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蔡元培

蔡元培
教育发轫兼容并包
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1919年7月23日）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

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

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200元作为稿费。

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蔡元培宁静的法国时光。

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

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

一个月后，蔡元培启程回国。

实际上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

他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担负使命，蔡元培北上就职。

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蔡元培确实是以悲壮的心情离开上海的，他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

这也使得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京师大学堂是在1912年才被更名为北京大学，它显赫的传奇曾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它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在这场蹂躏中几乎一扫而光。

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不过风光难续。

从诞生之日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未及喘息，连年战祸纷至沓来。

这是1918年蔡元培和北大哲学门毕业班师生的合影。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停被人怀念，因为群星璀璨的教授团，也因为蔡元培引领群星利用这所没落的书院唤醒过大学精深的精髓。

虽然出现在这张照片中的北大教授不过冰山一角（辜鸿铭，刘半农，马叙伦，陈独秀，梁漱溟），但它仍然可以照耀出蔡元培的眼光、雄心，也包括胸怀。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说：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抵达北京城，《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北京城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新总统黎元洪亲自给蔡元培颁发了北大校长委任状。

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

他想过失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蔡元培写道：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后来他的继任者蒋梦麟做过这样的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1917年7月1日，早起的市民突然发现北京的大街小巷飘起大清国的龙旗，北大门口也围满了辫子军，喝斥校役，要求在校园中挂上龙旗。

张勋率领六千辫子军开进北京城，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名义，上演了复辟闹剧。

张勋命令黎元洪三天内解散国会。

面对急剧恶化的政局，原本正在潜心研究成立北大评议会的蔡元培，在第二天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呈，离开了北大。

蔡元培说，近日北京空气之恶达以极点。

张勋复辟闹剧12天之后，失败告终，总统府换了新人，出走天津的蔡元培也回到了北大。

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八次请辞，这是第一次。

蔡元培频繁辞职，学界有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蔡元培以退为进，用其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和人格魅力，数度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随着蔡元培邀请的教授们陆续进校，北大星空璀璨。

不到一年，蔡元培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花结果。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入北大，一年的发展，《新青年》的发行量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万份以上。

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也在蔡元培的扶持之下极度活跃。

虽然并行发展的还有象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社，不过蔡元培还是戴着新文化运动的教父桂冠，被后来的人们熟知。

国际时局此时也传来好消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捷。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极有可能收回被抢占的胶东领土。

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欢庆，在天安门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激情演讲了《黑暗与光明的消涨》的演说。

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和会的里程。

正当蔡元培开始密切关注巴黎和会时，桐城派古文学家林琴南（林纾）突然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他覆孔孟，铲伦常，锋芒直指以北大为阵地热烈开展的白话文运动。

许多年间未名湖畔人来人往，唯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往事反复而坚定地以佳话、谜团、情节等种种形式被传颂。

一位后来的北大学子写过这样一段美丽的怀念文章：未名湖畔，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暗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即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风神依旧。

但深刻的怀念常常源自于失而不再复得。

1919年的4月30日，巴黎和会突然传来令人震惊的密电，和会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因无力对抗，即将在合约签字。

情急之下，时任外委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坐马车赴东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电的内情告之了蔡元培。

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一位大学校长如何端平政治和书桌？这个难题并不只摆在蔡元培面前，蔡元培几乎以完美形象矗立潮头，他后来的举动显然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

虽然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师警察厅在北大门口试图阻拦学生队伍，但队伍很快冲破阻拦，整队出发。

随后势态急转直下，一场声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五四游行示威活动，后来演变为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

32名学生在与政府激烈的对抗中被捕。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这显然超出了蔡元培的意料。

5月7日，迫于全国舆论压力，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蔡元培亲自率领全体师生到红楼前的广场迎接，在学生欢庆胜利的热闹中，蔡元培再次开始撰写他入职北大后的第三份辞呈。

第二天，蔡元培的辞职声明见诸京报各大报端，声明中蔡元培写道：我倦已，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已。

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

当天北大校长蔡元培不辞而别，离京南下。

后来在声势浩大、长达数月的北大师生的挽留中，蔡元培回了北大，但改革之初的甜蜜和宁静仿佛不复再有，改革巅峰的繁华和美景也仿佛不复再有。

许多年之后，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也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第一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年在二十岁以上者，对于组织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1940年病逝之后，他浩瀚一生涉足过的城市，几乎都陆续开放了蔡元培纪念馆，一样的繁华，但也一样的寂寞。

七十多年间，怀念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寻找失落的精神，呼声不绝，但应者寥寥。

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倘若只能将足迹埋在纪念馆，却不能刻入时代年轮中，那么叹息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