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

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长久性的重要概念，甚至可以说，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哲学发展演变的缩影。

深入探掘、掌握马克思哲学的理性观，不仅是丰富、完善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必需的工作，而且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新性不能忽略的基础工作。

马克思哲学认为，科学地理解理性，就应把理性视为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践·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实践主体使自己的社会实践有效的能力，或者说实现自己自觉的、可行的目的的知识(诸如逻辑、方法、程序、立场、对社会价值规范的正确理解等等)和能力。

因为主体实践活动类型的不同，实践理性表现出多维性。

如果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把实践理性大体上视为社会实践主体、感性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把握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处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关系以及改造和完善自我的知识和能力。

马克思实践理性第一，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人作为理性主体，可以在自己活动的各个方面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法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法律的目的是实践，所以，法律实践中的理性不是纯粹的认识能力，不是为认识而认识的能力，它不是产生于、立足于纯粹的求知的欲望的，而是基于实践—追求正确行为的需要;第二，实践与人的生产技术活动不同，后者侧重于产品的产生，必然为生产的目的所制约，所以，体现在生产技术活动中的理性是受功利的目的限制的;而前者则立足于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这些需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更是人开拓自己生存意义所必需的，是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实践者的各种实践需要的总和，因此，体现在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与，在我国，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系统法学，即试图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分析法律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的本质存在密切关系，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追求和开拓自身价值的机能和能力;第三，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产物，根本上不同于实践经验。

被实践经验制约的理性只能是工具理性，即选择达到追求特定外在目标的最佳方式和手段，在价值上是所谓“中立”的;而实践理性不仅关注行为的正确性(有效性)，而且还必须关注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进而必然强调价值标准的普适性。

这也是传统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总之，现在讨论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就是要在实证主义的思想背景下，为法律、法律推理和法律评价重新确定一个道德基点。

一，实践理性的含义实践理性一词由“实践”与“理性”两个概念构成。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己经讨论了理性概念，并说明，从基本含义上看，理性既是人的一种机能，又是人的一种控制和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同时还是世界的一种有序的结构。

正因如此，人才能够以理性的态度通过法律把握自己的生活世界。

这里，我们将首先讨论实践的概念，然后再分析实践理性的话语结构。

亚里士多德最早把实践作为哲学的重要概念和从伦理学角度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也是最早把实践与理论对立起来的。

他不同意柏拉图有关哲学家做国王的构想，而是试图建构一个具有实践功能的政治哲学。

当然，由于他“极力把沉思抬高到行动之上，把理论抬高到实践之上，把圣贤抬高到政治家之上”，所以，在表面上，理论是优于实践的。

但是，由于在科学活动中，最高的权威仍然是实践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也就把实践放置在理论之上，并为今后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理论之前奠定了基础。

‘据考，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践概念与行为存在密切关系。

不过，这个行参为，还不是专指人的行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是可以用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概念，例如动物、植物、宇宙、政治共同体等，甚至用来指有生命的东西的部分和器官。

在宇宙学语境中，实践是指运动和运动的引起;在有关生物学语境中，实践与生命的意思相近。

只有在他的伦理学中，实践才不再具有宇宙学和生物学的意义，而成为一个专指人的行为的概念，特别是指取决于人的自由决定的行为。

且他有一个潜在的观点:与动物相比，人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生活方式不是由自然决定的，不是由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本能、欲望等控制的，而是决定于自由，决定于人的社会性特征，即人的有意识的理智的选择。

当然，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和人类事物进行的区分，仅仅在于提出了人事哲学的概念，2而并没有认识到作为必然王国的自然和作为自由王国的人类之间的现代区别。

相反，他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不断变化的人类现实才可能成为理论科学的目标。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将实践与理性联结考察，目的就是说明，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智指导自己对正当行为的选择。

至于这种人的理性机能和能力从何而来，如何建构普遍性实践理性的标准，则一直存在争议且经历了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

最直接地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论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

康德继承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

一方面，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为核心确立了著名的主体性哲学，强调了人的生命实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

康德同样区分理论与实践，并且由此出发提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是，他区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是从理论与实践的本体论特征的区别入手的。

