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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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李晓阳,王　钊3

(西南农业大学,重庆北碚　400716)

摘　要:通过对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其动因的综合分析,阐述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关键词:国际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79(2005)03-0022-05

EVOLUTI O N OF THE I N TERNATI O NAL MONET ARY SYSTE M

AND ITS I M P L I CATI O N T O CH I N A

L I Xiao-yang,WANG Zhao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bei,Chongqing40071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 resents a comp 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 on of the internati onal monetary syste m and the driving force f or it and expatiates its influence on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 onal monetary syste m;exchange rate syste m;evoluti on of the syste m

国际货币制度具备3大功能: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规定一国货币同其它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保持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国际货币制度包括3个基本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含本国货币可兑换问题)。在当今中国加入W T O后研究国际货币制度对中国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构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

货币自身的发展主要有两条源流:一条是货币形式的演变;一条是货币职能的发展。从货币的形式上看,迄今为止,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几个阶段。从总的趋势看,货币形式随着商品生产流通的发生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时期。这一演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漫长的实物货币形式占主导的时期;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转化、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形式转化;现在和不远未来电子货币将占主导地位时期。

而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基本上有货币本位及汇率制度两条线索。其中,货币本位制度基本上是沿着金本位制度、金汇兑本位制度直至信用本位制度的线索发展下来的,而汇率制度似乎并没有这种继起关系。

1.1　货币本位制度分类　货币制度既可以分为3类: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又可以可分为两类,即金属本位与信用货币本位,其中金属本位又分为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

1.1.1　金本位制度　从英国1813年首先确立金本位一直到1930年左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又可分为金铸币本位、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3种形式:

1.1.2　银本位制　银本位从运行原理上看,类似于金本位,只是采用的是银而不是金。事实上银本位并不十分流行,主要是在一些经济不很发达的国家,如中国。其最大缺点是价格不稳定,原因在于银矿的分布广,开采成本低。随着技术革新,产量变动很大,形成了对货币流通的冲击。

1.1.3　复本位制　复本位制是指一国同时规定两种金属金和银同为本位币金属的货币制度。在复本位制下,金和银都可以自由买卖,自由铸造和自由输出入。但从各国实行复本

第3卷第3期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No.3 2005年9月 Journal of Southwe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 on) Sep t.2005

3收稿日期:2005-05-09

作者简介:李晓阳(1969—),女,四川郫县人,西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

3为通讯作者,男,西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位制的情况看,复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并不能同时流通,而是在某一时期实行金本位制,另一时期实行银本位制。

1.1.4　信用本位制　信用本位制度的广泛实行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结果之一。其主要特征是:(1)在流通中执行货币职能的是纸币和银行存款。(2)各国货币规定的含金量仅是名义的,不能按此单位兑换黄金。(3)黄金不再是一国货币发行的准备。在信用本位制度下,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不取决于该国的金属贮存量,而是取决于一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或其他因素的判断而制订的货币政策。在这种制度下,货币创造过程轻而易举,成本费用微不足道,并且受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

1.2　汇率制度　在金本位制度和金汇兑本位制度时期,有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分;在纯粹的信用本位制度时期,同样也有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分。

在汇率制度的研究方面,对于加强灵活性而又保持稳定性的方案很多。有学者建议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货币建立一个汇率软目标区,每种主要货币按一特定公式计算出“基础均衡实际汇率”并随主要经济基础指标的变动采取爬行钉住的原则进行阶段性调整,各国货币市场汇率可以在其“基础均衡实际汇率”的上下10%的软目标区内波动。有学者建议采用主要货币互相钉住各自汇率的方式,各国货币当局执行不抵冲的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改变有关国家国内货币供给而保持世界货币供应总量和增长率不变。有学者建议对国际金融交易征收托宾税,以抑制金融投机。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认为,对外汇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税,可以大大减少投机收益,缓和金融市场动荡,且有利于政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托宾1978年提出这个建议时并未引起注意,因为当时外汇交易额不大,且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现在情况不同了,金融市场游资达150万亿美元之巨,每天交易额达数万亿美元,消除金融动荡已经成了金融界和理论界普通关注的问题。全球托宾税预期收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当初托宾建议把此税的全部收入用作向第三世界贷款的资金。现在即使把全球交易量压缩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按5%的税率征收,就会使每个纳税年度世界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3000～4000亿美元,只要以其中10%～20%作为对第三世界的长期贷款储备资金,也会大大减少对储备货币总量的需求。

