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2024年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范文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篇一一、引言余华的《活着》作为一部经典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该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生存状态和救赎的可能性。
随着版本的改编，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呈现。
本文旨在探讨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及其受难—救赎主题的演变与深化。
二、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余华的《活着》在出版后经过多次改编，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的呈现。
这些改编在保留原作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和角度，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内涵。
电影版《活着》以更加直观的视觉冲击，呈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与救赎；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
三、受难主题的呈现与深化《活着》的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的生活经历中。
在原作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个人的失落等种种苦难。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呈现。
电影版通过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展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电视剧版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福贵一家的内心世界。
此外，改编作品还通过其他角色的命运遭遇，进一步展现了人在苦难面前的无助与挣扎。
四、救赎主题的体现与拓展与受难主题相对应的是《活着》中的救赎主题。
福贵在面对种种苦难时，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这种信念和希望就是救赎的力量。
在原作中，福贵通过与家人的相互扶持、与命运的抗争等方式，实现了自我救赎。
在改编作品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体现和拓展。
电影版通过福贵一家的生活细节，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相互扶持的力量；电视剧版则通过更加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展开，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救赎的过程。
五、结论通过对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在表现人性、生命、苦难与救赎等方面的深刻内涵。
《活着》的文献综述
《活着》的研究综述文学院杨海燕1041410167摘要：《活着》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人间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美好情感当中，同时，又被其中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深深牵引，“一朝一夕，福祸难料”。
本文将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民族性和现实性等五个视角，归纳各位学者对《活着》一书的探索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活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
引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关键词：活着现实艺术苦难生命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有学者认为余华先生的《活着》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1】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余华的《活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和其生活风貌，文中的故事情节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三反五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
《活着》的文献综述
《活着》的研究综述文学院杨海燕67摘要：《活着》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人间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美好情感当中，同时，又被其中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深深牵引，“一朝一夕，福祸难料”。
本文将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民族性和现实性等五个视角，归纳各位学者对《活着》一书的探索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活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
引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关键词：活着现实艺术苦难生命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有学者认为余华先生的《活着》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1】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余华的《活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和其生活风貌，文中的故事情节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三反五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研究——以《活着》为例探究不同媒介的故事叙事的开题报告
小说的影视剧改编研究——以《活着》为例探究不同媒介的故事叙事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影视产业的发展，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小说作为一种文字式的艺术，在叙事的方式、角度、节奏上有其独特的优势。
而影视剧则通过视觉和声音等多种方式来进行叙事，能够更加生动地呈现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
因此，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能够让小说中的情节、角色和主题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小说和影视剧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故事叙事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差异。
小说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其叙事方式更加注重文字的表达和描写，读者可以通过文字自行想象人物的形象、情境的氛围等，而影视剧则更注重于视觉呈现和声音效果的表现，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情节和人物形象。
因此，小说改编成影视剧需要考虑如何在叙事方式上进行转换，并且如何保留原作的核心主题和情感。
