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下的文学现象论

消费主义下的文学现象论系：中文系班级：07级2班姓名：常王茹学号：200720101206摘要：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涉及到文学创作的三个群体：文学作者——传播媒体——读者，其中的作者和读者已有以往的直接关联的关系渐变成两个似乎彼此远离的群体，因为其中插入了一个介体——传播媒体，其强烈的参与意识，强调话语权和表现欲深刻地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

曹丕于《典论·论文》中最早阐明文学的社会功能：“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

”文学曾经要求作家肩负起教育人们认识生活，引导人们共同前进的历史使命，要求作家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去介入生活，对生活做道德﹑政治的评判。

关键词：消费主义语境文学现象“消费主义”源于西方，“产生”于美国，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即“消费”满足的不仅是“需要”，更强调满足“欲望”，反映了现代化思潮中人们不断膨胀以及空虚的生活状态。

我国消费主义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

罗钢在《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中谈到了文化消费主义对人们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人生观的影响。

还有陶东冈在《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阐述了文化消费主义促进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明星化、类型化、鄙俗化影响中的作用以及通俗文学终极关怀缺乏的思考等。

在2004年召开的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国内专家学者就语境变迁与学术取向、现实关怀与问题研究、传统转换与文化重建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促进了社会商业化的进程和消费主义时尚的兴盛，进而促使当代文学开始从传统经典文学向时尚文学、从审美性的精神文学向娱乐性的消费文学转型。

文学的这种转型是建立在创作主体对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上的，文学的创作取向与读者定位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文学的主导趋势开始向消费主义时尚靠拢。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涉及文学创作的三个群体：文学作者——传播媒体——读者，作者和读者已有以往的直接关联的关系，变成两个似乎逐渐远离的群体，而传播媒体却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强调话语权和表现欲，无论是新兴的网络媒体，还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类的传统媒体，无一不是注重文学作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文化价值。

现实中的人越来越远离自我原则、内心立场，在适应不断加剧的社会变化时，作家还如何能够刻画出具有性格深度的典型人物和历史（现实）深度的典型环境呢？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

艺术不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渴望与困惑、宣泄审美的情趣与冲动，展现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而是出于赚钱的需要。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突出表现为：首先，文学的明星化，导致“政治”冷漠。

当文学为一种产业进军消费社会时，文学从以往单纯的精神文化构建演化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重任在当代缺位的情况下，被媒体文学接去了。

中国大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世俗化的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学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消费主义时尚引导了文学的主导趋势。

媒体文学最明显的特点是它的自由度，网络时代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他们往往自命为“自由诗人”、“专栏作家”、“网络作家”，专心致志地为网络而写作。

同时，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明星。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张爱玲热”、“沈从文热”、“曹禺热”等，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沈从文、曹禺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

很多人也许从未认真读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却熟知张爱玲的逸闻妙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及动人的小儿女爱情故事，曹禺戏剧中乱伦情爱故事等等。

更通常的范式是“误读”和“异读”其作品，忽略其深刻的人性探寻和别致的审美创造，把张爱玲、沈从文、曹禺明星化、传奇化、小资化。

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

欣赏张爱玲、沈从文、曹禺变成了“消费”张爱玲、沈从文、曹禺。

对其过度消费的结果，使名家被平面化、庸俗化。

媒体对余秋雨的包装也如此，他自1992年出版的《文化苦旅》以来，一路高歌猛进，98、99年分别出版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体中频频亮相；莫言、贾平凹、池莉陆续成为书商包装的对象。

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产生的明星化也更加成体系：书商选定有潜力的目标，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完备的市场运作模式。

韩寒、卫慧、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这种造星模式的结果。

但这也反映出文学内在精神的日渐空泛，从而导致人们对作家形象的关注。

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合谋打造文化明星的过程，世纪上是抽空文学本质和内涵，将文学异化的过程。

其次，创作的模式化，消隐了文学的个性。

随着大众传媒的无限扩张，文学写作不再可能以情感的精致表达来实现自己的独创性，而是强调了自身在一场规模巨大的传播活动中的观赏性价值。

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模式化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创作中。

文学创作集中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体裁，这些小说类型在结构上高度模式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

“小资写作”总是围绕成功人士、汽车别墅、美女酒吧等等，例如王朔、池莉等许多作品都是一个套路。

表现当下的现实问题小说，则主要集中在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政治与情感的矛盾。

甚至代表精英文学一族的国产“大片”也不脱俗，如《满城尽带黄金甲》《英雄》《夜宴》等。

文学创作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物、情节、语言以及构思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类型化的现象。

