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范文

《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
从缓征到应征
如果你是大学生，有人问你，愿意选择色彩单调的绿色军营，携笔从戎献身于国防事业吗？你愿意怎么回答，当然是你的自由。

经历过高考的拼杀换来的大学生身份，意味着今后的人生道路可以有更多选择。

大则做一番骄人的事业，在优胜劣汰的疆场成为胜者；小则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上幸福庸常的小康日子。

既然知识改变命运，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没有一支军队。

尽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尽管各有各的追求，别人管不着；尽管有人不从军，也允许有人不选择军营……但是，军人这一行必须有人干，选择一种并不安逸也不平静的另类生活，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疆土与百姓的安宁。

和平的岁月远离炮火硝烟，战争的话题在此时显得太突兀，如同一个有些残酷的不和谐音符，无奈在于，它恰恰是一个真相。

战争不在我们身边，不等于就应该彻底忘却。

你可以淡漠，你可以回避，但战争并没有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万众欢腾，以为战争恶魔从此寿终正寝，事实证明，只是善良人们的良好愿望。

60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战争接连不断，已经超过2万次之多，枪炮的尖厉呼啸在我们这个星球仍然回响。

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一位资深军事专家的见解一针见血：一个国家出现和平思潮是非常危险的。

和平思潮是有威胁的思潮，在当今世界中，容易使人麻痹，使人不清醒，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消磨我们进取的勇气。

这位资深军事专家告诫自己的同胞：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危机意识、国防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参观可以看到，人家的国防教育、国防训练都是全民性的。

国家越发达，战备意识越强，美国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搞和平主义呢？所以，领导层、理论界不能倡导这种和平主义。

这种东西一旦蔓延开来，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就会削弱人们的危机意识，削弱人们的奋斗精神。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一句被无数人引用过无数次的名言，至今没有过时：“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
因为百年屈辱而渴望富强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渴望和平。

无情的悖论说明，为了和平绝不能放松警惕之弦。

确实，有军人存在才有和平，而军人存在就是为了防止战争，显然，现在还不到马放南山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说，服兵役不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吗？凭什么高中生参军见怪不怪，大学生参军就值得称道？大学生从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笔者也是揣着这个问题开始采访的，北上南下，刨根问底，一路追踪大学生从军的源头，一直追到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
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革命武装，自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之时起，除了高级领导人和部分将领，部队的主体就是贫苦工农。

识字不多，敢打敢拼，凭着小米加步枪，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浴血奋战，成就了一大批战功显赫的草根英雄。

这般传奇
的军队结构，贯穿了整个武装斗争的全过程。

即便如此，党与军队的领袖对于提高官兵的文化素质，仍然给予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影响至今：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形成，先是有红军大学，后又有抗日军政大学，在作战间隙培养军队指挥人才，一页页学生花名册就是一部部璀璨的名将录。

我曾请教著名军制专家刘岩将军，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投入军队干部工作文献史料整理的浩大工程。

主编过军队干部制度沿革的专著。

他告诉我，当日本侵略者践踏半壁河山的时候，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多达3万多人，其中初中以上占70％，其余也是初小毕业，这在文盲甚多、教育极不普及的旧中国，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他们所体现的，是救亡图存的洪流中，青年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理想的集体认同。

他们用知识服务于党和军队，后来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1949年10月1日，走过雪山草地、走遍大江南北、走过炮火硝烟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头戴缴获的美式钢盔，身穿黄色棉粗布军装，手持卡宾枪和三八大盖，伴随着军乐队吹奏的嘹亮的雄壮旋律，挺胸大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

据统计，这支在八一军旗辉映下骁勇善战的军队，初小以下文化程度占80％，有的连队找个写写画画的文书极难，高小或初中生绝对是宝贝疙瘩。

1952年，抗美援朝的纷繁战事还没结束，迅速改变军队指战员文化知识结构的重大决策，已经在中央军委的办公会议上酝酿成熟。

1952年6月1日起，全军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训练任务，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普及工作。

随后，一大批战火中提拔的沾满泥土味的中高级军官，陆续进入军事院校深造补课。

新中国诞生后一段时间，大学生何以仍在军中难觅？
我采访了对于兵役法规颇有研究的王书峰博士，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受益于北大“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严谨学风，在他的论文中就有对比悬殊的数字考证：新中国刚成立，军队总员额550万。

1950年6月，全军参谋会议推出精简整编方案，规定全军员额精简至400万，当年复员23．9万。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整编工作终止。

到1951年，全军员额627万，为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与之相比，1950年全国普通高校仅193所，在校学生仅13．7万。

显然，新中国在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上崛起，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大学生数量远远不够。

随着建设蓝图的陆续展开，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首先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军队只能服从大局。

王书峰对我说，当时大学生真是“缓征”的。

我没听说过，缓征？哪一级规定的？
于是，我看到了王博士提供的文字依据。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公告称，从1956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

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正在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就学的年满十八岁的学生，按照国务院的命令征集或者缓征，正在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缓征。

”
原来，大学生“缓征”曾是国家的法令。

虽然法令规定对于大学生“缓征”，国防科研战线仍享受特殊政策，高级知识分子直接入伍，甚至直接担任高级职务，并不是个案。

客观地说，在军队科研院所，大学生作为业务骨干是不能没有的，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1963年9月，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通过的《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将“个别征召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作为现役军官平时补充来源之一。

当时的大学是干部的摇篮，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分配到哪里都是干部身份。

国防尖
端技术领域成为“个别征召”大学生的首选，至于军队主体的基层部队，由于国家培养大学生的数量所限，无法列入“统一分配”的去向。

因此，笔者理解大学生与军队的关系有了一个参照系。

大学生的总体“缓征”，使得个别大学生入伍成为例外。

可惜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极左岁月的偏见所裹挟，大老粗因为根正苗红时常受到肯定与赞扬，人们看到了许多放牛娃出身的一代英杰，而大学生这个受人瞩目的群体，似乎与基层官兵渐行渐远。

1977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被“文革”十年中断的高考正式恢复。

在那个汗流浃背而又充满希望的炎热夏季，570万考生走进了全国各地的考场。

既有生不逢时的“老三届”，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

同场大考的年龄之悬殊，竞争之激烈，可谓新中国之最。

恢复高考是一个风向标，开启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前奏。

当年高校录取人数为27万，录取率4．73％。

不难想见，一个大学生所赢得的荣耀，与一次高考淘汰率所意味的难度系数，是成正比的。

此后的中国逐步清理“文革”动乱的危害，改革开放的帷幕艰难地拉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各行各业以重新思考的活力。

高等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当新技术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却陷于“政治挂帅”的泥淖不能自拔。

恢复高考意味着高等教育不再停滞乃至倒退，饱受摧残后迎来蓬勃生长，它不只是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且给闭关锁国以最后一击。

毫不夸张地说，在“文革”思潮尚未彻底清理的特殊状态下，当时高校最先大胆引入先进的理念与知识，跨进高校大门的学生也确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勤奋读书的校园氛围积聚着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