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西方启蒙运动

浅谈中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从堂吉诃德和阿Q说起摘要：小人物的命运悲歌可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起伏跌宕。

在中西方两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中，都是本着思想解放和开启民智为目标，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本文以堂吉诃德和阿Q着眼，通过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从而窥看中西方两次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

从而引发对于启蒙运动的思考，以及在当下的意义。

关键词启蒙运动堂吉诃德阿Q谈到中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得不提到13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915年到1920年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敲响了欧洲中世纪的丧钟，将教会统治赶下神坛，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极大的彰显，资产阶级由此获得成长的不竭动力。

文学、绘画、雕塑等领域的大师层出不穷，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不断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遭遇到极大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

经历了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到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都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于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进步文人，高扬“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战，并且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这是两个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时代，各种因素、事件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很难辨别出中间的味道。

我想，选取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鲁迅《阿Q正传》的阿Q，试图通过这两个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来窥看两次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以至结局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的影响，由此引发对于启蒙运动本身的思考。

堂吉诃德和阿Q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很早有人就提出一个疑问“鲁迅的阿Q是否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某种内在联系？”换句话说，鲁迅是否借鉴了塞万提斯的写作手法？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我们可以从“影响研究”这个角度切入。

然而，通过对于史料的分析，这个设想站不住脚。

大家知道，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1921年12月发表的，后收录在小说集《呐喊》中。

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林纾在1922年译出引入中国，到30年代才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

其中，又以建国后杨绛翻译的版本为最佳。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塞万提斯对鲁迅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从《二心集.中华民族的新堂吉诃德们》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是非常感兴趣的，并且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

因此，在这里，我们选取平行研究的角度来挖掘。

有人说这两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对让人爱不起又恨不起的难兄难弟”，阿Q是堂吉诃德的缩影。

无疑，“精神胜利法”是两人性格中的典型特点。

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随从桑丘“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骤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就要好转。

”他认为在游历途中遭遇痛打“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比微不足道，然后给自己戴上“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又欣欣然起来。

可爱的堂吉诃德借“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是自己不会因为暂时的挫败而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打击泯灭了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从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疯疯癫癫的骑士灵魂深处的真诚、执着和勇气，看到了他对于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念。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发挥着自我鼓舞的积极作用。

再来看看我们的阿Q。

在和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他会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之后，会自我安慰地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时候留出了一条尾巴，他还底气十足地说“孙子才画的圆呢”。

这些自欺欺人的安慰是他把实际上真真切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幻想的胜利，感觉这些话里面更多的是“自轻自贱”。

他只是借此来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

他只是说服自己不断地去适应凄惨的生活，而丝毫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阿Q作为一个“丢失了民族的”国民，被丢进了破碎飘零的社会。

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中，逐渐向现实低头，以至最终失去了抗争的气力。

因此，阿Q 的“精神胜利法”消极地啮噬着他的灵魂，只会让他更加堕落。

第二点就是悲喜掺杂的人物性格。

无论是阅读这两部作品，还是观看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每个人都会被他们荒诞的行为、搞怪的言语逗得捧腹大笑。

但是，等到静下心来，一股心酸涌上心头。

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在“封建骑士小说”的毒害中疯癫而死，一个是被“丑恶的社会”集体谋杀。

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亦是可怜的。

强烈的悲凉之气充斥在胸间，为他们叹息，为他们扼腕。

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感觉到这其间的“悲喜二重性”又有不同的侧重。

我个人觉得，堂吉诃德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悲剧的英雄”。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在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勇往直前的悲剧审美愉悦。

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

尽管他身体羸弱，总是遭遇痛打和失败，但是他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精神令人佩服。

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不好的遭遇，“都是游游侠分内的事情！”我们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独立的精神人格、自由的思想意志、坚定不移的信仰。

以至于我们在想起堂吉诃德的时候，内心也会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他的悲剧中凸显的是他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是他撕破封建桎梏的挣扎。

说起阿Q，我想大家更多的可能是悲哀。

鲁迅在喜剧的定义是“喜剧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个人看”，因为阿Q是一个“喜剧的无赖”，所以他的死去让我们有种莫名的轻松，觉得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不如早死免得浪费社会资源。

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的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因此，阿Q身上就杂合了国民众多的劣根“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进取”。

