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的改编同名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的受众。

由于两位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小说和电影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上，也产生了差异性，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对于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电影改编对于原著小说所发生的叙述角度的变化、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作品色调的改变、题旨风格的异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以下是对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的具体阐述：
一、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变化
对于余华《活着》影视改编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对比研究，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涉及，而文章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1]、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2]和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3]等文章都有相同或是相近的观点。

他们认为小说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用意正如余华自己在日文版自序中说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4]。

而张艺谋的《活着》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所讲“张艺谋的《活着》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此外，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一文还借用了“视点镜头”的概念对张艺谋在《活着》影视文本中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表面上看，影视文本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顺序(使倒序变为了顺序)以及叙述视角，舍弃复杂的叙述层面与叙述关系，直接将其简化为了第三人的叙述。

这不但没有违背余华使用第一人称的初衷，相反的，在影片中，正是运用了以福贵为焦
点的视点镜头，整个故事在讲述时，虽然是被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但是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福贵这样一个固定的焦点上。

作为读者实际上是从福贵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

正是运用这样的视点镜头，使其完成了电影文学向文本文学的视角转换。

显而易见，对于《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不同媒介所采用的不同叙述视角和方式的艺术成就，主流观点都是予以肯定的。

但也不乏有不同的声音。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张艺谋叙事方式和角度的转换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

小说《活着》通过主人公福贵向“我”讲述自己遭遇的形式来完成的。

而在电影《活着》中则去掉了“我”这个叙述主体，直接让福贵和他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

闫晶淼认为在小说中“我”是一个局外人，始终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

虽然“我”只出现过5次，但作用却不可低估。

小说《活着》丰富的内蕴和动人心魄的力量，需要阅读者细细体味。

而这“细细体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

福贵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人世间苦苦支撑，对这种沧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

小说中的“我”正是给读者们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让读者在福贵的叙述与“我”的转述所形成的时间、空间交织中，尽情地感受、体味生与死、乐与苦、希望与绝望，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 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

”
[5]对这一观点加以强调。

而电影缺少了“我”这一重要角色，也就缺少了时间感和空间感。

让观众直接面对着那些人物的哭喊挣扎，演员演得越是逼真精彩，观众越是减少了自己咀嚼的可能。

结果是被演员的表演吸引了注意，麻木了观众的精神、思想和想象，感觉也自然不如读小说了。

二、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
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文本。

“活着”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在忠实于小说的同时，也有新的创造。

对“活着”这一命题的的解读、文学再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的改变、故事背景的设定、故事情节的改编等等方面都体现了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

陈吉《<活着>：从余华到张艺谋》[6]从“活着”意义的“普遍性”和“特定性”角度进行了比较论述。

陈吉认为，在小说中，余华平静地讲述了一段人生。

余华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悲壮意义，从而小说没有限
制，表达了一种脱离时代、脱离国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世界和人生、偶然和宿命、死亡和活着、绝望和达观等等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

而相对于余华小说的普遍意义，张艺谋的《活着》强调的则是社会的悲剧意义。

他将福贵及其家人的悲剧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其悲剧的偶然性存在着必然的悲剧性背景。

这些悲剧的缔造者，即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国共内战，大跃进、化大革命。

因此，张艺谋的《活着》更具有时代性。

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从电影对文学文本“二次阅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她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把文学文本中的深层意义挖掘，将其明晰化，这是忠实；与此同时，影视文本作为一个面对大众的文本，也体现着超越忠实的一面，也即创造。

文学文本中，关于“活着”的定义是模糊的，读者看到的故事情节是一次次苦难堆积的“图示化视野”，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在苦难中生存，读者会在阅读中给予主观上的同情，但这并不是作者给予的本意，正如作者在日文版序言中所描述：“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的感受是幸福。