《活着》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代表，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通过对不同媒介的叙事方式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小说和影视剧在故事叙事上的异同，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小说中丰富的意境和情感转换成影视剧中的表现形式，这对于加深对故事叙事的认识，提高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研究内容：1.《活着》小说与影视剧的情节分析，比较两者故事叙事的异同；2.探究小说和影视剧在角色刻画、情境描写、视听效果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分析两种不同媒介所体现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3.分析小说和影视剧在主题表达、情感渲染等方面的差异，探讨如何在不同媒介之间进行转换和传递；4.研究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小说适配到影视剧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收集与小说《活着》及其电影、电视剧改编有关的相关文献、材料、论文，对小说原著、电影、电视剧中的情节、人物角色、情境描写、视听效果及主题等进行分析比较。
2.案例分析法：以《活着》为案例，通过分析小说和其改编成的不同影视剧，比较不同媒介之间的故事叙事、角色刻画、情境描写、视听效果、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一、本文概述《活着》是中国著名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而广受赞誉。
本文旨在探讨《活着》的版本改编及其所体现的受难—救赎主题。
通过对比分析原著与改编作品，本文旨在揭示余华如何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持续关注和探索人类生存的苦难与救赎的可能。
本文将概述《活着》原著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随后，本文将详细梳理《活着》自出版以来在各种媒介上的改编情况，包括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形式。
通过对比原著与改编作品，本文将分析改编过程中情节、人物、叙事手法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主题的表达。
在分析受难—救赎主题时，本文将关注《活着》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探讨主人公福贵在经历家庭破产、亲人相继离世等重重苦难后，如何在绝望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将分析余华如何通过福贵的苦难经历，揭示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以及个体如何在苦难中实现自我救赎和精神的升华。
本文将对《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进行综合分析，探讨改编作品在传承原著主题的如何根据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创新和拓展。
本文认为，余华通过不同版本的改编，不仅深化了原著的主题内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理解和思考人类生存状态与救赎之路的视角。
二、《活着》的版本改编概述《活着》作为余华的一部杰作，自其首版问世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部作品以其深沉而真实的情感描绘，以及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的深刻洞察，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作品也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话剧，都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再现了这部小说的精髓。
在电影改编方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活着》无疑是最为人们熟知和认可的。
他成功地将小说的情感深度和戏剧冲突浓缩到两个小时的影片中，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和演员的表演，将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2024年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范文
《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篇一在文学与艺术的殿堂中，作品常常能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真实。
余华的小说《活着》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同样以“活着”为主题，却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
本文将分别从文学与电影的角度，探讨两者在表达主题、人物塑造、情感渲染等方面的异同。
一、余华的《活着》：存在之思的文学表达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其冷静而深刻的文字，展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苦难与挣扎。
小说中，福贵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但他的存在却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余华通过福贵的经历，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以及在苦难面前如何坚持活下去。
在文学的领域里，余华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和生活的细节。
他通过对福贵一家人的命运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的无奈。
同时，余华在小说中还通过讽刺和幽默的手法，使得悲剧不至于过于沉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思考空间。
二、张艺谋的《活着》：现实之痛的影像呈现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则以影像的方式，将余华小说中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镜头语言，将福贵的苦难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现实之痛，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和无情。
在电影中，张艺谋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和演员的出色表演，将人物的情感渲染得十分到位。
观众可以通过电影中的画面和音效，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同时，电影还通过时代的变迁，展现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引发了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三、两种《活着》的异同与思考虽然余华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都是以《活着》为主题，但两者在表达方式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小说更侧重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而电影则更侧重于对现实之痛的呈现。
然而，两者都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情感的渲染，让观众深刻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人生的无奈。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意义。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
《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第一篇：《活着》原著与电影改编当谈原著与改编电影的比较时，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者的差别。
