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原文及译文

《明代宦官》的原文《明代宦官》的原文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

初，明祖着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

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

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

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

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璃）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

今严先（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按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

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

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

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

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佑等数人，其它尚不肯俯首，故薛瑁、李时勉皆被诬害。

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

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土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

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善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

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瑁、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

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

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

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

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

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骏骏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

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戒庵漫笔》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

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

）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

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

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

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

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

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

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

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

按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

今见于记载者，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

是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

然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明史振传》），则其富已不管矣。

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日：“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日：“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

”（《广传》）则视振已更甚。

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蒋钦传》）。

科道出使归，例有重贿。

给事中周端勘事归，淮安知府赵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煽计无所出，至桃源自刎死（《许天锡传》）。

偶一出使，即需重赂，其它可知也。

稗史又记布政使须纳二万金，则更不止四五千金矣。

瑾败后籍没之数，据王整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

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

其后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宁传》），亦几及瑾之半。

至魏忠贤窃柄，史虽不载其籍没之数，然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

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

如钱宁败后，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殁时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彬传》），非宦官也。

世宗时，宦官无擅权者，而严嵩为相二十年《明史》所记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

此已属可骇，而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日不可不使老人见之。

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

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

今案沈劾嵩，谓其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索抚案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民财日削。

杨继盛劾嵩疏谓，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

将弁贿嵩，不得不胺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拾克百姓。

徐学诗劾嵩疏谓，都城有警，嵩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

王宗茂劾嵩谓，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

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勃军之饷。

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与其开卖官爵之令，何如籍其家以纾患。

赵锦劾嵩谓，边臣失事,纳赊于嵩，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

文武大臣之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

张娜劾嵩谓，文武将吏，率由贿进。

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嵩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先馈其子；未馈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

董传策劾嵩谓，边军岁饷数百万，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案、职方郎方祥，人称为文、武管家。

嵩赞多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

邹应龙劾嵩谓，嵩籍本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

合诸疏观之，可见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未有。

其后陈演罢相，以赞多不能行，国变后，为闯贼所得。

亦皆非宦官也。

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

明代宦官译文:明代宦官所造成的祸害，与唐代相比虽然稍稍轻微，但到刘瑾、魏忠贤，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比东汉末年小。

从前明太祖规定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官品不能高于四品。

永乐年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侯显出使西藏，马琪镇守安南。

又因为西北边防的将领大多是洪武朝的旧部，不能没有疑心顾虑，于是设置镇守官员，由宦官担任。

在京都又设立东厂，缉访谋反大逆的奸恶等事，宦官开始得到重用。

明宣宗时期，宦官四处出使，为皇帝搜刮了许多奇花异鸟和珍宝。

但袁琦、裴可烈等人，只要犯罪就诛杀，所以宦官不敢放肆。

明英宗以后，边地镇守，京都领兵，仓库盐场，土木工程，珠榷（广东）银矿，市舶司和织造都有宦官参与。

何良俊说：“嘉靖年间有宦官对朱大韶说：从前张理上朝，我们要向他行礼。

后来我们以平等之礼对待夏言，而现在严嵩要向我们行礼后才上朝。

”嘉靖皇帝控驭宦官最严厉，四十多年间没有对宦官委以重任，所以嘉靖一朝宦官最为收敛。

但是宦官的地位已先后有所不同，何况明武宗、明熹宗时期呢！野史记载：永乐年间，朝廷派遣宦官到五军都督府和六部，宦官都在离都督府和六部官员一丈以外作揖行礼，如果遇到公侯和驸马，都下马站在路旁等对方先通过。

现在宦官像对待下属一样使唤都督府和六部官员，而公侯驸马在路上遇见宦官，反而各自回避，并称宦官为翁父。

而其他大臣见到宦官就更要叩头跪拜了。

这些变化可以体现明代宦官权势的大致情况。

总的来说，明代宦官专权从王振开始。

但当时朝臣依附王振的，只有王骥、王祐等人。

其余的大臣还不肯归附，所以薛琅、李时勉都被王振诬害。

等到汪直专权，依附他的人逐渐增多，汪直奉命出使，巡案御史在马前迎接跪拜，巡抚也衣着军服在路途恭迎。

王越、陈钺等成为汪直的心腹。

但内阁大臣商辂、刘诩等人还接连上章弹劾汪直。

尚书项忠、兵部侍郎马文升等也轻薄汪直，被汪直所诬害。

±大夫的气节，还没有完全丧失。

到刘瑾，焦芳、刘宇、张采等成为心腹，杀害好人，索求贿赂，危害天下。

但是刘瑾憎恶翰林院官员不肯屈服，于是拿《通鉴纂要》抄写不够恭谨为理由，指责并罢免了纂写的官员。

可以看出，这时朝中大臣还没有完全向刘瑾一边倒。

况且王振、汪直喜好拢络名士,王振听说薛琅、陈敬宗的名声，特地找到他们。

汪直听说杨继宗的名气，亲自前往凭吊。

刘瑾听说康海的名声，因为康海向自己替李梦阳求情而让李立刻出狱。

这也说明还不敢把朝中大臣像奴隶一样对待。

等到魏忠贤专权，借“三案”弹劾东林党人，打击被贬谪的官员，小人们想借势报复正人君子，于是纷纷依附魏忠贤。

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称“五虎”。

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称“五彪”。

另外尚书周应秋、卿寺官员（九卿官员）曾钦程等号称“十狗二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的说法，可以说从内阁、六部到地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很快就可以发生篡权弑君的大祸了。

明史记载（卷304《宦官》）明太祖时期的制度是，宦官不能读书和识字。

明宣宗开始设立内书堂，挑选小太监让大学士陈山教授。

于是成为制度，因此宦官多通文墨。

（《四友斋丛说》却认为，永乐年间皇帝已命令吏部选拔教官，到宫中教授宦官。

王振最初以教官身份进入宫中，后来自行阉割成为宦官，做到司礼监的职位。

）几代以后，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

但考察宦官产生灾祸的缘由，也不完全由于宦官有文化知识。

王振、汪直、刘瑾固然粗通文墨，魏忠贤却是文盲，而产生的危害更大。

可能是因为君主昏庸，没有政治智慧，所以他们有机会愚弄君主，窃取大权。

例如宪宗稍稍能醒悟，汪直开始虽然为所欲为，后来终究被疏远而不用。

明武宗也能把刘瑾擒获处死。

只有明英宗、熹宗两朝幼年即位，所以王振、魏忠贤可以无所顾忌。

但英宗初年，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王振心中畏惧，不敢过分。

等到“三杨”相继辞世,王振就跋扈而不能制服。

熹宗初年，朝中正直之士占主导，魏忠贤也有所顾虑，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离朝，魏忠贤于是为所欲为。

王振、魏忠贤专权的时间，长不过六七年，短只有三四年，所产生的祸害已经这样。

假如英宗、熹宗初年既已专权，祸害就更说不完了。

这样看来，培养忠直的大臣，来端正政治风气，防止祸乱萌发，就是君主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