”这样的思想是作者渗透在写作中的，渗透在一个个场景中的，并没有直接的写出，而是作为“图示化视野”出现在文本中。

电影则运用“影视图示化”手段将文学文本中一些“图示化的视野”给予明晰化。

电影中主人公福贵的命运与皮影之间存在着某种暗合，皮影的运用就是张艺谋对“活着”的一种象征性解读。

由此，可以把电影对小说的改编看作是在同一哲学思想下变奏，而这种变奏是成功的，是运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同一哲学命题。

三、题旨风格的不同
电影对于小说在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以及故事结局从荒凉凄惨中走向希望的改编，客观上减弱了小说原本的悲剧氛围，这也造成了电影与小说题旨风格的不同。

对于这种差异，存在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

张筠《浅议张艺谋影片<活着>的主题和结构》[7]提出，这样的改编，将《活着》的主题“化冷漠为温馨”。

张筠认为余华的《活着》是以一种渗透的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它是以一种平静、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

他认为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生命中其实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生命只是活着。

而张艺谋《活着》则是借
助福贵所遭逢的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一直在大而悲凉生存背景下像草一样自生自灭、任凭时代风云拨弄的中国底层百姓的同情。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8]和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9]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在题旨上发生了错位，使得电影《活着》的艺术价值远远没有达到余华《活着》的高度。

闫晶淼认为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氛围，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和皮影戏的增加削弱了小说的震撼力量，这使得电影较之小说缺少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因此，他们认为从艺术价值的角度看，电影改编是不成功的。

四、关于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的解析
对于《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还有其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观点，但也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存在“蜻蜓点水”的弊端，论证的深度不够，对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作用的解析亦是如此。

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皮影是记录左右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和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两个方面。

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10]和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11]等多篇文章都对皮影作为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的意向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观点趋同的认为，皮影在电影中福贵人生折点的几次出现，“福贵发达时的消遣游戏，落魄时的生计所依，支持革命凭证的获得，大炼钢铁时出力”，印证了“人生如戏”的譬喻。

对于人物命运走向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凸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读分析。

对于“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论证也是如此，但所不同的是，观点上有鲜明的反正观点。

傅刚《余华：刺刀与暴力幕布的撕开——由小说<活着>到电影<活着>》[12]认为，电影不同于小说，电影相较于小说，必须使用大量画面语言来揭示人物心理。

傅刚认同皮影等道具和场景的变化，减弱了小说的悲剧性，但他肯定了这样的改编的必要，认为这是电影和小说作为两种体裁的要求，也是电影传播渠道的要求。

相反的，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这些带有民间色彩和民俗意蕴的东西对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皮影戏那可笑的表演、充满野趣的唱腔，都与这关乎生死的严肃主题不大合拍。

可以说，皮影戏的加入使严肃的主题向滑稽的方面靠拢了。

”皮影戏的增加，“使得电影较
之小说缺少了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
就研究的广度来看，以上对于小说《活着》电影改编研究基本涵盖了文学影视改编研究的主要方面。

但从研究的深度看，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涉及到具体范例，并没有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

例如张艺谋在对《活着》的影视改编中，创造性的运用皮影这一道具，在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故事框架的建构、皮影与主人公命运内在联系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意义，而相关的研究或是过于笼统概括，或是偶有提及其一二点，其研究和分析都没有达到如对“张艺谋电影色彩运用”相关研究的深度。

《皮影人生——论<活着>的电影改编》一文，试图从道具运用个案的角度，就皮影在《活着》影视改编中的作用和意义做尝试性的探究，希望有所建树和新意。

参考文献：
[1]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J] .电影文学.2011.15.
[2]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J]柳州师专学报.2011.4.
[3]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J] 电影评介.2011.15.
[4]余华.活着[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5: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6]陈吉.活着：从余华到张艺谋[J]枣庄学院报.2007.6.
[7]张筠.浅议张艺谋影片<活着>的主题和结构[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
[8]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8.
[9]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J] 电影评介.
[10]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J] 求实文化教育研究.2006.2.
[11]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J] 济南大学学报.2005.2.
[12]傅刚.余华：刺刀与暴力幕布的撕开——由小说《活着》到电影《活着》[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