（活着的改编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性）一．背景结构不同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背景放在农村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仿佛这样更能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使得皮影戏成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开始皮影是福贵的玩物——输光家产之后操起了皮影这一行当——被拉壮丁时，靠表演皮影戏使他远离战争的最前线——靠着这箱皮影，福贵换回了一张全家人的“护身符”一解放军开的参加过革命的证明。
——皮影最终也没能保住，在文革破四旧中被付之一炬了。
——影片结尾，尘封的皮影箱被拿来装外孙馒头的小鸡，福贵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再次被点燃。
）二、叙述方式不同小说是由“我”一一个民歌采集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的方式。
小说以“我”在夏日的阳光下听福贵老人讲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笔，归于黄昏时老人的故事终结。
而福贵老人的故事本身是也一个完整的回环。
这种循环的叙事方式，把整部小说串连了起来，同时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的循环，层层循环，增强了文学的艺术欣赏性。
（小说中，作者采用“无我的叙述方式”。
从“我”到富贵（小说开头，由“我”引出主人公富贵），又从富贵到“我”（结束全篇之目的），富贵异常平静地将自己悲惨的一生娓娓道来（从容地，很自然地述说）；作者刻意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
小说中压抑灰色的笔触，使人几乎屏住呼吸视听。
）（另一种表达）电影删去了“我”这条线索，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示人物命运，使观众只能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进入身临其境的逼真状态。
而在张艺谋的电影里被改成仅仅从第三者的角度观看福贵的故事，看这一家人的悲欢离合。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
《活着》：人生与命运的挣扎：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第一章：《活着》简介《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于1992年出版。
故事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一生经历。
小说以其真实而残酷的描写方式，深刻地表达了人生与命运的挣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章：小说与电影的对比2.1 故事情节的保留与改变小说《活着》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
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家庭的兴衰、战争的摧残、政治的迫害等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
而电影《活着》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编，使得电影更加紧凑，突出了主题。
电影中，福贵的人生经历被简化，一些次要的情节被省略，但整体上保留了小说中的核心内容。
2.2 视觉艺术的表达小说《活着》以文字为媒介，通过描写细腻的场景和人物情感，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而电影《活着》则借助视觉艺术的手法，通过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
电影中的画面更加真实感人，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第三章：人生与命运的挣扎3.1 命运的无情与人生的尊严小说《活着》中，福贵经历了种种的不幸和困境，但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尊严。
他忍受着饥饿和虐待，不断寻找着生存的意义。
他对命运的抗争，展现了人性的坚强和勇敢。
电影《活着》中，福贵的坚韧和尊严同样被生动地展现出来，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3.2 人性的善与恶小说和电影中都有人性的善与恶的对比。
福贵的儿子作为一个官僚，贪婪自私，无视家庭的困境；而福贵的女儿则是一个慈爱的母亲，无私地为家庭付出。
小说和电影通过对不同人性的描写，引发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反思。
第四章：余华小说与电影艺术的对比研究4.1 文学与电影的表达方式小说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通过文字的表达来传递情感和思想。
小说可以更加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细腻的情感变化。
而电影则是一种综合艺术，通过图像、声音和表演来传达情感和思想。
电影可以通过画面和音乐来营造氛围，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受。
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引言《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感人的文学情感而闻名于世。
1990年代，这部小说被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成同名电影作品。
这一转变使得小说从纯粹的语言艺术形式转变为视听艺术，出现了诸多变化和创新。
本文将以《活着》的电影改编为研究对象，探讨这种转变对原著情节、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影响。
一、情节的改变相对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在情节上进行了适度的删减和调整。
电影以冈仁波齐峰为开篇，引出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随后电影将焦点转向了福贵的妻子懒蛋，通过展现懒蛋的形象来反衬福贵的苦难。
这一调整强化了女性角色在整个故事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家庭变迁和旧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迫。
此外，电影还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更加生动和激烈的呈现，比如饥荒时期的斗狗场景、福贵被绳子穿过鼻子拖回家的一幕等，这些改动充分利用了电影的视听特点，增加了故事的紧凑感和冲击力。
二、人物的塑造电影改编过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福贵和懒蛋作为小说《活着》中的核心人物，在电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
福贵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他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加突出。
懒蛋则被描绘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虽然看似懒散，但内心深处却有着强大的抗争精神。
电影还增加了一些小说中没有的人物角色，比如福贵和懒蛋的儿子小福贵，这个角色的加入使得福贵夫妇之间的家庭关系更加完整和真实。
三、主题的表达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一生反映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旧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摧残。
电影改编在主题表达上更加注重感官冲击和情感共鸣。
电影中的音乐、摄影、剪辑等技术手法被充分运用，使得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福贵和他所处时代的苦难。
比如，电影中通过音乐的运用，将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直观地传达给观众，进而引发观众内心的共鸣和思考。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活着》。
由张艺谋执导的1994年版电影，成功地将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呈现在大银幕上。
影片刻画了福贵一家的苦难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丑陋。
在影片中，福贵的儿子被迫参军，而他的女儿却死于饥饿。
福贵也经历了失去财富、失去妻子等重大打击。
然而，尽管他饱受苦难，福贵仍然坚忍不拔，通过守护家族的家庭土地和照顾失去意识的儿子，找到了自己的救赎。
