资源等要远远优于农村学校。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但是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政府未能有效解决教育领域的不平等问题。
以上案例说明了政府失灵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
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政府失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腐败问题等等。
解决政府失灵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加强监管执法力度，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提高政府部门的执行效率，增强社会治理能力，以此来有效解决政府失灵问题，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府行政不当案例研究
政府行政不当案例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行政不当问题时有发生，给人民带来了不便和不公。
本文将通过研究一些政府行政不当的案例，旨在展示其对社会、个体以及公共利益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期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案例一：基础设施建设违规操作】在某城市，政府决定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旨在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然而，由于政府行政部门的不当操作，该项目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政府未与居民充分沟通，未征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导致一些居民因迁址问题而陷入困境。
其次，政府在项目实施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招标和审批，使得一些不合格的承包商参与其中，工程质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不当的行政操作不仅损害了市民的利益，也破坏了社会的公信力。
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与市民的互动，听取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同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项目的透明度和质量。
【案例二：环境保护不力】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不当也经常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以某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为例，政府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该问题。
由于缺乏监管和执法力度，一些企业过度排放有害气体，导致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居民健康受到威胁。
政府应该加强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和执法，对违规企业进行严厉的处罚，同时加强环保知识的普及，提升居民的环保意识。
只有政府主动采取行动，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市民的生活环境。
【案例三：不透明的财政支出】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不当行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某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例，由于缺乏透明度和监管，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不合规的支出，导致财政浪费和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这种不当行为无疑伤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削弱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政府应实施更加严格的财政监管制度，加强财政审计工作，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
此外，在财政决策中应公开透明，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公众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解决方案】针对政府行政不当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解决方案：首先，政府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明确行政程序和责任，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政府失灵案例
黑龙江坑农事件中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邬凤英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的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8月23日《华商晨报》）一开始不妨看做是一件“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当然有尽量压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动机。
由于和农民相比，商人们占尽信息、活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断定出售假种子的利益远大于风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另外的约束，他们肯定会选择出售假种子。
也就是说，如果放任市场运作，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的事件将“此起彼伏”，“看不见的手”在制止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无力的。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
所以，呼吁政府干预，严惩不法商人以杜绝假种子，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
农民凭着自己朴素的智慧也正是这样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访。
中国的最高行政当局以“总理批示”这一强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
如果政府是一架运作良好的机器的话，事件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让所有观察者都大跌眼镜的是，政府在这里也失灵了。
“总理批示”到了基层，居然被认为是过时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遥复逍遥，假种子依然泛滥又泛滥。
因此，这一“特大坑农案”可以看做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
由此想起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诺斯悖论”。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
第三方强制实施，意味着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
”但他同时又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通过前面对“假种子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发现，我们也遭遇到了“诺斯悖论”：一方面，要杜绝假种子，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此，我们不能不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具有了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又成了不法商人争相“寻租”的对象，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利用这种权力收取贿赂，而对落实法律、法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连“总理批示”也可以宣布“过时”而不再执行。
