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刘会强王文臣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04期

摘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在给现代社会带来“普照的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病症。于是，资本批判就成为现代性批判的焦点。在众多的批判理论中，主要有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路向。海德格尔从技术的本质入手，剖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探究解决危机的路径，其观点不乏深刻之处，但最终没有超出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学窠臼。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一方面明确认定资本原则才是时代病症的根源所在，而解决危机的途径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指出，基于生产关系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是批判现代性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抽象理性。正是在这两方面，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原则;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将问题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紧紧抓住资本批判这个枢纽，不仅揭示了现代性病症的表现、成因和本质，而且提出了破解现代性难题的方案和路径。17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所谓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还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背后无不闪现着资本原则的身影。这足以说明，尽管时间流逝，资本原则依然是左右着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批判依然是理论思考绕不开的话题所在。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现代性批判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2）现代性批判存在形而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的路向;（3）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所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廓清现代性批判理论迷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病症与诊断：资本原则与人的生存

从本质上讲，世界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原则成为社会发展的控制力量。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机器工业战胜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生产方式质的改变，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体现则是自由、人权思想与三权分立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发生在17、18世纪的三大运动——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宣告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样式在这三个具体领域的确立。对此，马克思强调，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大踏步向我们走来[1]，世界历史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以此表达了他关于时代发展的利与弊的总判断。自此，以解决时代弊病为己任的思想家，都把目光投向资本原则给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种病症，以期能够找到关乎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为现代社会“普照的光”[2]，资本原则造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一个将自然界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探索和利用推向极致的时代，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不过，资本原则在带来普遍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自身无法

克服的种种弊端：从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异化劳动”，到当下全球瞩目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等无一不是这种弊端的具体表现。现代社会这种悖论式的矛盾状况被统称为所谓的“现代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则集中表现为对资本原则的批判。此种批判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治愈时代病症的良方、消除诸多社会弊病，更为根本的是使人的生存不再受到“现代性”危机的威胁。就此而言，现代性批判关乎人的生存与现实生活，是直面人类根本生存问题的现实批判。

之所以说现代性批判直接关切人的生存这一根本问题，其缘起可以追溯到欧洲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形态转换、历史进步视角的观察，社会发展由古代转向现代，理应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普遍性的质量提升。然而，市民社会的先知们在评价财富创造、总结社会发展、言说社会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事关人类自身生存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病症。卢梭关于技术进步带来了物质富裕却导致道德堕落的批判振聋发聩，就连亚当·斯密这位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鼻祖，在其著作中也不无感叹地指出，“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4]。一种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已然成为一种事实——这种事实不仅是近代社会发展初期的社会病症，而且更是当今社会的最大病症之一。即便是黑格尔也就此指出：“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5]而在新近面世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这样写道：“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6]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各国学界、政界的高度关注，只不过再次确认了一个严峻的现实——贫富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力图找到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良方。

可见，无论采取经济学还是哲学的视角，诊断时代病症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都表现为对人生存问题的关切，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批判在不同思想家那里以各自方式展开。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时代的地平线上。这种批判之所以说是崭新的，是因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的批判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并由此定向，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性互相支撑的两大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7]，前者构成现代社会现实生活全过程的核心和枢纽，后者是扎根于现代生活并为之辩护的现代意识形态诸形式。在这里，没有必要详述这一视域开启的全部進程，仅扼要提示从最初启动到基本成熟的大体情形即可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发表在《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以说是新视域开启的最初尝试，直接动因则是马克思主办《莱茵报》时遭遇的关于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个问题为什么令马克思陷入思想的苦恼？因为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所奉行的“理性的法”和人道原则在现实的、世俗的物质利益面前一败涂地。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根本不是知识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而是严重挑战了他赖以进行政治批判的理论基地和根本原则。由此造成的思想震撼促使马克思冷静审视自己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启蒙精神和理性原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现代性的追随者转为现代性的批判者。《论犹太人问题》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分，表明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政治解放的限度，蕴含着超越政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