这部电影通过细腻的镜头、真实的表演和刻画人性的细节，成功地将小说中的故事和主题传递给观众。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舞台剧《活着》。
这个版本的改编将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重新演绎为戏剧形式。
舞台剧中，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演技和舞台效果来展现福贵一家的苦难历程。
剧中的台词对白虽然与小说有所删减，但是呈现了福贵家族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在苦难中的坚持与真实。
在舞台剧中，观众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
通过表演者的身体语言和表情，观众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活着》中对人性救赎的思考和探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话剧《活着》。
这个版本的改编较为特殊，它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融入到话剧形式之中。
该话剧通过对话剧的方式呈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并通过导演的再创作，在剧中增添了部分原创内容。
通过话剧的特性，导演更专注于表达人性的复杂与苦难，较少使用舞台效果和视觉特效，更多地侧重于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这种改编方式使观众得以更加靠近故事和人物，与福贵一家共情并对其命运产生深深的思考。
综上所述，余华的小说《活着》通过多种版本的改编，如电影、舞台剧和话剧等，不仅仅是对小说的再现，更是对救赎主题的深入研究。
这些改编版本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了福贵一家的苦难历程和对于人性救赎的思考。
这些改编版本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故事和主题，并引发观众对于生活中的苦难与救赎的深刻思考综上所述，通过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活着》这部小说得以在电影、舞台剧和话剧中展现出福贵一家的苦难历程和人性救赎的主题。
《2024年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范文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篇一一、引言余华的《活着》作为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变迁与人生命运的经典小说，自问世以来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活着》不同版本改编的特色及其所体现的受难与救赎主题。
通过对原著及其改编版本的比较分析，探讨作品在主题表达、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变化与影响。
二、余华《活着》原著概述《活着》以福贵一家人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福贵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中国社会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迁。
作品以朴实的语言、细腻的情感，描绘了人们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过程，体现了生命的力量与坚韧。
三、《活着》的版本改编（一）电影版《活着》电影版《活着》在保留原著核心内容的基础上，通过镜头语言的运用，将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
电影版在情节上有所删减，更加突出了福贵一家人的苦难与救赎，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坚韧。
（二）话剧版《活着》话剧版《活着》在保留原著情感基调的同时，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将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
话剧版在情节安排上更加紧凑，通过演员的表演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心理世界。
四、受难与救赎主题分析（一）受难主题《活着》作品中的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人在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苦难。
这些苦难包括政治运动、自然灾害、家庭变故等，使得福贵一家人在生活中不断遭受打击。
然而，正是在这些苦难中，福贵一家人才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二）救赎主题《活着》中的救赎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人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的过程。
他们通过相互关爱、互相支持，逐渐走出困境，实现了心灵的救赎。
这种救赎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相互帮助，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相互慰藉。
五、改编版本对受难与救赎主题的影响（一）改编版本的共同点不同版本的《活着》在表现受难与救赎主题时，都以福贵一家人的命运为主线，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将这一主题深刻地呈现出来。
《2024年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范文
《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活着》》篇一一、引言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小说和影视作品常展现出对人性的深度探索和生命哲学的反思。
《活着》作为余华的一部著名小说，不仅文字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张艺谋导演所执导的同名电影的基石。
两部作品以各自的方式诠释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面对现实的残酷。
本文将从余华的文学视角和张艺谋的艺术手法两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两部《活着》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二、余华的《活着》——存在之思余华的《活着》是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作品。
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的生活经历与命运的捉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让我们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福贵从富有到贫困的转变，正是社会大环境下个人命运的缩影。
余华以简洁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变迁，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余华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这种冷静背后是对生命存在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洞察。
他笔下的福贵虽然经历了无数磨难，但依然坚韧地活着，这种活着的勇气与坚持成为我们对生命的重新定义。
三、张艺谋的《活着》——现实之痛相较于文字的深沉内敛，张艺谋的电影版《活着》则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了生命的艰难与痛苦。
电影中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都饱含着对现实的反思与感慨。
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刻画、环境的呈现都使得观众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苦涩与悲凉。
张艺谋以其独特的电影语言，将社会变革、家庭兴衰以及个体命运的波折呈现在大银幕上。
通过影像的直观性，观众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挣扎。