有关汇率制度的变迁,是国际经济众多因素演化的结果。现在总的势头是鼓励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鼓励I M F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全球金融一体化。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一体化进程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上世纪80年代占其G NP的33%,在今后10年超过50%),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据统计,1990-1994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增加了4倍,占流向发展中国家全部净长期资金的3/4,而且这些资金流动过去是以银行贷款为主,而现在却方式多样。在世界直接投资流入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20世纪80年代为23%,1992-1994年超过40%。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增加,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策和前景的改善。另外,资本流入流出国家结构的变化,诸如放松市场管制、资产多样化、跨国公司经营的国际化等,也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更起了重要作用。金融一体化有利于汇率安排的合作与稳定。

2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动因

2.1　制度变迁动因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尽管有其独特性,但是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仍然具有制度变迁的共性,因而在研究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之前,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因。根据现有的理论文献可以将制度变迁的动因概括为五类:经济增长推动论、利益格局变化论、技术变迁决定论、技术变迁自我循环论、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互动论。

2.1.1　经济增长推动论　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舒尔茨和拉坦持这种观点。舒尔茨(Schultz,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认为广义的制度是指管束人们的一种行为规则,限制到经济学领域内,制度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内生变量,因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制度变迁。尽管如此,舒尔茨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如一些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就不是这样。拉坦(Ruttan,1978)也认为,“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

2.1.2　利益格局变化论　这种假说认为,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戴维斯与诺斯(Davis and North,1979)持这种观点,他们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文中,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或收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动团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即利益格局变化导致制度变迁。

2.1.3　技术变迁决定论　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主张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持这种观点的有马克思(Marx)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生产方式的变化(即技术变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即制度变迁),尽管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对前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前者是提供社会制度变迁的更为基本的动态力量。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阿里斯(Ayres)提出了老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主要纲领:考察了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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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第3期 李晓阳等: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察了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因此,他们也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因素,技术变迁导致制度变迁。

2.1.4　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　这种学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也就是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持这种观点,他们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荷兰和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变迁,而法国和西班牙由于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其经济曾经一度陷入停顿。

2.1.5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互动论　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极,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看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拉坦(Ruttan,1978)持这种观点,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拉坦主张,“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依赖性很高,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2.2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普遍归因　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也可以普遍归因于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

2.2.1　从经济增长来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由于平稳的汇价机制推动了国际间经济贸易得以快速地增长,结果,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产生了矛盾,致使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制度内在地向信用货币制度转变,汇率制度也随之内生地发生变迁　以当时最主要的国家英美法为例,信用货币的比重从1885年的66%上升到1913年的87%。信用货币比重的大幅增加,使得原有的金属货币自动调节机制逐渐弱化,国际金本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正如特里芬指出:“总的来看,19世纪实际更确切地说应是信用货币本位制度的出现和增长的世纪,同时也是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安乐死的世纪,而不应说是金本位的世纪”。这其中就暗含着,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也会内生地发生制度变迁。

2.2.2　从国际利益格局变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资本债权下降了大约40亿美元;法国也损失了4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德国则几乎损失了其全部海外投资　二战后,欧洲和日本更是一片废墟,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陷于瘫痪。而与此相反,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一跃成为最大的国际债权国。这样,战争摧毁了英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英镑已不再是人们唯一乐于接受的货币,美元已强烈地威胁并直接替代英镑,充当起新的国际货币的职能。这样,国际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内在地需求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发生变革,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黄金本位制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便孕育而生。2.2.3　从技术变迁来看,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货币经历了铸币时代到纸币时代的变迁,进一步进入电子货币时代。2.2.4　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运动直接导致各国外汇管理制度发生变革,进而引致汇率制度变迁　据资料显示,到1994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基本上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且,从1991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了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地放松外汇管制。而外汇管理制度变革必然会引致汇率制度变迁。从实践来看,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改变其汇率制度,从钉住单一货币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或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据统计,钉住单一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62.6%下降到1994年的29.0%,而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所占的比例却从1976的2

