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作者：刘会强王文臣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04期摘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在给现代社会带来“普照的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病症。

于是，资本批判就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

在众多的批判理论中，主要有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路向。

海德格尔从技术的本质入手，剖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探究解决危机的路径，其观点不乏深刻之处，但最终没有超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窠臼。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一方面明确认定资本原则才是时代病症的根源所在，而解决危机的途径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指出，基于生产关系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是批判现代性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抽象理性。

正是在这两方面，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原则;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将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紧紧抓住资本批判这个枢纽，不仅揭示了现代性病症的表现、成因和本质，而且提出了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方案和路径。

17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所谓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还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背后无不闪现着资本原则的身影。

这足以说明，尽管时间流逝，资本原则依然是左右着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批判依然是理论思考绕不开的话题所在。

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对此，本文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现代性批判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2）现代性批判存在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的路向;（3）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所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廓清现代性批判理论迷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病症与诊断：资本原则与人的生存从本质上讲，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成为社会发展的控制力量。

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机器工业战胜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生产方式质的改变，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体现则是自由、人权思想与三权分立制度的构建与发展。

发生在17、18世纪的三大运动——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宣告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样式在这三个具体领域的确立。

对此，马克思强调，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大踏步向我们走来[1]，世界历史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以此表达了他关于时代发展的利与弊的总判断。

自此，以解决时代弊病为己任的思想家，都把目光投向资本原则给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种病症，以期能够找到关乎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2]，资本原则造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一个将自然界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探索和利用推向极致的时代，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

“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3]不过，资本原则在带来普遍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弊端：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异化劳动”，到当下全球瞩目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等无一不是这种弊端的具体表现。

现代社会这种悖论式的矛盾状况被统称为所谓的“现代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则集中表现为对资本原则的批判。

此种批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治愈时代病症的良方、消除诸多社会弊病，更为根本的是使人的生存不再受到“现代性”危机的威胁。

就此而言，现代性批判关乎人的生存与现实生活，是直面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现实批判。

之所以说现代性批判直接关切人的生存这一根本问题，其缘起可以追溯到欧洲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

从社会形态转换、历史进步视角的观察，社会发展由古代转向现代，理应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普遍性的质量提升。

然而，市民社会的先知们在评价财富创造、总结社会发展、言说社会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事关人类自身生存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病症。

卢梭关于技术进步带来了物质富裕却导致道德堕落的批判振聋发聩，就连亚当·斯密这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鼻祖，在其著作中也不无感叹地指出，“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4]。

一种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然成为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仅是近代社会发展初期的社会病症，而且更是当今社会的最大病症之一。

即便是黑格尔也就此指出：“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

”[5]而在新近面世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这样写道：“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

”[6]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各国学界、政界的高度关注，只不过再次确认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力图找到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良方。

可见，无论采取经济学还是哲学的视角，诊断时代病症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都表现为对人生存问题的关切，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批判在不同思想家那里以各自方式展开。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时代的地平线上。

这种批判之所以说是崭新的，是因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的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并由此定向，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互相支撑的两大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7]，前者构成现代社会现实生活全过程的核心和枢纽，后者是扎根于现代生活并为之辩护的现代意识形态诸形式。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这一视域开启的全部進程，仅扼要提示从最初启动到基本成熟的大体情形即可说明问题。

在我们看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以说是新视域开启的最初尝试，直接动因则是马克思主办《莱茵报》时遭遇的关于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

这个问题为什么令马克思陷入思想的苦恼？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所奉行的“理性的法”和人道原则在现实的、世俗的物质利益面前一败涂地。

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根本不是知识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而是严重挑战了他赖以进行政治批判的理论基地和根本原则。

由此造成的思想震撼促使马克思冷静审视自己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启蒙精神和理性原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现代性的追随者转为现代性的批判者。

《论犹太人问题》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分，表明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蕴含着超越政治解放的努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颠倒，预示着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即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秘密。

随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德法年鉴》时期的批判视域，其成果凝结就是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篇篇幅不大的手稿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或者哲学作品，而是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系统批判的首次重要尝试，是新的批判视域全面展开的思想实验，最突出的理论创造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异化劳动学说。

这一学说深刻揭示了人类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宰治的异己化生存状况，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人文向度，成为现代性批判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成就。

由此出发，共产主义运动被定位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8]。

所谓的积极，不仅因为这一运动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根植于私有财产的运动即现代经济的运动中，而且在于这一运动是在继承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基础上完成的对现代性的超越。

同时，之前被马克思信奉的黑格尔哲学再次受到批判，思辨体系“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本质昭然若揭。

这些思想成果在随后发表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得以巩固和扩展。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基本确立的标志。

《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出发，以阶级关系为切入点，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逻辑进程;在高度赞扬资本开创的现代性的同时，又对现代性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对待现代性的一贯立场。

与此同时，《宣言》不仅用大量篇幅批判了现代意识形态和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而且特别注重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详细阐述了承担实践批判使命的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目标、任务及行动策略，并将超越现代性的终极目标定位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可见，从《德法年鉴》到《宣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价值诉求、最终目标已日渐清晰并趋于定型。

至于《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则的深入研究、对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现代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的批判性分析，在此也不再赘述，只需指出下面这点即可：尽管现代性批判的课题化是后现代思潮兴起以后的思想事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批判资本原则为核心，来揭示现代性的“双刃剑”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扬弃和超越现代性的正确路径，始终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心所在，这一批判不仅为现代性批判打开了新视域，而且为当代思想家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和思想遗产。

二、批判路向：形而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判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欧美思想界对现代文明的深深忧虑和广泛反思，直面现代社会弊病和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寻求产生问题的根源和解决之道，成为众多具有人道情怀的思想家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振聋发聩，成为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显著标杆;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和形而上学危机的哲学沉思引发了西方学界蔚为大观的人文主义思潮;以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其与马克思思想独特的因缘而引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苏联公开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现代性批判增添了新的思想变数，掀起了一场范围广大、论辩激烈的重新认识马克思的高潮，成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

而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的后现代思潮不仅把现代性批判引入普罗大众的视野，还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性弊病的尖锐性、紧迫性。

虽然现代性批判的议题吸引了众多学派和学者，可是，彼此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并非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从思想根基处观察，大体可以把现代性批判分为两个路向：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

分判的主要标尺是：批判是否深入到“现代性”产生之现实根源资本原则，抑或依然停留在观念论的某种形式中。

这意味着要真正完成现代性批判，就必须完成对资本原则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直接指向人的生存问题。

因此，对现代性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理当着眼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不应沦为某些书斋式的学者喜好的形而上学思辨，因为这只会使现实问题处于无解的遮蔽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他始终坚持把对资本原则的批判与解决人的现实生存，特别是劳动者陷自身于极度贫困状态结合在一起，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探究人的生存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