四、两部《活着》的共通之处尽管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两部《活着》都传达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现实的反思。
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人在面对命运时的无力和挣扎，同时也展现了人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勇气。
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它们都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五、结语余华的《活着》和张艺谋的《活着》虽然形式不同，但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生命的真谛和现实的残酷。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曾经改编成电影、话剧等版本。
这些版本的改编，以及小说本身所展现的受难与救赎主题，通过描述主人公福贵在历经苦难的过程中的奋斗与希望，传达了人性的光辉与残酷，以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小说《活着》的版本改编，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和艺术表达。
其中最为著名的改编版本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
该电影通过生动的画面和细腻的演技，将小说中福贵一家的遭遇和心路历程传达给观众。
另一方面，话剧和舞剧等版本也通过独特的形式，将小说中的故事进行了诠释和演绎。
这些版本的改编，丰富了小说的意义和内涵，并使读者或观众对小说的深度思考进行了进一步的引导。
小说《活着》以福贵的受难为主线，通过描述福贵在历经战乱、自然灾害和人生起伏之后，亲人纷纷离世、身体日渐衰弱、家业荡然无存的种种遭遇，展现了他面临的剧痛与困境。
这种受难并非仅仅来自外界因素，更是内在的心灵折磨。
小说通过揭示福贵内心的痛苦和孤独感，传达了个体在苦难中所遭受的痛苦与无奈。
然而，在小说中，受难并不仅仅是一种承受和消沉，更是一种希望和救赎的表现。
尽管福贵一家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余华通过描写福贵一直坚持着的“活着”的信念，传递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在战乱中、自然灾害中，还是在个人痛苦中，福贵都能够反思和坚持，最终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救赎。
小说中的福贵也展现出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和坚韧不拔的品质。
他在苦难中并没有沉沦，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境，并通过努力工作和经营来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尊严。
尽管他在物质和经济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他却通过坚守住自己的生活信念，获得了内心的力量和坚韧。
通过《活着》的版本改编和受难与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
在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但他在苦难中仍然坚持活下去，并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对生命的尊重，赋予了自己和读者一种希望和奋斗的力量。
《活着》的文献综述教案资料
《活着》的文献综述《活着》的研究综述文学院杨海燕 1041410167摘要：《活着》主人公福贵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沉浸在人间让人感到温馨和感动的美好情感当中，同时，又被其中不可捉摸的人物命运深深牵引，“一朝一夕，福祸难料”。
本文将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民族性和现实性等五个视角，归纳各位学者对《活着》一书的探索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活着”这个沉甸甸的词语。
引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关键词：活着现实艺术苦难生命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有学者认为余华先生的《活着》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1】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余华的《活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和其生活风貌，文中的故事情节在那些特殊的历史年代里（三反五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下的《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同样是关于死亡和活着的主题，电影改编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改编在叙事结构和具体操作方式上都不同于小说。
张艺谋对《活着》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他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旨的同时，也以电影的展现方式赋予了《活着》更多层的意蕴，虽然在表现深层次的东西上没有达到文本的效果，但也可称为成功的改编。
关键词：《活着》改编对比《活着》是余华写的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余华的作品往往充盈着阴郁的气氛，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活着》虽然也是在写死亡，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在主题的选择上变动不大，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半生浮沉表现人对生存的坚持。
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虽然它们在终极目的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差别。
小说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旨在关注实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电影就要丰富些，通过光影声色与观众直接接触。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虽然后来因某些原因被禁播，但作为一个电影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和褒奖。
作为小说的《活着》和作为电影的《活着》，孰好孰坏，我们是无从定论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找到一个课供衡量比较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改编的得失之处，既是改编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原著进行对比。
首先，从故事的讲述方式来看。
原著中的讲述方式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集者在乡间遇到“名叫福贵的老人”，通过交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福贵的自述来讲的，表现福贵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和近乎达观的超脱，故事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表达下显得更加的感人和充满温情。
小说以福贵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父母、妻子、儿女齐全的地主家少爷到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临老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凄凉悲苦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