“这些大片中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完全是空缺的，我们不知道应该同情影片中的哪个角色——暴动者还是平暴者，造反者还是镇反者，所有作者几乎没有好坏之分，正反面之分。

他们共同拥有的就是无望的欲望，狠毒的阴谋和刻骨的仇恨。

”①近几年的大片都呈现复制和摹仿的模式：武打古戏、复仇主题、滥情男女、色彩渲染等。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人文关怀。

当代文学中充斥着低俗的作品，发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生活。

大众文学成就了一些像卫慧木子美一样用“下半身写作”的人，也满足了不少读者的窥视欲望。

作家身份的丧失，文学体制的撤除是与精英文学或者经典文学那种载入史册的渴求背道而驰的。

以往居于主流地位的雅文学、精英文学日渐式微，而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大众文学异军突起。

现代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已无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那些长篇巨作，而电视剧、网络文学的可视、可感、可参与等特点，是现代都市人最惬意接受的事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

现代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审美意识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各项制度的改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生活方式趋向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从容容地坐下来，从高雅的文学审美活动，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探求审美价值和享受所谓的“韵味”，也没有通过文学接受活动去完善和充实自己的欲望。

许多人欣赏文学只是为了娱乐，只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只是为了排遣疲劳，获取被挤占的快乐。

今天的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是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

只有“生产”出一批有消费欲望和激情的消费者，产品才能卖得出去，商品生产的目的才能实现。

对于消费主义文化来说，读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更是文学作品的买主和顾客，正是有由他们的购买力构成了文化市场。

对消费主义所推崇人的生活享受享受和快感，马克思有相关而又不同的论述，他指出，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②异化劳动“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

”③劳动本身可以给人提供两种快乐，即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而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不得不放弃这两者。

消费主义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文学的消费倾向导致读者的消费性阅读心理膨胀。

在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媒介的挤压下，使得文学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表征手段。

在影视剧中，文学中的韵味、意境以及悟性等先在接受条件在这里一概缺席。

多数读者不去阅读经典名著、阅读大师杰作，而是听凭于“趣味”的驱使把精力消费在“庸俗——粗俗”的文学地段，阅读一些有趣但不人流的作品，甚至远离文学作品，热衷于影坛轶事，花边新闻。

因此，出现了大众对文学需求的低级化、娱乐化倾向，忽视了其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

因此，纪实文学趁机崛起，成为一种流行的文体。

现代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读一段真实的故事，远比细嚼慢咽地欣赏一个虚构性的很强的故事来的快。

这种节奏较快，容易看懂的纪实文学消解了文学的深度模式。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成功就在眼前，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新的“成功人士”的兴起就是对新时代“成功”一词的最好的注脚。

因此，一个人关于成功的故事铺天盖地而来，《哈佛女孩刘亦婷》出版以来，长期处于畅销书排行榜，甚至连广告也不放过对“成功”的诠释。

尽管任何成功的背后都有无数次失败，但这些故事却用成功的“花环”将失败掩盖起来，制造出一种“假象”。

大众宁愿接受这种“假象”而不愿看到失败。

还有就是对个人隐私与个人成长的极大兴趣。

90年代末掀起的“隐私热”，不无道理地说明这种文化心理的存在。

之所以能“热”起来并持续下去，除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跟国人的文化心态的变迁有关。

过去，我们耻于谈隐私，特别是在集体主义价值高扬的年代，谈论个人隐私是一般人所不敢的。

在当时人们心中，隐私是见不得人的，隐私就是罪恶。

但不谈隐私并不意味着隐私就能得到尊重。

事实上，过去我们的隐私屡屡受到侵犯而无可奈何。

“隐私热”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说明大众的文化心态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进步。

但另一方面，却有走入另一极端：兜售隐私、暴露隐私、个人情感的“大揭秘”。

“看与被看”的模式似乎在这里又一次被演绎。

“消费社会所致的语境变迁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出了如何实现普遍知识和异质知识调谐的问题，即如何在普适学理的支撑下建设由民族知识话语所构成的文艺学：全球化时代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艺学。

社会的转型或许更易觉察一种文化和理论的缺失，而这种缺乏本身又构成了这个时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语境。

”④因此，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片精神的栖息地，来寄托活着的理想，来提升人们的诗意。

而文学正是这样一个精神复苏的家园。

注释：①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判》，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②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文单行本，第50页，第55页④次段为四川大学文学新闻学院曹顺庆教授，于2004年6月28日至30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