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西方启蒙运动

浅谈中西方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

——从堂吉诃德和阿Q说起

摘要：小人物的命运悲歌可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起伏跌宕。在中西方两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中，都是本着思想解放和开启民智为目标，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以堂吉诃德和阿Q着眼，通过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从而窥看中西方两次启蒙运动的不同结局。从而引发对于启蒙运动的思考，以及在当下的意义。

关键词启蒙运动堂吉诃德阿Q

谈到中西方的启蒙运动，不得不提到13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915年到1920年在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敲响了欧洲中世纪的丧钟，将教会统治赶下神坛，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极大的彰显，资产阶级由此获得成长的不竭动力。文学、绘画、雕塑等领域的大师层出不穷，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不断产生巨人的时代！”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遭遇到极大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经历了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以自强”，到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变法”，都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进步文人，高扬“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战，并且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这是两个风起云涌，波谲云诡的时代，各种因素、事件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很难辨别出中间的味道。我想，选取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鲁迅《阿Q正传》的阿Q，试图通过这两个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来窥看两次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以至结局给那个时代的人们造成的影响，由此引发对于启蒙运动本身的思考。

堂吉诃德和阿Q人物形象的平行研究

很早有人就提出一个疑问“鲁迅的阿Q是否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某种内在联系？”换句话说，鲁迅是否借鉴了塞万提斯的写作手法？如果这个猜想成

立的话，我们可以从“影响研究”这个角度切入。然而，通过对于史料的分析，这个设想站不住脚。大家知道，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1921年12月发表的，后收录在小说集《呐喊》中。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林纾在1922年译出引入中国，到30年代才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又以建国后杨绛翻译的版本为最佳。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塞万提斯对鲁迅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从《二心集.中华民族的新堂吉诃德们》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对于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是非常感兴趣的，并且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因此，在这里，我们选取平行研究的角度来挖掘。

有人说这两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对让人爱不起又恨不起的难兄难弟”，阿Q是堂吉诃德的缩影。无疑，“精神胜利法”是两人性格中的典型特点。

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随从桑丘“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骤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就要好转。”他认为在游历途中遭遇痛打“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比微不足道，然后给自己戴上“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又欣欣然起来。可爱的堂吉诃德借“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是自己不会因为暂时的挫败而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打击泯灭了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从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疯疯癫癫的骑士灵魂深处的真诚、执着和勇气，看到了他对于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发挥着自我鼓舞的积极作用。

再来看看我们的阿Q。在和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他会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之后，会自我安慰地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时候留出了一条尾巴，他还底气十足地说“孙子才画的圆呢”。这些自欺欺人的安慰是他把实际上真真切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幻想的胜利，感觉这些话里面更多的是“自轻自贱”。他只是借此来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他只是说服自己不断地去适应凄惨的生活，而丝毫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思。

阿Q作为一个“丢失了民族的”国民，被丢进了破碎飘零的社会。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中，逐渐向现实低头，以至最终失去了抗争的气力。因此，阿Q 的“精神胜利法”消极地啮噬着他的灵魂，只会让他更加堕落。

第二点就是悲喜掺杂的人物性格。无论是阅读这两部作品，还是观看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每个人都会被他们荒诞的行为、搞怪的言语逗得捧腹大笑。但是，等到静下心来，一股心酸涌上心头。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在“封建骑士小说”的毒害中疯癫而死，一个是被“丑恶的社会”集体谋杀。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亦是可怜的。强烈的悲凉之气充斥在胸间，为他们叹息，为他们扼腕。

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感觉到这其间的“悲喜二重性”又有不同的侧重。我个人觉得，堂吉诃德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悲剧的英雄”。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那种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勇往直前的悲剧审美愉悦。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身体羸弱，总是遭遇痛打和失败，但是他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精神令人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不好的遭遇，“都是游游侠分内的事情！”

我们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独立的精神人格、自由的思想意志、坚定不移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在想起堂吉诃德的时候，内心也会充满了强大的力量。他的悲剧中凸显的是他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是他撕破封建桎梏的挣扎。

说起阿Q，我想大家更多的可能是悲哀。鲁迅在喜剧的定义是“喜剧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个人看”，因为阿Q是一个“喜剧的无赖”，所以他的死去让我们有种莫名的轻松，觉得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不如早死免得浪费社会资源。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的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阿Q身上就杂合了国民众多的劣根“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进取”。他的身上完全没有英雄的色彩，我们也感受不到他性格里面的光辉与崇高。

我们对于阿Q有种天然的排斥和厌恶，一提到这个人物形象便会与“国民劣根性”联系起来，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鲁迅先生本来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警醒大众，可是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越来越聪明的国民只是一味地对号入座，而全然没有反思的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堂吉诃德，还是阿Q，他们都是心怀事业的人物。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