211214879_从文字走向影像——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089［摘 要］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徐福贵所经历的人生变化及他的家庭不断经受着的苦难，到最后他的亲人都离他而去，只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牛相依为命。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会受到人们的青睐，1994年，小说《活着》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活着》。
电影的改编是对小说内容的精炼与浓缩。
从不同的角度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第一部分从叙述角色的转换这一角度分析；第二部分从故事情节安排的变化这一角度分析；第三部分从意象这一角度分析，主要以“皮影”这一意象为例。
从经典的文字描述到精彩的影像演绎，不同的《活着》版本让人们领会“活着”真正的意义。
［关 键 词］ 《活着》；小说；电影；改编从文字走向影像——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李梦楠一、引言人们常说：小人物，大社会。
长久以来，个人的生命历程往往是所经历的时代的反映，普通人的一生往往就是他所处时代的缩影。
余华的《活着》正是通过徐福贵这一人物的命运及家庭变化展开论述的，而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电影《活着》更是对徐福贵这一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从文字走向影像，无论《活着》如何改编，作者和导演都在讲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让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领悟活着的真正意义。
二、叙述角色的转换（一）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在小说《活着》中，作者余华运用了两个叙述者，这两个叙述者分别是“我”和福贵。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的人，在收集民间歌谣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福贵，并听他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我”是扮演对福贵一生经历的重述者。
这里的“我”并不是作者本身，而是作为一个叙述者陈述别人的故事，作为小说故事中的旁观者，“我”与故事中的主要事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反而让“我”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更加客观。
“我”虽然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但这个“我”同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几乎不发生任何关系，仅仅是个旁观者而已，这样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更加接近。
20年来余华研究综述
20年来余华研究综述一、本文概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及其研究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
本文旨在综述这二十年来余华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全面的参考和启示。
余华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人性的细腻描绘而著称。
他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研究热潮。
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对余华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包括主题研究、叙事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旨在揭示余华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余华研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逐步深化的过程。
研究者们对余华作品的解读也日益多元化和深入化。
本文将从余华作品的主题思想、叙事手法、人物形象、比较研究等方面进行总结和梳理，以期全面展现这二十年来余华研究的成果和进展。
本文还将对余华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推动余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余华生平及创作历程余华，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文坛，凭借其深刻的作品内涵和独特的叙述风格，逐渐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普通家庭，从小便展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1983年，余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早期作品多以短篇小说为主，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展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1987年，余华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活着》，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人性挖掘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随后的《许三观卖血记》更是将余华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小说通过对主人公许三观卖血生涯的描写，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命运的无常。
进入21世纪，余华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尝试将历史、现实与虚构相结合，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如《兄弟》和《第七天》等。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余华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写作大纲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1.3 研究问题和预期贡献
二、文献综述
2.1 余华小说《活着》的研究现状
2.2 《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现状
2.3 文献综述的结论
三、余华的小说《活着》
3.1 余华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3.2 《活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3.3 《活着》的主题和象征意义
四、电影改编的过程
4.1 改编的必要性
4.2 改编的过程和方法
4.3 电影与小说的对比分析
五、电影改编的效果分析
5.1 人物形象的改编和变化
5.2 故事情节和主题的变化
5.3 电影风格的体现
5.4 观众对改编的接受度调查
六、影响因素分析
6.1 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6.2 电影工业和市场需求的影响
6.3 余华和导演对改编的影响
6.4 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七、结论和评价
7.1 研究结论总结
7.2 对《活着》电影改编的评价
7.3 对未来电影改编的展望和建议
八、参考文献
九、附录（如有）
9.1 观众接受度调查报告
9.2 对比分析表格和图表
9.3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介绍。
《2024年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范文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篇一一、引言余华的《活着》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通过深入地描写中国农村的变迁和人物命运，展现了人类生存的艰辛与坚韧。
自其问世以来，该作品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
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版本《活着》的改编及其所蕴含的受难—救赎主题。
