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

•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权主义思想的多维透视李利（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14）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意识流小说的开拓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她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再次掀起了伍尔夫研究热潮。

近年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其女权主义思想和同性恋倾向方面。

本文拟从她成长的家庭、男权统治秩序及她幼年遭遇的性侵害来透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渊源。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权主义思想；家庭环境；男权统治；性侵害弗吉尼亚・伍尔夫堪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不仅因其以《到灯塔去》、《海浪》等作品扬起了意识流的风帆，而且还以《一间自己的房子》吹响了女权主义的号角。

但在四、五十年代，英国文学评论界却对她颇有微词。

从70年代以来，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却又涌起了一股对她重新研究的热浪，人们研究她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她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及其文学评论，甚至有人研究她的“发疯”、癖好、相貌等等，因此她再次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她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女权主义思想和同性恋倾向方面。

但这位曾多次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发表了无数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著及众多小说、并提出了许多女性文学话语权利的作家却“拒绝承认她所持的‘女权主义’立场，甚至对‘女权主义’这一称谓都十分反感”（伍厚凯，1999，p. 321）。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与她成长的家庭、男权统治下的社会大环境及早年所受的性侵害等密不可分。

本文拟以多维视角透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渊源。

笔者以为，伍尔夫之所以否认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是因为任何文学作品一旦被贴上“主义”的标签，则和时代的政治背景休戚相关。

而时代过去了，就意味着该作品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光环。

因此，几乎所有作家都不愿意其作品被冠以“主义”。

伍尔夫也不例外。

尽管她拒绝承认自己所持的“女权主义”立场，但她的小说却处处洋溢着饱满的女性意识。

其处女作《远航》就漫画式地描绘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形象。

她高谈阔论，风头甚劲，试图为女性争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却处处以帝国的男性统治者和政客为楷模，潜意识里无法摆脱男权体制的控制。

主人公这无奈的处境表明了作者的忧虑与彷徨，同时也启迪人们，妇女必须为争取权利而行动；《夜与日》运用了象征手法，“夜”代表女性，意指想象、情感和直觉，而“日”则代表男性，涵盖着对事实、理性和逻辑的崇尚。

这一主题蕴涵了男女两性的对立互补，应相互融合的关系；在《雅各之室》里，作者凸现了男女两性之间无法协调的裂痕，也强调了两性之间的沟通无比重要；在《到灯塔去》中，兰萨姆夫妇的品质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男性死板僵化，恪守逻辑，女性灵活敏锐，无所不思，体现了女性对事物及人际关系深刻的洞察力；在弥漫着幻想色彩的《奥兰多》中，主人公经历了400多年之久的人世变幻，其性别也在沧海桑田般世事变迁中阴阳交替：他由起初的翩翩少年、王室宠臣转而变成了花容月貌的少妇，并创作了47部作品。

在这个身兼两性的人物身上，无疑寄托了伍尔夫对于性别的思索，也是值得后世女权主义者反复玩味的不可忽视的杰作。

在《一间自己的房子》里，她明确提出了“双性同体”的美学思想，这部著作可谓其女权主义思想成熟的标志。

她批评作家执着于自己的性别，都用自己头脑的单一侧面在思考与写作，便都不是自由的、完美的。

她指出这既不能归咎于男人，也【作者简介】李利（1965－），女，陕西蒲城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英美文学。

74不能归咎于女人，应归罪于一切使人特别感觉到“性”的人以及他们所铸造的传统观念体系。

她认为理想的艺术家应该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兼容，两性交融才是优秀作品的创作源泉。

从以上作品的题旨，我们不难看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无疑具有清醒的女权主义意识。

虽然在以往的一些文学史中，她被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唯美主义艺术家。

然而，她的作品如《一间自己的房子》、《三基尼金币》、《论妇女与小说》、《论简・奥斯丁》及《空袭中的沉思》等却充分证明了她对妇女与文学及反男权战争的思考。

她犀利的笔锋直指男权社会。

她认为，男性撰写的历史使女性处于失语状态，阉割了女性作为人类的另一半的话语权；父权制使女性成为作家的道路举步维艰；相对于男性，妇女文学具有一些男人所无法企及的独特的品质；战争和男权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而女性品质则可以使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厄运。

她将战争与男权联系起来，这独到的见解无疑表明她的性别立场。

在纳粹炮声隆隆中，她以《三基尼金币》发布了独特的反战宣言。

此后，她在给一名律师的信中反诘到：“难道不是父权制度使你们趋向战争吗？”她认为妇女天生具有和平、抚慰的特质，可以极大地缓解男人的攻击欲、狂妄和凶残。

然而，“许多大门还对我们妇女关闭着，或者最多只是开启了一条小缝。

”她还将家庭中的男权主义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关联起来：“众人的世界与自我的世界紧密联系，前者的暴政奴役衍化出后者的暴政与奴役。

”在她看来，要解决战争问题首先得解决妇女问题。

如果不解决男权统治下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问题，那么男性操纵世界的姿态便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故而，她的《三基尼金币》“是那一时期批判上层人物和国家纠结在一起的纳粹精神的最激烈的作品”（S.M.Gilbert & S.Gubar，1985，p. 1225）。