他认为，凡是以感性的自然世界为对象的，都属于理论知识，只有超感觉的东西才是严格意义上“实践的”。

他在现象与本体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提出现象是人的经验知识的领域和对象，本体则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是人的道德实践的领域和对象。

这样，他就将自然世界归入现象领域，将超自然的东西归入本体领域。

进而，他把亚里士多德称为“技术”和“生产知识”的东西，称为“技术实践”，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所指的东西称为“道德实践”。

由于道德实践发生于本体范围，它的基础就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关注的经验的社会政治道德生活。

“技术实践”是理论命题的运用，是理论哲学的“实践”部分;而“道德实践”则是任何理论知识都无法达到的东西，是实践哲学的基础。

2法律是理性的产物。

这主要针对非理性主义的法律观.2，法律是实践的产物。

这主要针对把法律作为纯粹的科学认识的产物的观点或者说针对传统的理性法律观.3，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产物。

这是对前两个观点的综合，同时也主要是针对把法律理解为纯粹的实践经验的观点。

通过对这三个基本观点的讨论，本文试图最终说明:法律与理性的关系，最终需要通过建构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予以把握。

法律既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又不是单纯的实践经验，而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和产物。

从实践理性角度，人们可以建构一个合理性的正当的法律的话语机制。

律的权威与话语的权威是一致的。

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暴力强制的必要性根植于法律的说理性之中。

法律的说理性要求建立话语的权威，而话语的权威则又是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在民主制度中，话语才能够建立自己的权威.不过，由于票数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法律的权威同时又需要依靠理性，需要建立在理性话语的基础上。

因此，法律的权威既依靠民主，又依靠理性，根本上取决于理性。

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就在于人需要运用法律建立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理性的说理机制·而法律的说理性程度同时决定了特定社会的文明程度.法律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使人们的法律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并使人们有能力批判和揭露各种虚假的法律陈述。

讨论法与实践理性的关系，目的也在于此。

法律的目的是实践，实践是一个与理论相对应的概念，指人的基于自由选择的行为，理论则是指纯粹的认识活动，即为认识而认识，为学术而学术.所以，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人的正当行为确定一个标准。

实践理性则是指人所具有的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研究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也就在于阐明法律实践者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理性运用于正当行为的选择过程之中。

行为的正当与否，主要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法学和伦理学存在密切关系，都是属于规范科学。

以往，人们认为，正当的行为来自于人的把握外部客观自然界的知识能力。

所以，道德与知识形成一个联盟。

但是，随着认识的提高，人们发现，规范科学与经验科学根本不同，经验科学在于说明对象的真实性，规范科学在于说明对象的正当性.法学所揭示的法律的正当性不在于法律之外的客观实体，而在于法律实践者的社会交往活动的客观性，即主体相互之间关系中形成的客观性。

而对这种客观性的把握，根本上不能依赖自然科学方法。

所以，把法律理解为实践理性，必要要求人们把法律与道德联结考察，同时拒绝在法学研究中槛用自然科学方法。

一方面人们需要把法律与道德联系起来，从而确定法律的正当性根据;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用道德代替法律。

法律实证主义反对用道德代替法律，应该借鉴这个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坚持形式主义法律观的墓本信条，即严格依法办事。

但是，由于法律本身并不是象法律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完美无缺，所以，又需要借鉴法律经验主义的观点，从经验角度观察法律现象。

法律经验主义的缺陷在于仅仅把法律看成杂乱无章的经验现象，而忽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是被理性组织起来的经验现实，从而过于强调“经验”而忽视“理性”.所以，研究法律实践中的实践理性，就是要分别借鉴自然法理论、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的学术资源，同时，牢牢把握住实践理性这个环节，运用法律解释学、语言学和法律论证理论的相关知识，建构一个实践法学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在于:在法律的实践推理环节强调以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为推理的大前提，承认形式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回避法律规则的开放性，但并不因此而杏认法律的确定性和客观性;认为由于法律实践中广泛的交流与充分的对话必然以交流语言的客观性为基础，故，规则的开放性和原则的模糊性并不必然导致价值虚无和价值相对主义的结论.进而说明，法律实践只要严格地遵循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就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法律话语交流机制和程序，最终解决法律的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的正当性问题.换句话说，实践法学就是要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建法律的伦理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