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的派遣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的派遣

摘要：1872年7月12日，三十名中国学生登上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邮舱，淮备横渡重洋去美国留学。这是洋务派经奏准派遣出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在整个洋务运期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达209人。在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些比较粗糙的有关留学生的选拔制度、学生流向、管理制度，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接受西方教育的首批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留学生；洋务运动；管理制度

引言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识之士的倡导、培养外交和海防人才的需要，在“中体西用”理论的指导下，洋务派向美、英、法、德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开了近代中国留学生派遣之先河。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留学教育是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拟对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及作用作一探讨，为发展当代社会的留学生教育提供借鉴。

一．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背景

（一）近代政治形势的变化，为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政治土壤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清王朝的声威在英国的枪炮轰击下一扫而尽；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遍及18 个省，长达15 年之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内忧外患接连发生，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迫使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至尊观念，不得不勉强做出从“剿夷”到“抚夷”“师夷”的角色转变，开始睁眼看世界，试图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于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一部分官僚开始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可以说，这种形势的变化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政治土壤。

（二）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和强大。尽管整个满清王朝仍然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

中国的落后，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洋务实践过程中，深感科技人才缺乏，也在努力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找中国“自强“”求富”的方法。曾国藩认为“: 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每治一艺，每制一器，皆系父子相传，世继其业，然后通微合模。愈久愈精。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人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1]李鸿章认为“: 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2]左宗棠认为“: 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借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3]容闳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4]在洋务派的促进倡行下，留学生派遣终成现实。

（三）出于培养外交人才和加强海防的需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清政府急需一批外交人员。同时，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清政府急需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洋务派在国内积极创办洋务学堂，聘请洋员相继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

文馆以及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许多洋务学堂，但是洋务学堂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的需要，不能满足海防的需要。学堂学生毕业少则需七八年，多则需十几年，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他们还只是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涉及外交事务，往往会出现笑话。学习西方的东西，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选派人员“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

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搜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5]

（四）列强为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他们也迫切要求中国保持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更方便地把条约中的权益变成现实的特权，消化这些既得利益；他们也希望与清政府保持某种联系，特别是帮助清政府培养一批“人才”，并通过这些所谓的“人才”影响中国政治，进一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1868 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第七条内载“: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6]1880 年签订的《中美续修条约》内载“: 中国商民如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以及随带并雇用之人，兼已在美国各处华工，均听其往来自便，俾得受优待各国最厚之利益。”[7]这些条约的签订，给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使之“合法化”，并成为可能，因此，为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条约依据。

二．洋务运动时期关于留学生派遣的流向﹑选拔和管理制度（一）留学生的选拔制度﹑流向

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清王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曾国藩、李鸿章认为：“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日选材，一日筹费。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于是，为了方便选材，清政府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札饬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颖幼童年十三四岁到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縻费。”对考试内容有严格的要求，包括：“其一、资性聪颖，身家清白的学童，由亲属自愿与地方官签志愿书，身体健康，方为合格。其二、文化考试。考试科目为汉文的写和读，懂英文的，还需考英文。考试合格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英文至少一年，然后再正式赴美留学。”[8]在学习过程中，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