由此可见，伍尔夫以其言其行彰显了女权主义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的艰辛历程。

她不断追求男女平等，渴望用一种双性同体的心灵进行创作。

同时，她又肯定了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和明显的女性风格的存在。

毋庸质疑，她是女权主义思想举足轻重的发轫者之一。

她这一思想的形成根植于其成长的家庭、男权统治下的社会体制及早年所遭遇的性侵害。

她出生于19世纪末期的一个知识贵族之家，貌美惊人，才华横溢，气质非凡。

其家学可谓源远流长，家庭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从事法律、教育、写作或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

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1904)是19世纪的著名作家和编辑。

姑妈卡罗琳・爱米丽亚打破世俗，终生未婚，写了许多著作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对伍尔夫影响极大。

另一位对她思想有所影响的女性是萨克雷的长女、莱斯利的前妻哈丽特的姐姐安妮・伊萨贝拉，伍尔夫亲切地称这位女作家、萨克雷著作编辑者、女权主义者为“安妮姨妈”。

《夜与日》中的希尔伯里夫人即以其为原型。

此外，伍尔夫受父母的影响根深蒂固，她反复申说对父母的回忆缠绕了自己终身。

父亲正直、严格、富于理性和强烈的道德感是他突出的性格特征，但他身上也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维多利亚时代1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中心社会，男性家长享有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

父亲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正直善良的品德，但仍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态度：既温柔又严厉，既尊重又轻视，潜意识里具有对女性的君临统治欲。

他理论上相信妇女受教育的重要性，但实际却把钱都花在男孩身上。

伍尔夫从年幼时就非常愤慨于父亲把全部资金都提供给男孩的良好教育，而女孩却只能接受杂七杂八的家庭教师的仁慈施舍，这种愤慨之情正是形成她女权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

而她母亲一生的奉献与所求也促使她反思女人的社会及家庭地位。

她母亲是“一个美丽的19世纪中产阶级的妇女”——“她似乎全面证实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行为的典范”2，即男权中心的社会规范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女性，女性所承担的是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相当繁重的家庭经济事务的管理者。

她称母亲这类女性为“房子里的天使”3，是男权社会观照下的产物。

母亲也认为“服务，就是女性最高天性的完全实现”。

她的反女权主义者思想更是令伍尔夫为女性哀其不幸，鸣其不平。

伍尔夫也曾在要么接受命运的摆布要么奋起抗争的两难境地1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 1819-1901）统治时期，即1837-1901。

2 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85.3源于维多利亚时代一首描写理想家庭生活的流行诗歌，题目为《房子里的天使》，作者科文特里・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 1823-1896）。

75中挣扎徘徊。

比如她早年偷偷到父亲的书房广泛阅读的经历有时就让她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我，一个女人，有什么权利读所有这些由男人写出的东西？”（伍厚凯，1999，p. 29）。

她对男性社会的这种怨羡情结实在是一时难以释怀，因此她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大多也都怀有怨羡情结。

所谓羡慕是人们对于具体的人或物的一种内心艳羡和仰慕，它唤起人的想象、幻想及仿效冲动；而怨恨则是一种内心的抱怨和仇恨，它激发嫉妒、报复或复仇的冲动。

人们总是热切地羡慕着某种比自己优越和高级的人或物，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愈是羡慕却愈增怨恨，而愈是怨恨却愈增羡慕，从而导致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互交织的深层体验心理。

伍尔夫对于哥哥们能上大学、能和朋友自由通信探讨问题就羡慕至极，而这种羡慕就成了她更专注于阅读的直接契机，仿佛她正在同处于优势地位的兄弟们竞赛，同男权社会的教育制度进行着抗争。

她的这种怨羡情结还表现在她对父亲的热爱与怨恨之中。

她在1928年11月28日的日记里这样写到：“今天是父亲的生日。

他要是在世的话，就96岁了，是的，今天96岁：……不过幸运的是没有。

要是那样他的生命就会扼杀我的生命。

会发生什么事呢？没有写作，没有作品——不可想象”（伍厚凯，1999，p. 33）。

在母亲朱莉亚去世后，父亲的情感捕食便转而以儿女们为对象，她激愤地写到：“正是那个暴虐的父亲——那个苛刻的、暴烈的、做作的、佯装的、自怨自艾的、装聋作哑的、哀求的、时而可爱时而可恨的父亲——那时候统治着我。

这就像和一头疯狂的野兽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伍厚凯，1999，p. 56）。

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所受到的精神煎熬。

此外，导致她女权主义思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男性的严重的性侵犯。

她6岁时就受到两个异父兄长的猥亵，一直延续到她22岁。

这种“羞耻感”极大地影响和扭曲了她的人格建构过程。

她害怕照镜子，“照镜子的羞耻感持续了我的终生”（伍厚凯，1999，p. 61）。

她埋藏在潜意识里的那种对性的恐惧极大地危害了她的心理健康，严重毁损了她的完整人生。

她早年的这种强烈的性屈辱体验，促使她深刻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

她在叙述受杰拉德尔的猥亵时，说自己当时曾感到难以言说的愤怒和厌恶。

这种感觉使她清醒地意识到，承受来自男性的性凌辱和性压迫，乃是女性难以逃避的历史命运。

对她而言，侵害她的男性不仅代表着男性霸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压迫，而且体现了男性的傲慢虚荣和强烈的权利之欲、统治之欲。

因此，所有这些经历纠结在一起就构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思想体系或艺术创作方面极其明晰的女权主义思想。