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

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

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

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

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

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

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

（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Ⅱ）。

《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

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

”（《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

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

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

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

（《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

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

《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

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

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

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

《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

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

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

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

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

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

（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

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

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

”“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

”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

”“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

”（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

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

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

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

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

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

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

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

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

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

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

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

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

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

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

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

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

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

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

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

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

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

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

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

《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

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

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

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

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

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

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

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

”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

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

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

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

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

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

（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

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

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

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

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

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

到了公元553 或554 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 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

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 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

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

（见《丝绸之路》第148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

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

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

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

《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

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

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

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

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

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

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

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

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

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

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

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

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

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

《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