政府规制的理论与实践 9 出租车案例 政府规制失灵
司机和企业的蜜月期：融资承包。 但，1993年后，失业人数剧增，加之郊县人员进入， 出租车行业人数增加。93-94 14354-56124 司机和公司谈判地位逆转。 政府进一步扩大对企业有利的管制。 1993年后，为了降低行业内竞争程度，不再批准新企 业进入。对企业有利。 提早结束融资承包关系，（对企业有利）改变承包期限， 从8变为-6年，或淘汰车型。 政府推出联合兼并，大企业收购小企业。降低企业的竞 争程度。从200多家——12家。200多家出租车公司， 6.7万辆车，10万多从业人员。
规制经济理论的经典案例
• 规制为了谁？ • 每一家出租公司从规制中获得很多利益。 • 而每一名消费者仅仅受到一点伤害。 • 出租车公司数量比消费者少很多。前者组 织政治支持的成本要低很多。 • 出租车公司要求管制要比消费者要求取消 管制更为有效。
• 争论： • 是否要对出租车进行规制？ • 反对方：自由竞争可以有效率 • 出租车规制的现实： • 黑车泛滥、出租车司机份钱过高、出租车 司机罢运等
利益相关方分析：出租车公司 • 最大受益者 • 获得出租车经营牌照的企业成为出租车市 场中的垄断力量，凭借手中掌握的牌照资 源赚取高额的“车份钱”。 6—8 年的运营 期内的投资回报率不低于300%，每年的投 资回报率不低于 50%。 出租车主管部门已沦为企业的合谋者
• 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 2002年至2008年底就发生过150多起出租车业停 工停运事件。梳理各地出租车司机停工的理由不 外以下几条：黑车拉活抢活，要求政府打击黑车； 燃油涨价，运营成本上升，要求提高运价；抗议 公交降价，抢了生意；出租车各种费用太重；乱 收费太多；与出租车公司及政府争夺经营权等。
牌照的价值
• 牌照的价值： • 来自于进入规制产生的超额利润现金流量 的贴现值 • 华盛顿特区，出租车没有进入规制。企业 的利润是平均利润率。牌照没有价值。 • 纽约，牌照价值在于规制市场中经营所获 得的超出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
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具体案例
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具体案例
《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具体案例》
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政府干预市场是失灵的。
政府可能没有考虑到它们如何影响市场，或者可能是故意为此，以支持特定的政治目的。
比如，当政府减少对其中一种商品的税收，以作为对资产证券的激励，它可能会导致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
例如，政府在北京市减少了汽油税，以作为对那些参与地产开发的人的激励。
结果，汽油价格下降了，而其他物价却大涨。
政府的干预使得居民支出上升了，这打击了生活质量，也影响到了日常消费和投资行为，影响到了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政府干预市场也可能会改变成本结构。
比如，农村电费政策的改变。
农村有些住户的电费可以减免，但一些大用户的电费却一涨再涨。
结果，电费苛捐杂税，迫使许多企业受到了影响，最终使得中小企业无法继续经营，影响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否则政府干预市场。
虽然干预可能会带来实质性的效果，但要想起效，政府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体系、技术水平和劳动力供应等，以确保政府干预市场不会失灵。
最后，无论政府干预市场有失灵或成功，它通常都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政府在市场管理中要慎重，以免造成负面效果。
政府失灵案例
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案例内容：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39度以上，经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
但想到每天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上路拉活。
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要扣3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
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
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
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1万元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
”“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首汽股份有限公司司机李建勋说：“我们的投资款（融资款）、血汗钱（车份钱）都是被公司这样‘黑’走的”。
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5年，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5000—20000元。
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算了一笔账。
投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其他费用3400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万元；收入：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300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支出：每月固定支出的费用800元，行车消耗1900元。
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2700元，纯收入为6300元。
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但加上“车份钱”，每月支出要7580元。
月劳务性收入只有1400多元。
案例分析：表面上看，这是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经济利益纠纷，但实质上是一个在经济活动中政府管制失灵的典型案例。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天到晚没日没夜的来回奔波，所得收入向出租车公司交了“份子钱”后已所剩无几，还得自己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而出租车公司却坐享其成，没有风险，不出成本，每个月每辆车收取份子钱五、六千元。
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案例和分析
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案例和分析
政府和市场失灵是指政府或市场未能正确识别、解决或调整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不利的影响。
下面将介绍一些典型的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案例及其分析。
1.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全球性问题，但是由于国家政府
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此外，市场也未能通过合理定价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是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高风险、高回报的化石燃料上。
2. 食物浪费：食物浪费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却得不到相应重视。
由于国家
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减少食物浪费，对食物浪费也并无明显惩罚。
此外，市场也未能通过合理定价来促进食物储存、再利用或者减少食物浪费。
3. 公平竞争法律遵守不当: 竞争法是保障市场竞争公平性、保障企业之间竞
争公平性、保障企业之间竞争公平性、保障企业间合作方式合规性的重要法律工具。