他的身上完全没有英雄的色彩，我们也感受不到他性格里面的光辉与崇高。

我们对于阿Q有种天然的排斥和厌恶，一提到这个人物形象便会与“国民劣根性”联系起来，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鲁迅先生本来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警醒大众，可是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越来越聪明的国民只是一味地对号入座，而全然没有反思的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堂吉诃德，还是阿Q，他们都是心怀事业的人物。

动乱的时代赋予了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所处的阶层也让他们向着自己的心中的抱负进发。

堂吉诃德无疑是具有明确的、坚定的追求，那就是不畏强暴、复兴骑士道、励志扫除人间不平。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人生目标”，我觉得有两个因素：首先，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没落的封建主，他的身上无意识地残留着封建骑士的精神秉性。

其次，当时骑士小说的风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发了他内心的力量，从而投身到匡扶天下，扶危济世的游侠之路。

或许他的这些想法有些不合时宜，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些疯疯癫癫，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他，因为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叹弗如。

在他的这颗事业心之上，还有一种比黄金更宝贵的东西，就是信仰！对于心中骑士道精神，他如同上帝一般的笃信。

在他的信仰里面，包含着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

他意识到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反复宣扬要“扫除暴行、改革弊端”；他反对各种等级观念，关心民间疾苦；他崇尚自由，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为此他冒险拯救犯人，恢复他们的自由。

之所以读者会把堂吉诃德看做是一个“悲剧英雄”，大概就是因为它成了我们心目中的“殉道者”。

怀着“扫除人间不平”的坚定信仰，面对之家人的各种阻挠和旁人无尽的嘲讽，即使处处遭遇碰壁也绝不回头。

没有强大的信念作为支撑，没有一颗赤子之心，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新航路开辟的航海家们：无论是发现新航路的哥伦布，还是完成环球航行的的麦哲伦。

在他们漂泊海上的日日夜夜，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支持着他们平凡的心。

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到，资本主义家一直坚信，他们是在为上帝扩大再生产。

阿Q因为有过一段“革命”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

作为一个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他有自发的革命意识。

无论是被赵太爷痛斥，剥夺了他“姓赵的权利”，还是被“假洋鬼子”暴打，都对他的自尊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没有忘记，一一记在心里。

加之，他骨子里喜欢随波逐流，而且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的契机，于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

读者的心里都明白，阿Q只是趋炎附势，缺乏主观判断，更谈不上坚定的信仰。

他本来是痛恨革命的，只是看到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便有些神往。

特别是成为“革命党人”后，他一下子神气得不得了，在未庄颐指气使，认为自己真的就出人头地高人一等。

他所谓的“事业”，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让自己积累更多的“精神胜利”的资本。

从人物命运窥探中西方启蒙运动堂吉诃德和阿Q，两个在启蒙运动中荡涤的小人物，虽然都未能摆脱惨死的命运，但是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堂吉诃德死后获得了“英雄般的礼遇”：传播人文主义精神的骑士、永不妥协的的斗士、封建礼教的反叛者，把他和哈姆雷特、浮士德并称为西方三个最杰出的艺术典型。

他身上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努力进取，就连中国的很多作家都对堂吉诃德的这种精神推崇备至。

阿Q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死后，成为了国人痛斥的对象，被评价为“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并且被后世的人们不断唾弃，直到现在，我们谈到阿Q，似乎还对他充满了“嫌弃”。

阿Q是可怜的，知道临死的那一刻，他还是没能喊出一声“救命”，他已经不知道谁可以作为他精神的依靠了。

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并且永远没有救赎的机会。

从两个人物的命运里，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结局：一个是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一个只是“铁屋子”里的呐喊，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

两次启蒙运动的相同点是，都是借助传统的力量实现对于民众的启蒙。

但是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是借助传统来反对传统，在传统之上生发了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对全部传统文化的集体否定，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实现国民启蒙。

对比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启良老师在他的著作《新儒家批判》中有过精辟的论述。

首先从时间地域上，文艺复兴持续了三个多世纪，波及到西欧几乎所有的国家，各个领域类的大师层出不穷。

而新文化运动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主要的影响力也只是在一些诸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而且手中主要是有知识，有独立思维的青年知识分子。

其次在启蒙内容和方式上也不尽相同。

文艺复兴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为旗帜，其实是对传统的创新，就是将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注入其中。

从而使得这种新生事物充满了强大的力量，并且直指封建世俗神权，最终将教会特权赶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