3.4%上升到1989年的28.2%。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比例却又明显地减少,从1989年的28.2%下降到1994年的17.4%。相反,发展中国家却愈来愈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采用的国家比例从1989年的33.6%增加到1994年的53.5%。

2.3　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　除共性因素之外,国际货币制度变迁还有其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经济学家Poirs on(2001)以1990 -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选取了16个影响变量作为检测标准。其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 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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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相比而言,在这16个影响变量中传统的最佳货币区衡量标准,诸如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 DP似乎没有显著的作用(Poirs on,2001)。

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中,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以新兴市场经济墨西哥和泰国为例。1987年12月墨西哥在经历了数年高通货膨胀之苦后,将比索钉住美元。其后,从1989年1月始墨西哥由固定汇率变为预先宣布的爬行钉住,1991年末又引入了汇率带,允许货币缓慢贬值。这一系列汇率制度变迁的主要目的都旨在通过货币钉住来确立低通胀信誉。但是,事实上墨西哥并没有因此而确立低通胀信誉。同时,外贸出口十分脆弱, 1993年墨西哥经常账户赤字已占其G DP的7%,1994年为8%。这样,1994年12月在墨西哥新政府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骤然丧失,投资者恐慌,资本市场发生逆转,比索急剧贬值,货币危机很快恶化。结果,墨西哥政府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而转向浮动汇率制(Obstfeld and Rogoff, 1995)。

同样,泰国搞新兴市场经济,为了吸引外资,1990年5月泰国宣布了第一轮外汇自由化改革方案,接受I M F第Ⅷ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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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消除对经常账户下支付的所有限制。1991年5月泰国又进行了外汇自由化第二轮改革,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对非居民在资本、货币市场从事的证券、信贷交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交易全面放开,实现自由化;基本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结果在1994年以后,泰国经济出现了过热迹象,通胀率高增不下、经常账户赤字显著扩大,尽管政府当局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泰铢与升值的美元固定钉住而使泰国出口竞争力丧失。虽然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为强大的资本流入所融资,但是由于将近60%的资本流入是短期资本,致使泰国经济对资本市场风向的逆转十分脆弱。结果,1997年7月2日,当局在损失了巨额外汇储备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了自1984年11月以来实行的泰铢钉住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制度,转向管理浮动汇率制。

货币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与规模的发展变化,货币制度必然变迁。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在于原有制度均衡被打破,原有制度安排无法满足国际经济活动,原来的一系列规则和规范形同虚设,从而产生对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需求。同时,改变旧的国际货币制度既需要达成国际社会多方共识,又需要有一种为众多成员接受的可供选择的新的国际货币制度。

一项合适的国际货币制度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所有成员国都可以因此受益:但是国内公共产品由本国政府出面提供。。那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就只能是受益最多的国家。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国牵头成立,并负责执行,金本位制度中英国扮演了主角,至于欧元区和欧洲货币体系主要是德国人担当了重任。既然国际社会多极化成为潮流,也就难以有一个国家能够胜任建立全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制度的重任。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目的在于进一步降低国际间交易费用和减少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发展.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头痛的事情。在这个形势下.试图控制资本流动几乎不大可能;所以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出发点是选择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主要在稳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之间权衡,即汇率越是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越差、反之亦然。就此而论,短期内难以建成和发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国际社会更多的是在构成国际货币制度3个基本内容之间寻求合作,E MS模式或者欧元模式也许会成为众多经济区域的国际货币合作首选方式。