然而，由于国家没有采取有效补救措施来打击不当竞争行为；此外，市场也无法通过合理定价来遏制不当竞争行为。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案例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案例一、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案例1、西班牙2011年房地产泡沫：2011年，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形成，房价上涨迅猛，但西班牙的政府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导致该地区信贷体系出现不健全的结构性问题。
2、美国金融市场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市场崩溃，导致美国经济大规模倒退，大量失业，此时美国政府实施了多项针对金融机构的严厉管制，努力恢复该国经济紧张的局势。
3、中国新西兰的大牧场发展：自2015年以来，中国投资新西兰的大牧场发展受到政府的支持，并于2016年发布了《中国投资新西兰大牧场发展政策》，以促进两国大牧场产业的发展。
4、英国经济削减政策：2016年，英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财政削减政策，目的是希望努力实现减税，降低经济增长的负担，减少财政支出，缩小财政赤字，以恢复英国经济繁荣。
二、针对不同案例，政府所采取的措施1、西班牙2011年房地产泡沫：西班牙政府在应对房地产泡沫时采取了尽可能多的政策措施，包括：出台宽松的住房贷款政策，给予抵押贷款者减免利息的建议，以及政府对泡沫房及投资类房产给予减税。
2、美国金融市场危机：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向银行提供资金支持，放松金融监管，利用税收优惠和抵押贷款帮助民众，以此来抑制投资者的情绪波动；明确了个人和公司责任，增加银行合规要求；采取紧缩财政政策，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
3、中国新西兰的大牧场发展：根据新西兰的政策，中国投资者可以购买或许可新西兰平原上的1000公顷以上的牧场，同时还可获得贷款、获得税收减免与补贴。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吸引中国投资者，促进大牧场发展。
4、英国经济削减政策：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紧缩政府支出，以促进英国财政赤字减少；实施政府采购战略，以支持政府部门的采购行为；激励负担过多的人们去减少消耗能源；鼓励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加强社会福利政策，以使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
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
浅析政府失灵案例——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一、政府失灵的简介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化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二、鄂尔多斯房地产概况随着呼包鄂城市群申请列入国家战略,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的鄂尔多斯具备了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房地产市场在近几年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无论是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都处于全国前列,2010 年鄂尔多斯各旗镇总人口只有 160 万,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底鄂尔多斯市中心区常住人口 66. 8 万人。
若按照 67 万人口计算,仅 2010 年施工的房产就够为每个人提供 47 m2的住房。
同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535. 54 万 m2 , 这就意味着平均到市民,人均购买了约 8 m2 的住房,而同期北京的人均销售面积只有 0. 78 m2 。
鄂尔多斯是新兴城市,市区人口较少,住房空置率居高不下。
三、鄂尔多斯房地产泡沫现状2011年5月，一则出自鄂尔多斯政府的消息称，2009年和2010年投资额分别完成219.4亿元和280.5亿元。
5年来，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766.3亿元，是“十五”时期的22.2倍，年均增长47.2%，建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有数据显示，2011年前11个月，鄂尔多斯市新开工1005.9万平方米住宅，加上前两年的续建项目，共有2225.3万平方米。
房价却一直在下滑，鄂尔多斯目前房价以从高位迅速回落到3000／平方米上下。
而此前，鄂尔多斯最贵的房子单价曾经高达2万／平米。
2012年8月之后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停工的烂尾楼和焦急的讨债着。
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降，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
但是连降价都不能收回当初投资时，资金链就会断裂，市场面临崩溃。
2240 政府与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及对策研究
政府与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及对策研究一、引言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常运作下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效益最大化。
但是，在现实情况下政府与市场也存在着失灵的情况，这将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笔者将从案例出发，探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应对对策。
二、案例1:糖果大战在美国的一个幼儿园里，有一桶糖果放在门口供孩子们按需取用。
有一天，学校的老师发现孩子们在取糖果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孩子抢走了比较多的糖果，而另外一些孩子一个都没拿到。
于是，老师想了一个对策——让孩子们排队，先来后到。
但是，这样的对策确保了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拿到糖果，但是糖果的数量却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
分析：此处政府在管理糖果大战时，跟幼儿园老师拿一样。
老师可能给出一些好的规则（比如排队），但是这些规则不代表这是最好的分配办法。
孩子们按照规则排队，也就是成为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寡头垄断。
这样的分方法各种弊端，包括把更多的糖果被划分给了那些先来排队的人上，而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
三、案例2:宜家家居在中国，宜家家居是家具市场的领导者。
但是，一些消费者反映，在宜家家居购买家具时遇到了问题：家具放置不规范或者货物不全。
而宜家家居在网上的信息提示则是商品价格合理且视觉效果好。
然而，事实上，由于宜家家居缺乏足够的管理，导致了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分析：宜家家居尝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高市场份额，但是，它的经营管理还有待提高。
这个管理失误导致了客户的权益受损。
西方社会一般尊重消费者，比如说，若是客户反馈了问题公司应立刻处理，不管是哪个地区事务的失误都会对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处理，所以消费者比较满意。
国内有时不为商家所重视，宜家家居也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四、原因分析2个案例虽然各自存在不同的原因，但是它们的问题都是可重复，而且来源是相似的。
可以归纳出这种失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信息不对等，规则不清晰，容易形成寡头垄断。
政府失败的案例
政府失败的案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败案例。