二、《活着》原著及其受难主题《活着》以主人公福贵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通过对福贵家庭成员的生死离别、社会变迁的描绘，展现了人类在苦难面前的挣扎与生存。
小说中的受难主题主要体现在福贵一家人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勇敢面对生活的精神。
三、版本改编及其特点随着《活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该作品被改编为多种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剧等。
这些改编版本在保持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变。
例如，电影版通过视觉元素的运用，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展现出来；电视剧版则更加详细地描述了福贵一家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关系。
四、受难—救赎主题在版本改编中的体现尽管版本各异，但《活着》中的受难—救赎主题在不同版本中均有体现。
电影版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福贵一家人在苦难中的坚韧与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电视剧版则通过细腻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描绘，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福贵一家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这些改编版本都突出了人类在苦难面前的坚强与救赎，表达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五、受难与救赎的关系分析在《活着》中，受难与救赎是紧密相连的主题。
福贵一家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念。
他们互相扶持、共同面对苦难，这种坚韧的精神正是救赎的体现。
在受难的过程中，福贵一家人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和升华，他们从苦难中汲取了力量和勇气，从而实现了内心的救赎。
六、结论通过对余华《活着》的不同版本改编及其受难—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勇敢。
这些版本在保持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将这一主题生动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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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的改编同名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的受众。
由于两位创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小说和电影在一定的共性基础上，也产生了差异性，表现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对于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电影改编对于原著小说所发生的叙述角度的变化、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作品色调的改变、题旨风格的异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
以下是对余华小说《活着》影视改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的具体阐述：一、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变化对于余华《活着》影视改编叙述视角和方式的对比研究，在多篇文献中都有所涉及，而文章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1]、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2]和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3]等文章都有相同或是相近的观点。
他们认为小说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用意正如余华自己在日文版自序中说的“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如果用第三人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眼中就是一个苦难的幸存者”[4]。
而张艺谋的《活着》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
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所讲“张艺谋的《活着》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这是张艺谋立足电影艺术的审美特征、结合自我艺术追求的独特选择。
”此外，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一文还借用了“视点镜头”的概念对张艺谋在《活着》影视文本中改用第三人称叙述进行了论述。
他认为，表面上看，影视文本改变了整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顺序(使倒序变为了顺序)以及叙述视角，舍弃复杂的叙述层面与叙述关系，直接将其简化为了第三人的叙述。
这不但没有违背余华使用第一人称的初衷，相反的，在影片中，正是运用了以福贵为焦点的视点镜头，整个故事在讲述时，虽然是被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但是作者放弃了第三人称可以无所不在的自由，实际上退缩到了福贵这样一个固定的焦点上。
作为读者实际上是从福贵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
正是运用这样的视点镜头，使其完成了电影文学向文本文学的视角转换。
显而易见，对于《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不同媒介所采用的不同叙述视角和方式的艺术成就，主流观点都是予以肯定的。
但也不乏有不同的声音。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张艺谋叙事方式和角度的转换造成了时空感的缺失。
小说《活着》通过主人公福贵向“我”讲述自己遭遇的形式来完成的。
而在电影《活着》中则去掉了“我”这个叙述主体，直接让福贵和他的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
闫晶淼认为在小说中“我”是一个局外人，始终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
虽然“我”只出现过5次，但作用却不可低估。
小说《活着》丰富的内蕴和动人心魄的力量，需要阅读者细细体味。
而这“细细体味”所需要的恰恰是时间跨度和空间距离。
福贵所有的亲人都先后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人世间苦苦支撑，对这种沧桑和哀痛的咀嚼需要的是时间和空间。
小说中的“我”正是给读者们提供了这样的语境，让读者在福贵的叙述与“我”的转述所形成的时间、空间交织中，尽情地感受、体味生与死、乐与苦、希望与绝望，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想象。
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作者的见解越隐蔽, 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
”[5]对这一观点加以强调。
而电影缺少了“我”这一重要角色，也就缺少了时间感和空间感。
让观众直接面对着那些人物的哭喊挣扎，演员演得越是逼真精彩，观众越是减少了自己咀嚼的可能。
结果是被演员的表演吸引了注意，麻木了观众的精神、思想和想象，感觉也自然不如读小说了。
二、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影文本。
“活着”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在忠实于小说的同时，也有新的创造。
对“活着”这一命题的的解读、文学再创作的艺术表现手法的改变、故事背景的设定、故事情节的改编等等方面都体现了电影对小说原本的“忠实”与“创造”。
陈吉《<活着>：从余华到张艺谋》[6]从“活着”意义的“普遍性”和“特定性”角度进行了比较论述。
陈吉认为，在小说中，余华平静地讲述了一段人生。
