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_个人整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理解仍是我们今天理解人的基本根据。

哲学史可以说是对人性理解的历史。

从已有的全部哲学史来看，只有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才是全面而真实的。

这种理解中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中的人，这种具体生活中的人才是具有类特性、社会性、历史性以及生命双重性的人。

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克服了以往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以及对人的完整性的分裂，还人以真实面目。

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会有正确的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哲学才会对人的生成、发展、完善起到观念上的促进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想。

这种理想即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人的个性的充分实现，以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社会是属于人的真正的社会，这种社会实现了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矛盾的解决。

这种理想为人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马克思虽然是西方的哲学家，但他不是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域内思考问题，而是立足于整个人类，关注人类的命运。

因而，马克思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人类性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人类发展的意义上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理论根据所在。

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在中国的情形，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分析人性论具有直接的影响。

同时，《去魅》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为了正确把握这一核心理念，显然需要搞清楚人性是什么？为此则必须对于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主要失误有所廓清。

这个失误主要就是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

《去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继者中，又有人提出了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性理论本身变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由于《去魅》的焦点不在于此，因而未能对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是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变得扑朔迷离的展开论述。

我借评论《去魅》之际，对此略作论述。

人性就是阶级性的观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反映了阶级关系，因而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所以，人的本质就是人的阶级性即阶级本质。

这就构造了人性即阶级性的“经典公式”。

马克思有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①人性即阶级性的“经典公式”，虽然是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为前提的，然而实际上却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曲解。

在中国20 世纪40 年代至80 年代，上述的“经典公式”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这与毛泽东对于人的本质（人性）的看法有关。

1942 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②这里说的人性就有人的本质的涵义；所谓具体的人性他也称之为人的社会性，正如他在1943 年专门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的批语所说：“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

就是说，体现了具体社会关系的社会性是一个人的本质或人性。

这和马克思以人之社会本质为其本质的观点是相符合的。

但是，毛泽东此时已显露出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进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的倾向。

他的批语还说：“最基本的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

”③这里可以察见把人的社会性由制造工具从事物质生产的生产关系归结为进行阶级斗争的阶级关系的运思方向。

倘若将“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的观点和人只有社会性这一种基本特性的观点联结起来，两个“只有”引导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性即阶级性，阶级性即人性。

显然，由于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权威，因而他的上述观点就为构造人性即阶级性的“经典公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 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逐渐被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这一“经典公式”更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大行其道。

这样的人性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把社会关系简单化为阶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生产关系不只表现为阶级关系，因为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合是多种多样的，如国家、民族、家庭、学校、企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等等，由此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

所以，马克思说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是这个总和的聚集点，是在众多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陶冶下生成的，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

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寓于具体的个人之中。

社会关系总和的丰富内涵对于现实的个人，一方面表现为多种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与多种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多种需要。

关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

”①对于这许多需要，恩格斯将其分为了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体力和智力。

②人的本质在个人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和满足丰富的需要的过程中展示其内涵的丰富性，个人由此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

把社会关系限制于阶级关系，抹杀了人的本质具有的丰富内涵，人的全面发展就丧失了内在的根据，在实践上必定是试图将现实每个人塑造为唯阶级斗争为能事的“战士”。

其次是以阶级性抹杀了个性。

人性即阶级性意味着人的本质只表现为阶级本质，每个人只具有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是没有个性差异的。

这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往往众多的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只要是划归在同一阶级的，从装束、举止、语言全都千篇一律。

在这同时，个性解放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表现。

因此，否定个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其阶级性所必然要求的。

毛泽东在20 世纪40年代曾肯定个性解放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是必要的，但他同时把个性分为“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等，“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后者则是“越出了无产阶级的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

这显然是把个性归结于高度自觉、出色地同化于无产阶级集体之中，“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③于是，个性就为阶级性所并吞。

周扬对待个性解放的观点的变化，很能说明本来具有正面价值的个性解放成了必须为无产阶级阶级性所消解的对象。

1941 年周扬肯定“个性解放”是“五四留下的光辉业绩”④，相隔不到一年，他则改变了说法：“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但是，“在这个新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人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应当是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

”⑤从周扬到毛泽东，可以看到以阶级性否定个性，已在中国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其实，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虚幻”的阶级集体中，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的”，而在“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

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①在他们看来，把个人仅仅作为阶级的成员使其隶属于它，是与个人的自由发展相悖的，是不正当的。

消解了个性，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个性的自由发展为价值导向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从上述可以看到，人性即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两方面曲解，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紧密相关，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

因此，以人性理论作为研究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不仅需要对儒家人性论“去魅”，也需要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失误。

事实上，儒家人性论的“魅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失误也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如《去魅》所指出的，儒家人性论的“魅化”在于混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自然属性，把善恶视作人性。

以为人性即阶级性的失误，实际上也是混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如《去魅》所说的，“没有沿着马克思区分‘人的本质’和‘人性’的思路和方法继续探索下去”，只是将善恶变换为阶级性。

毛泽东在上述关于人性、善恶等问题的批语中，明确反对区分人性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②在这同时，如上所述，他就开始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

就此而言，对于儒家人性论的重建必须将对其的“去魅”和纠正人性即阶级性的失误结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划分的著名理论“五形态说”在全世界影响很大，至今仍被大多数人认可。

关于“五形态说”究竟是谁提出的，在思想界有很大的纷争。

据有的学者考证，“五形态说”最早的提出者应该是列宁和斯大林。

“五形态说”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把社会发展的规律机械固定了，没有看到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使得这一发展规律与一些国家实际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

但是，它对社会思潮发展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马克思真正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阶段划分理论是“三形态说”，但是“三形态说”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和“五形态说”相吻合的。

所谓的“五形态说”就是我们平时最熟悉的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三形态说”是按照人与外界的关系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自由个性阶段。

马克思说：“人的依赖性（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阶段的第一阶段“人的依赖性的”的论点。

所谓人的依赖性，其实指的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人的发展受控于自然，人的需要依赖于自然。

作为活动的主体的人，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尚未分离，人完全受控于社会，人与人之间是明显的依赖性，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屈服于、依附于社会既有的等级和特权。

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指的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被忽视的，人与人之间依靠关系纽带相互联系，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而人的创造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