在此我将选取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首先，我想谈谈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失败案例。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在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失败案例较为突出。
例如，将高考放在了过高位置，导致整个教育体系过度重视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许多学生为了追求高分而背负沉重的学业负担，导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存在。
此外，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败案例。
一些地区的学校设施陈旧，师资力量不足，而一些地区的学校却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拥有优质的师资团队。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导致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削弱了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功能。
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失败案例表明，政府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和公平公正。
其次，我想谈一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案例。
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案例层出不穷。
一方面，政府在环境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职行为。
许多工业企业以及违法违规行为在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名义下，大肆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
政府在监管这样的行为时显得无力或者敷衍塞责，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化。
另一方面，政府在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也存在问题。
一些环保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环保政策时只顾着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
此外，一些环保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不理想，导致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
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案例表明，政府需要更加重视环境问题，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保护。
总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败案例。
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案例说明政府在这些领域需要更加关注全面发展和公平公正，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保护。
只有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政策和机制，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失灵
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案例：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是中国的一起食品安全事件。
事件起因是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在其奶粉中被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
根据公布数字，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另截至到9月25日，香港有5个人、澳门有1人确诊患病。
事件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
针对上述案例，我们从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方面来分析解读：一、三鹿奶粉事件的根本是中国的经济运行机机制问题三鹿奶粉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起食品质量监督事件，但这只是我国食品质量监督体系上的冰山一角，他不仅反映了我们国家在食品加工质量管理中的问题，还反映了我们国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上的问题，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和国民素质长远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实际上我们国家从乡村到城市，市面上的食品难有没问题的，城乡的市民、百姓没有办法躲避这种现像，谁都知道，城市里许多餐馆酒店的面粉、大米都是想办法进的低价货和陈货，加工时还要加一些添加剂，许多添加剂也是过时的有质量问题或有害的，还有许多商贩用的食用油没有进行质量检验，有的大量使用回收油。
生产三鹿奶粉这类产品的国家大型免检企业还出现质量和危害国民身体健康的严重问题，那这么多年来中小型食品加工和餐饮企业的产品还有多少是安全的？中国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事实上，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大型企业通过关系取得市场准入的手续不难，因为质量检验缺乏监管机制，质量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关系或主管领导一句话一个批文解决。
而解决这个批文往往只需要通过关系和权钱交易就可以解决、或部分把关、部分关系的权钱交易解决。
发生这一事件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体制造成的！二、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尽快建立不受政府制约的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监督机构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建立的监督管理体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即使能够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问题上得到解决，也是凭着直接领导的觉悟和认识水平。
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失灵
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失灵——以西安宝马彩票事件为例学院xxxx专业班级xxx学号xxxx姓名xxx任课老师xxx日期xxxx年xx 月【案例来源】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失灵【案例来源】彩票集中销售、即开刮奖曾经红火一时。
老百姓在花几块钱试试运气的同时，让中国彩票事业的销量每年都成倍增长。
2000年，电脑型彩票进入人们的生活，销售网点遍布全国。
仅2007年，全国体彩和福彩的销量就突破了1000亿元。
发行彩票的最初动机也达到了。
彩票的公益金也各归其位。
中国福彩的第一笔公益金，由民政部拨款给河南一所盲人按摩学校，150万用于改建工程。
体彩的公益金，也使用在各个街区体育场馆的建设、运动员的培养中。
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西安宝马彩票事件出现了。
【案例内容】在本案例中，我们将回顾这一案件的始末，从中我们会发现政府对彩票行业的规制与行政权力寻租之间的关联。
2004年3月23日，东新街西口的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彩，18岁的农家子弟刘亮成为了幸运儿。
现住灞桥区洪庆镇街子村，在保安公司工作的18岁小伙刘亮抽得特等奖草花K，在随后进行的二次抽奖中，抽中特等A奖：一辆价值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元现金。
随后主办方请刘亮坐上宝马车，进行全市巡游宣传。
