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

它是我国现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形式。

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公有制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
简介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产生的一个名词。

它是我国现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形式。

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组成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
个体经济，是由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占有生产资料，从事个体劳动和经营的所有制形式。

它是以劳动者自己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直接归劳动者所有和支配。

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的非公有制经济。

私营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雇用劳动为基础，以取得利润为目的所有制形式。

它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的非公有制经济。

外资经济，是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吸引外资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形式。

它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境外资本部分，以及外商独资企业。

它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种重要的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发展简史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和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非公有制经济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

由于实行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制度，调动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积极性，中国国民经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仍然“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益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于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至此中国的私人经济基本消失，仅存的一些个体经济，由于人数与规模甚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微乎其微。

此后的20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非公有制经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0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文件指出，个体经济是“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

这种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国营和集体经济是中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1982年12月中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个体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针。

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

1992年12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
非公有制经济
1999年3月，中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生存发展及其贡献的充分肯定。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下发。

这是一部全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跨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经济地位
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

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也仅将非公有制经济当成是一个补充成分。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随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推进、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随着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系的转轨、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的成分，并将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一些特殊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国民经济发展强劲稳定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增长率，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相对困难的几年里，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由于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强劲稳定的发展动力。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是各级政府的一个较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在过去几年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就业人数持续减少，而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员，也吸收了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

以后，非公有制经济仍将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

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税源。

尽管国有经济目前在整体上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但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增量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非公经济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我们尽管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平等竞争、厉行法治等基本规则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

发展原因
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呈不断发展的趋势。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其中邮电、民航、铁路等总额占全社会同行业比重的100%，电力煤炭、石油开采、冶金、化工等行业的资产分别占全社会同行业比重的70%以上，国家财政收入有60%来自国有企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形式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生产力发展程度讲，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

突出的现象是：13亿人口，近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现象同时并存。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不发达、多层次和不平衡等特点，这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有公有制经济，而必然是包括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其他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也指出，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坚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决定了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具体地说，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是公平竞争的关系。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也是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

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即使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也不可能持续健康成长。

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是互相渗透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单一的非公有制经济，而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就是这种渗透和融合的典型形式。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这必将极大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融合、渗透。

三是共生相长的关系。

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同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下，根据统一的市场规则运行。

作为市场主体，两者处于竞争相长的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双方的利益。

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决定了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成分，具有积极的作用。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增强了经济活力。

垄断和竞争不充分，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这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压力，而且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参照系”，有利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股份制为代表的混合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建立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革传统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有利于国有企业分流富余人员，提高效率。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很多领域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发展过程
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崛起。

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都足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中国经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保持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充满活力。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崛起的历史，值得回顾，更需要总结。

打开闸门
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当年的GDP只有3624．1亿元，1.6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不值一提。

另一方面则是“要命有的是”，760万已经回城的和近900万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就业压力让人喘不上气来。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的路该怎么走？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决策者决定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

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既然眼睛向外能够立见成效，该不该眼睛向内呢？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业者。

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

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

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

同样在北京，尹盛喜带领一些待业青年成
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

两年之后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

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喷涌而出。

如果说，有关真理标准的那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打开了思想的天窗，那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放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的经济动力。

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许多人都记得“傻子”年广久，但人们或许忘了“年傻子”曾引发的一场关于雇工问题的大辩论。

上世纪80年代初，生意越做越火的年广久瓜子工厂开设了几个分厂，雇工人数已达105人。

于是，有人引用经典理论中关于雇工超过8人就不是普通个体经济而是剥削的说法，质疑个体私营经济的“理论合法性”。

非公有制经济
就在上述争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随着温州、义乌等地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交易活跃，又有人提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的诘难，各地“严打”投机倒把、走私、偷逃税、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

1982年，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

“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等8个个体工商户要么被逮捕判刑，要么被迫逃离家乡。

在搞了十几年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之后，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不习惯，看不惯，并由于种种误解而引发争论，是正常的。

对此，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主张“不争论”，一切让实践检验。

很快，在中共十二大及五届中国人大期间，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一全新提法出现了，新的《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明确了对个体经济“指导、帮助、监督”的方针。

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中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讲话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然而，争论虽然可以暂时平息，却不会销声匿迹。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蓄意掀起了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矛头所指之处，既涉及“外资问题”、“特区问题”，更多地则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逆流究竟想要否定什么，借南巡之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并着重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拨乱反正，一扫阴霾，非公有制经济由此注入新的活力，焕发更大的生机。

借这股东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概念写进了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宪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

或许应了“树大招风”的老话，就在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之时，随着一批批私营企业名声鹊起并雄心勃勃地介入国有企业改制，一批批私营老板跻身《福布斯》富豪榜之后，一些人的目光开始盯住那些“问题富豪”。

无论是因非法集资被枪毙的沈太福，因走私罪而潜逃的赖昌星，无论是曾名满中国，却不免乐极生悲的牟其中、唐万新，也无论是因为一些很难说清的原因被抓、被关的孙大午、李经纬、郑俊怀，这些人的落马，让一些人开始追问私营企业家的“原罪”。

甚至连身世清白的民营老板李海仓的意外之死，也被人幸灾乐祸地认为是“为富不仁”的报应。

对私营企业家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该怎么认识，如何评价？又该如何对待他们？执政党给出了十分清晰的回答。

在中共十六大上，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确认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鼓励努力创造财富，提出包括资本在内的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新分配制度概念，并最终将保护私人财产等相关内容写进新《宪法》。

回顾3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史，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思想解放，都意味着旧理论、旧体制的突破和新理论、新体制的建立。

不断地解放思想，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

地位提高
30年不过是一代人的时间，却成长起几代民营企业家。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敢于突破旧体制、敢于实验和建立新体制的践行者，是创造了大量财富的，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实干家。

人们不会忘记鲁冠球、陈春先、柳传志、尹明善、刘永好等等一批最早“下海”、“弄潮”的企业家。

他们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他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他们中的有些人从开始创办企业至今仍孜孜不倦；有些人虽然淡出舞台，甚至告别人生，但却夯实了企业的基础，带出了一支团队，打造了一个品牌。

不必讳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即使是这些人的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重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
1987年，一位领导人为刘永好四兄弟的企业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事实上，正如刘永好兄弟的“希望集团”所寓意的那样，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担负起振兴经济的重任。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五”末期，民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已达68．3%，私营企业法人单位498万家，民营经济占整个GDP比重超过60%。

在许多地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支撑着地方财政收入，个体、私营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新增就业人员的2/3以上。

提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忽视私营企业家的作用。

中共十七大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私营企业家队伍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要求，希望他们成为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创造。

他们不仅能够不断地把企业做大、做强，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

同时，在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开发扶贫，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扶危济困，在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文化建设、建立新型劳动关系等等方面，私营企业家们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共十七大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中国代表大会召开。

在2217名党的代表中，陈锋、潘刚、梁稳根、王健林等18位来自非公有制企业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

2008年3月3日，第十一届中国政协开幕，在步入人民大会堂的2200余名新一届政协委员中，有160多位委员来自非公有制企业。

从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到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新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正在不断塑造一种全新的形象。

重要作用
(1)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生产了大量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产品，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它们增加了社会资本，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金；(3)它们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4)它们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了第三产业的发展；(5)它们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