3　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3.1　从经济增长来看,1995-2004年中国G DP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都在7%以上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阶段非国有经济已占到G DP的2/3强。这些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很高,从而决定它们迫切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由此,它们内在地要求人民币汇率由钉住汇率转向管理浮动汇率,以反映外汇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价格。

3.2　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贯穿于整个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固定钉住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为强制性外汇计划,对外汇实行留成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双重汇率制度。其中,1979-1985年为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1985-1993年为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强制性外汇计划,允许外汇使用者凭有效进口单据从指定银行购买外汇;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兑换。与此相对应地,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力因素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需要退出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

3.3　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我们可以推论出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由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

鉴于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 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2、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而且,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根据Poirs on(2001)观点: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 DP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没有显著的作用。另外,我国不存在“美元化”现象和政治不稳定。因此,根据剩下的影响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合意的汇率制度应该在HB,CP,C B,MF或I F中选择,而实际上1995-1999年人民币汇率逐年变动幅度非常小,表现为I M F传统的固定钉住制,具体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史晋川、沈国兵, 2001)。

尽管中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完全不符,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而阻止了资本流出,隔离了外来游资对汇率制度的冲击,从而幸运地规避了货币危机和汇率制度崩溃。但是,在我国正式加入W T O后,按照中国加入W T O后金融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1)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后,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2)银行及证券2003年开放银行间人民币往来;(3)2004-2005年,A、B股合并,允许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基金管理,并开放人民币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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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第3期 李晓阳等: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供的服务,它具有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成本核算低廉、安全快捷、方便周全等明显的优势。其业务分为3大块:(1)传统商业银行服务以及证券清算、外币业务、信息咨询、消费信贷等新型商业银行服务;(2)在线支付,既包括商户对商户商务模式下的网上采购等批发交易,以及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与清算。(3)新的业务领域,比如集团客户通过网络银行查询子公司的账户余额和交易信息,在签定多边协议的基础上实现集团公司内部的资金调度与划拔,提供财务信息咨询、账户管理等理财服务,还可以进行中际收支早报、发放电子信用证、开展数据统计等。因此,将来的银行将能够提供“AAA式服务”,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种服务包括更多的针对性、个性化和人情味。同时,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金融电子化的引入和深化持续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并使网上银行代表着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方向,网上银行的经营成本只占经营收入的15%～20%,而相比之下传统银行的经营成本占经营收入的60%左右。银行业务电子化、网络化还将改变金融企业管理方式、提高金融企业管理的深度、广度和效率。

正如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固步自封的代价将是灭亡。商业银行如果不希望成为比尔?盖茨所言的“行将在21世纪灭绝的恐龙”,就必须战略性地

,实现自身发展里程中脱胎换骨的变革,抢占未来竞争中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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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办理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到2006年,外资银行获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4-5年内,不管愿意与否,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都将实现市场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将完成由准外汇管理向宏观间接外汇管理转变,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单一货币钉住),而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然,这是一种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惬意的是,既然中国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管理浮动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已经相符,所以,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无非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而已。

3.4　从长远来看,我国可考虑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国元”共同货币区　根据W T O非歧视性和贸易便利化原则,台湾当局有义务开放两岸、实现直接三通,取消对两岸经贸交流一切不合理的限制。可以预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不久的将来,大陆和港澳台经济金融一体化必将取得长足的发展。出于节约外汇交易成本和规避汇率风险,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内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这样,“一国两制”下大陆和港澳台自由贸易区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个“中国元”共同货币区应比当初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欧元区”更加必要和可行。当然,要真正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国元”共同货币区,还有赖于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政治框架,实现直接三通;而且,人民币必须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在这些前提下,随着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可逐步实现人民币、港币、澳元和新台币4种货币由汇率稳定到汇率固定,并适时创造出共同货币“中国元”,然后按照拟定的期限逐步完成货币统一的任务。因此,未来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国元”共同货币区既是符合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趋势,也是推进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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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第3期 陈伟:论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