余华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悲壮意义，从而小说没有限制，表达了一种脱离时代、脱离国界，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世界和人生、偶然和宿命、死亡和活着、绝望和达观等等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
而相对于余华小说的普遍意义，张艺谋的《活着》强调的则是社会的悲剧意义。
他将福贵及其家人的悲剧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其悲剧的偶然性存在着必然的悲剧性背景。
这些悲剧的缔造者，即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国共内战，大跃进、化大革命。
因此，张艺谋的《活着》更具有时代性。
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从电影对文学文本“二次阅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她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把文学文本中的深层意义挖掘，将其明晰化，这是忠实；与此同时，影视文本作为一个面对大众的文本，也体现着超越忠实的一面，也即创造。
文学文本中，关于“活着”的定义是模糊的，读者看到的故事情节是一次次苦难堆积的“图示化视野”，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在苦难中生存，读者会在阅读中给予主观上的同情，但这并不是作者给予的本意，正如作者在日文版序言中所描述：“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的感受是幸福。
”这样的思想是作者渗透在写作中的，渗透在一个个场景中的，并没有直接的写出，而是作为“图示化视野”出现在文本中。
电影则运用“影视图示化”手段将文学文本中一些“图示化的视野”给予明晰化。
电影中主人公福贵的命运与皮影之间存在着某种暗合，皮影的运用就是张艺谋对“活着”的一种象征性解读。
由此，可以把电影对小说的改编看作是在同一哲学思想下变奏，而这种变奏是成功的，是运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同一哲学命题。
三、题旨风格的不同电影对于小说在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以及故事结局从荒凉凄惨中走向希望的改编，客观上减弱了小说原本的悲剧氛围，这也造成了电影与小说题旨风格的不同。
对于这种差异，存在这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
张筠《浅议张艺谋影片<活着>的主题和结构》[7]提出，这样的改编，将《活着》的主题“化冷漠为温馨”。
张筠认为余华的《活着》是以一种渗透的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它是以一种平静、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
他认为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生命中其实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生命只是活着。
而张艺谋《活着》则是借助福贵所遭逢的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一直在大而悲凉生存背景下像草一样自生自灭、任凭时代风云拨弄的中国底层百姓的同情。
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8]和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9]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电影对于小说的改编在题旨上发生了错位，使得电影《活着》的艺术价值远远没有达到余华《活着》的高度。
闫晶淼认为有庆由必然到偶然的死亡淡化了小说的悲剧氛围，福贵亲人死亡的人数减少和皮影戏的增加削弱了小说的震撼力量，这使得电影较之小说缺少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因此，他们认为从艺术价值的角度看，电影改编是不成功的。
四、关于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的解析对于《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还有其他的研究视角和不同观点，但也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存在“蜻蜓点水”的弊端，论证的深度不够，对电影《活着》中皮影意向作用的解析亦是如此。
目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皮影是记录左右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和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两个方面。
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10]和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11]等多篇文章都对皮影作为人物命运历史的印记的意向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观点趋同的认为，皮影在电影中福贵人生折点的几次出现，“福贵发达时的消遣游戏，落魄时的生计所依，支持革命凭证的获得，大炼钢铁时出力”，印证了“人生如戏”的譬喻。
对于人物命运走向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凸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读分析。
对于“皮影的运用对电影主题表达的影响”论证也是如此，但所不同的是，观点上有鲜明的反正观点。
傅刚《余华：刺刀与暴力幕布的撕开——由小说<活着>到电影<活着>》[12]认为，电影不同于小说，电影相较于小说，必须使用大量画面语言来揭示人物心理。
傅刚认同皮影等道具和场景的变化，减弱了小说的悲剧性，但他肯定了这样的改编的必要，认为这是电影和小说作为两种体裁的要求，也是电影传播渠道的要求。
相反的，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认为“这些带有民间色彩和民俗意蕴的东西对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皮影戏那可笑的表演、充满野趣的唱腔，都与这关乎生死的严肃主题不大合拍。
可以说，皮影戏的加入使严肃的主题向滑稽的方面靠拢了。
”皮影戏的增加，“使得电影较之小说缺少了发人深思的悲剧色彩和启迪人生的迷人魅力。
”就研究的广度来看，以上对于小说《活着》电影改编研究基本涵盖了文学影视改编研究的主要方面。
但从研究的深度看，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涉及到具体范例，并没有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
例如张艺谋在对《活着》的影视改编中，创造性的运用皮影这一道具，在电影的艺术效果、电影故事框架的建构、皮影与主人公命运内在联系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意义，而相关的研究或是过于笼统概括，或是偶有提及其一二点，其研究和分析都没有达到如对“张艺谋电影色彩运用”相关研究的深度。
《皮影人生——论<活着>的电影改编》一文，试图从道具运用个案的角度，就皮影在《活着》影视改编中的作用和意义做尝试性的探究，希望有所建树和新意。
参考文献：[1]杨国荣.张艺谋电影《活着》所蕴含的人生观.[J] .电影文学.2011.15.[2]刘莎.同曲变奏：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J]柳州师专学报.2011.4.[3]司雯雯.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J] 电影评介.2011.15.[4]余华.活着[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5: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6]陈吉.活着：从余华到张艺谋[J]枣庄学院报.2007.6.[7]张筠.浅议张艺谋影片<活着>的主题和结构[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8]闫晶淼.<活着>改变前后的审美意蕴解读[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6.8.[9]黄传波.从人性化到政治化——试论张艺谋电影对余华小说<活着>的几处改编[J] 电影评介.[10]马立荣.余华的小说《活着》与电影[J] 求实文化教育研究.2006.2.[11]崔颖.从冷漠旁观到苦难希望——余华和张艺谋共有的“活着”[J] 济南大学学报.2005.2.[12]傅刚.余华：刺刀与暴力幕布的撕开——由小说《活着》到电影《活着》[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