3月25日，“不给我‘宝马’我坚决不下来！”刘亮站在近13米高的巨型广告牌上，声称要自杀，下面有上千入围观。
披红戴花中大奖，牵走特等奖宝马，本应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这个23日的彩票大奖得主刘亮却在中奖两天后，爬上了抓奖现场的巨型广告牌，要以他年仅18岁的生命来换回60万元奖金。
在两天之中，风云突变的原因是3月24日刘亮要求兑奖时，遭到拒绝。
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认为刘亮所持彩票为假票，决定暂缓为其兑奖。
交涉未果的刘亮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体彩中心的强烈不满，于是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3月26日15时，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中国体育彩票即开票真伪查询结果：草花二涂改为草花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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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坑农事件中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邬凤英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的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8月23日《华商晨报》）一开始不妨看做是一件“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当然有尽量压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动机。
由于和农民相比，商人们占尽信息、活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断定出售假种子的利益远大于风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另外的约束，他们肯定会选择出售假种子。
也就是说，如果放任市场运作，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的事件将“此起彼伏”，“看不见的手”在制止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无力的。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
所以，呼吁政府干预，严惩不法商人以杜绝假种子，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
农民凭着自己朴素的智慧也正是这样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访。
中国的最高行政当局以“总理批示”这一强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
如果政府是一架运作良好的机器的话，事件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让所有观察者都大跌眼镜的是，政府在这里也失灵了。
“总理批示”到了基层，居然被认为是过时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遥复逍遥，假种子依然泛滥又泛滥。
因此，这一“特大坑农案”可以看做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
由此想起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诺斯悖论”。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
第三方强制实施，意味着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
”但他同时又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通过前面对“假种子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发现，我们也遭遇到了“诺斯悖论”：一方面，要杜绝假种子，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此，我们不能不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具有了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又成了不法商人争相“寻租”的对象，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利用这种权力收取贿赂，而对落实法律、法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连“总理批示”也可以宣布“过时”而不再执行。
如此，假种子泛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出路在那里？在笔者看来，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制衡式的民主机制，使得基层官员不再仅仅靠成本高昂的“总理批示”才能驱动。
从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看，制衡式民主可以很好地解决“诺斯悖论”：建立在一个制衡式民主基础之上的政府通常是强有力的，同时其权力又是被有效地限定了的，从而使得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们为着私利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
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将能够同时治理双重失灵：制衡式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政府的正确干预又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失灵。
炒煤团现象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典型案例来源：中国经济周刊发布时间：2006年01月23日10:48作者：关键词：温州;炒煤团;煤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温州“炒煤团”之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这些长篇累牍但又浅尝辄止的文章，揭开了一个个黑洞洞的井口，而其内里究竟何如，却也依然深不见底。
这是一个虽反常但必然的局面。
即使是在最基本事实的掌握上，有说法称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而浙江、温州两级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及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共同完成的调研报告则显示，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年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
无须细数，类似这样各执一词天差地别的分端比比皆是。
从根本上说，在煤炭采掘这类官商不分、令出多门、利益纠缠难分难解的领域中，信息的传达往往是失真的，基于信息的判断往往是片面的，经判断而来的规制往往是低效的。
譬如说，生死攸关于“炒煤团”命运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两条：其一，以山西长治为典型的、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为由头的大规模整治清剿行动；其二，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2006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资本都可以进入。
乍看之下，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足可相互配套，但在实际运行中，其间的空白点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温州资本跨省投资这一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必须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纲不举则目不张。
根据已有的较无争议的资料，我们对“炒煤团”的关注最后落脚在以下两点：首先，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急于寻求利益回报的温州资本一次次站到了公众评判的风尖浪口，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惘顾公共利益而一味见缝就钻的取向，也确实显著表现为市场失灵之痼疾。
