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陌生化

谈张爱玲小说中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的基本构成原则是表面互不相关而内里存在联系的诸种因素的对立和冲突,正是这种对立和冲突造成了“陌生化”的表象，给人以感官的刺激或情感的震动。

其实所谓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通俗地说，就是将文章写“新”，把故事讲“奇”。陌生化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观照生活的新的视点，并使我们在文学中不是印证熟识的生活而是发现新奇的生活，改善和改变我们世俗的、常态的生活感觉，进而改善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动方式，与我们面对的生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陌生化并非是脱离现实生活情况，而是对一个故事以另外一种视角进行重述，使其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学新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赢得不同时代读者的喜爱，不仅因为她小说反映的平凡人生故事多么“传奇”，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作品语言的匠心独运。

陌生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其价值在于能否营构陌生化的艺术氛围。文学创作主体借助于陌生化手段引导接受主体在一种奇异新鲜的陌生化效果中感受到事物的本真状态。陌生化使事物变得陌生,使感知重新变得敏锐和深刻,因而营构陌生化的艺术氛围异常重要。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最基本的形态是文字的。

(一)文学语言的陌生化

张爱玲在小说语言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她的小说之所以刺激读者的眼球，就在于语言的强烈视觉化，而将这种感觉发挥到至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色彩

语言的运用。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苏青形容她的小说语言是：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她的小说色彩语不只是停留在对客观物象的复制和感觉的捕捉上，更重要的是饱含着色外之“色”的审美意蕴。

环境特征往往是人物情绪的外射，通过色彩语言的描绘，往往会放大和渲染人物的心理感受。《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葛薇龙想留在香港继续求学，希望得到姑妈的资助，只身一人来到梁家，却受到无法忍受的奚落，此时，看到屋子里的装饰是：

“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

“宝蓝、苍绿、青、红”的色彩固然鲜艳，但是这种夺目的色彩并没有调制出一丝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反而让人感到恐怖，像是潜伏着静静的杀机，暗示出姑妈具有杀伤力的语言对薇龙未来人生的茫茫威胁，是薇龙将置身命运陷阱的信息转递。

“葱绿配桃红”，本是中国绘画审美中犯忌的色彩搭配，但是对古典绘画颇有研究的张爱玲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在于用这种格外扎眼，格外夸张的色彩，更有效地揭穿人物心灵的激越、矛盾和不安。

“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倾城之恋》）

油画般的色彩勾勒出一幅独特的香港市景图：光怪陆离，繁华喧闹，充满现代商业文明的刺激。然而，男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可以想见，他们的恋情怎能有温馨、宁静的幸福感？事实上是，男女主人公彼此的

内心世界恰如这犯冲的色彩，时刻在角斗、在厮杀。

“三轮车夫披着方格子绒毯，缩着颈子唏溜溜浠溜溜在行人道上乱转，象是忍着一泡尿。红棕色的洋梧桐，有两棵还有叶子，清晰异常的焦红小点，一点一点，整个的树显得很玲珑轻巧起来。冬天的马路，干净之极的样子，淡黄灰的地，淡得发白，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黑沉沉的，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一辆电车驶过，里面搭客挤得歪歪斜斜，三等车窗里却戳出来一大捆白杨花——花贩叫做白杨花的，一种银白的小绒咕嘟，远望着，象枯枝上的残雪。”（《创世纪》）街上片断零碎的景物，一经色彩的涂抹，总算泛出生命的活气。但是不顾祖父干涉的潆珠，决定出来找活谋生时的心情，是凄冷、孤寂和荒凉的。这些环境描写的色彩词语，颇具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营造特点，因而富有诗意美。

张爱玲小说语言中，对冷暖色调的调配，尤为醒目。代表作《金锁记》中就有这样一段：

“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站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眼中，长安家是一个由“青灰色”、“昏黄”和“湖绿”等色彩所构筑成的灰暗世界，突然掺入一点“大红”，使灰暗的色彩注入了亮色，这种强烈的对照，把曹七巧阴森恐怖的变态心理活脱脱映衬出来，让人直觉感到“已经在破坏中，还有

更大的破坏要来。”

(二)文学形象的陌生化

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读者在语言的感染下经过联想和想象,便可在头脑中唤起相应的文学形象,从而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艺术世界。比如一个时期,在我国文坛上有这样一类作品:只要作品中出现一个贼头贼脑、尖嘴猴腮的人物,人们大致会料到这是个阶级敌人,以下便有投毒、放火、盗窃之类的破坏活动,最后必然会被心明眼亮的人民群众发现。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内蕴最为丰厚的作品，她消解了普通的母亲形象，刻画了一个阴狠毒辣的母亲形象——曹七巧，把金钱异化人性的力量叙述的惊心动魄。《金锁记》写出了人性的扭曲与变态，颠覆母爱，解构母亲神话。由于曹七巧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下从未享受沟生命的真正快乐，长期的性压抑刺激了她的心理，满腹怨气变成尖刻歹毒的人。七巧在潜意识中是把儿子当作一个真正的男人来看待的，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别人得到。她让儿子通宵达旦的陪她烧烟泡，追根究底的盘问媳妇的情况，次日便在牌桌上添油加醋的加以公布，长白的一妻一妾先后在七巧的精神折磨下丧命。如果说对媳妇的折磨是为发泄同性的嫉妒，变相占有儿子，那么对女儿婚事的破坏则是为了满足其施虐欲。女儿长安同留学生童世舫的新式恋爱带来的精神变化与七巧的不幸形成强烈的反差，她把对生活的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虚设圈套在漫不经心中用一句话断送了女儿的婚事。七巧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结束了人性大毁灭的悲剧，也把传统的母亲形象完全消解了。

张爱玲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常常从外形穿着打扮着墨，有评论者认为她的小说人物出场往往是一堆衣服的叠砌，但是透过华丽的服饰表面，显露出的是一种凄切、苍凉的人生状态，所以她的视觉化色彩语有着强烈的内趋性。

“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