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体思维和中国政道思维

西方政体思维和中国政道思维作者：王绍光来源：《经济导刊》2014年8月5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

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

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

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

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

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

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

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

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

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

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

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

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

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

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

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

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

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

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

“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

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

“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

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

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

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

“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

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

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

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

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

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

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

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

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

”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

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

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

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

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

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

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

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

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

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

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

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

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

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

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

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

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

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

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

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

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

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

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

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

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

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

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

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

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

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

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

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

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

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

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