而问题则在于，就在温州炒家四处游走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对于民营资本过于严格乃至歧视性的投融资限制。
出于资本逐利的天性，倘若政府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疏导、引导，则必然陷于被动的、事后的、四处扑火式的疲于应对中，更逞论合理运用更具经济人理性的民营资本服务于经济体效率提升的长远大计了。
其次，不同于“炒房”、“炒车”，“炒煤”所进入的领域是高度管制下的，仰仗的手段是非炒卖型的，面临的调控手段是非市场化的，它所带出的对于制度缺陷的拷问更深刻地烙有转轨中的中国特色。
眼下，对于温州“炒煤团”的指摘很容易集中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正义公理上来，对其一关了事更是足慰人心立竿见影之举手之劳。
我们且不论山西、云南等地(其实也包括浙江)的做法是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最起码，如同“炒煤团”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样，这种做法仍然暗示着诺斯悖论的发生，即，一旦政府具有了过分强大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很难想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寻租求租难以杜绝的市场中，新的经营者、监管者能够自觉契合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纵上所述，“炒煤团”现象的发生、兴起、式微，它的生命轨迹中时时表现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相互强化。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其根本性的破解之道，则如达格尔所指出，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强大同时又被有效限定了的，从而使追求私利的冲动为着私利的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
案例分析四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刘先江原创 | 2005-11-22 12:59 | 投票标签：北京市政府管制特许权车业出租车公司北京出租车司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曾是一个高收入阶层。
截至目前，全市有出租车6万多辆。
然而，近年人们在乘坐出租车时，常常听到司机们的抱怨，每月向公司交的“车份钱”太高了，挣钱太难了。
记者最近深入有关部门、出租车公司及司机群调查发现，出租车经营权确实成了管理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
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将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就“保护出租车司机利益”问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
司机：工作太苦公司太黑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39度以上，经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
但想到每天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上路拉活。
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要扣3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
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
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
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1万元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
”“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首汽股份有限公司司机李建勋说：“我们的投资款（融资款）、血汗钱（车份钱）都是被公司这样‘黑’走的”。
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5年，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5000—20000元。
接受记者采访的出租司机70％以上想退车，他们普遍抱怨工作太苦，一般每天工作都在13个小时以上，许多司机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颈椎病、胃病等疾病。
出租司机的收支账北京市交通局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6．7万辆，全市拥有出租车准驾证和服务监督卡的在册出租司机20多万人。
除有1000辆左右由出租司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个人受益外，其余6．6万辆出租车的司机均要向出租公司交纳约为车价一半的“风险抵押金”和每月的“车份钱”。
这些“公司司机”与“个体司机”相比，在缴纳了“风险抵押金”、“融资款”、“车份钱”后，其收入不到“个体司机”的1／3。
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投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其他费用3400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万元；收入：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300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支出：每月固定支出的费用800元，行车消耗1900元。
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2700元，纯收入为6300元。
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玉栋向公司交了5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得到一辆1 999年出厂的富康出租车，每月给公司上交4890元的“车份钱”。
这位“公司司机”的收支账是这样的：收入：月营业收入9000元。
支出：固定支出和行车消耗与个体司机大体相同，近2700元，但加上“车份钱”，每月支出要7580元。
月劳务性收入只有1400多元。
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交的风险抵押金，不仅没有“投资”回报，连最低的资金利息都没有，而且许多司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
出租公司的赚钱“秘诀”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初期阶段公司和司机相安无事，司机利益丰厚。
1996年，北京市开始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车公司向司机“变相卖车”问题，所有由司机出资购买的出租车，一律由公司收回。
经过清算整顿，原来由司机出资购买并拥有实际产权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财产。
此外，每月的“车份钱”由原来的千元左右统一到四五千元以上。
司机依然出资3万元至8万元进行风险投资，但名称由当年的“融资款”、“购车款”变成了“风险抵押金”、“保证金”、“承包金”，即使司机上交再多的钱双方已非当初的合作关系，司机原来丰厚的利益明显被公司“切”走了。
2000年，北京市又提出，不足200辆出租车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购，很快公司个数由1400多家变成了如今的200多家，并出现了12家品牌出租企业。
这中间一批被兼并的小公司只顾出卖公司的车及经营权，无视司机的权益，使出租司机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位长期接手出租车纠纷案的律师分析，北京出租车公司的发家史基本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起家；另一种是借款挪款买车，然后倒卖给司机，再以司机的钱还清借款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